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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货币政策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探析
内容提要：当前，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现阶段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更为有效，只有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加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
关键词：利率 货币政策 农村经济增长
一、利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传导中的特殊性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调整已成为影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在我国农村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土地和信贷)在我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市场化进程中，认清和解决以信贷及利率为主的农村金融资本运作，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利率传导机制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偏差
利率在影响一个地区经济产出的作用是最直接的，虽然许多
经济分析常常假设只有一种利率，但实际上必须意识到存在多种利率，且它们的作用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一种完全典型的利率传导机制，但变相的利率传导仍然在发生作用，只不过它是隐性的，通过变相提高利率或提高信贷条件等非利率壁垒的替代效应，起到了与利率上升同样的作用。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对称，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凯恩斯十分关注公共投资政策的作用，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分析，是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实施对投资的成本收益影响来进行的，即货币政策效应是通过名义利率传导的，他的传导模型是M—i—I—Y。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样的，可以分为投资传导、消费传导、出口传导以及资产重置效应、财富效应传导等。如果我们把货币政策的传导划分为在金融部门的内部传导和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的外部传导，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中信贷效应则举足轻重，而在内部传导中利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我国的主要传导机制应该是：i—M—L—I—Y。在这里，货币政策的传导增加了信贷环节，过程延长了。
上述传导机制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较为理想的存在方式，而在我国农村还有不同的表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学水平、生产技术较落后，工业化程度
较低，土地利用
效率、边际产出效益不高，农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确实普遍存在，但大部分是农产的小额信贷需求。因此，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在调节农村资金供求过程中，常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波动趋势相同，利率越高，农村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越倾向于非农领域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农产资金的支出结构主要是生活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尤其以前者比重较大。教育、养老、医疗体制不健全使农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要远远高于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而且，这种预期与利率变化是同向的，也就是说，利率越高，农民对未来的保障越担心，对通过增加信贷提高生产性投资越失去兴趣。弗里德曼开创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核心部分。该理论认为，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并不富裕的我国农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扩大再生产投资兴趣不强的原因。
(二)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
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改革促使农业银行从农村市场撤出了许多
基层机构，并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组织，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的大量资金又倒流到城市，使得农村资金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农村信用社以占全国金融机构 12%左右的储蓄存款份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可见，满足农民的基本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已独木难支。
200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8个县市的8家信用社推出了允许存款利率上浮30%，贷款利率由 50%扩大到100%的试点项目；2003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出台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放大，从原来
央行规定的100%扩大到200%，最高上限可为基准利率的2.3倍，此举亦被称作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中“最具突破性的政策供给”，目的在于进一步通过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以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无疑，如果能够按照实际的资金供需状况确定科学、合理的利率水平将有助于吸引农村地区的资金回流、缓解当地资金供需紧张。事实上，试点初期确实尝到了政策的甜头，不但吸引大量存款，而且抢占了一部分民间金融资本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么统一定价，要么一浮到顶，既丧失了利率的灵活性，又缺乏制定的科学性，例如，由于农村地区的贷款需求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利率的制定却不够灵活，导致贷款需求旺季的风险可能在淡季集中体现
出来，等等。
尽管存款利息增加对一些
存款人的确具有吸引力，但金融机构为维持原有存贷利差必须提高贷款利率，这就直接增加了贷款者的资金成本，在成本转移过程中，资金的定价必须要准确、动态地综合当地资金供需状况、资金成本和民间利率等诸多因素，因此，这又将农村金融机构陷入新的两难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从长远看，这种在农村地区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在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收效甚微。
二、低利率货币政策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一般认为，高利率能够真实地反映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孱弱的时期，高利率确实导致了农村储蓄存款的增加，但农村金融机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不高，存款聚集起来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倒流反而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造成我国利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现象。“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资本的形成，降低了资金的利用
效率，应该提高实际利率以促进收入的增长。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二者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即实际利率越高，农村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亦然。这与“金融抑制”理论有较大的出入。
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1998年之后，我国农产品过剩问题相对严重，主要表现是：第一，粮食过剩问题突出，但主要农产品供给却没有发生明显波动；第二，受农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出现了结构雷同，农产品出现了全面的卖难，无论是在品种上，还是在地域上，发生的范围都要比以前广泛
。这种现象意味农产品短缺时代的结束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基于帕加诺模型的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安翔，2005)。当实际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农村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1个百分点。这与麦金农(1973)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以消除“金融抑制”现象，高利率真实地反映了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同时抑制低效率的投资活动，使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但是，我国农业属于传统产业，主要农产品已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比较利益下降，因而社会对农业的投资意愿很低。同时，我国的储蓄却不具有利率弹性，资金逐渐过剩。此时，提高利率必然会使投资需求继续降低，储蓄继续增加，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更为严重的抑制作用。
鉴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征与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情况中“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业的投资利润率逐年降低”十分类似。政府在执行利率政策时，不应采用“金融抑制”理论中提高利率的手段，应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某些对于城市或工业经济有益的政策手段(如提高利率遏制某些行业投资过热)可能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侵害农民的利益。因此，在利率政策问题上，低利率货币政策或许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低利率政策要实现差别化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贷款的比重与其在GDP中的份额极不相称。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3，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但两者的贷款均只占总贷款的1/20左右。即使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要求
后，2004年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的最高值也仅为5.5%(增长了0.5个百分点)。
在农村市场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并非要“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完全拘泥于资本边际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所以，应该根据“三农”特点在不同的经营环节和作业形态上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主要表现为差别利率。
由于我国正规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目前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单一模式的农村金融体制无法兼顾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别，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农产和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时间上，由于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金融服务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空间上，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金融服务需求也各不相同。而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贷款方式、内部管理及激励机制相差不大，难以对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在农业不同的产业链条上，有的具有商业金融需求，有的具有政策金融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让政策性金融或商业性金融单独一统农村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主要满足农产品加工、运输环节的资金需求，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
资金价格—利率进行风险定价；而政策性金融涵盖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种植环节，政府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应给予有限补贴，委托规范的商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政策金融正在由政府主导模式逐渐向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国家指导和有限补贴、利率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重点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稳健经营。
四、低利率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金融创新
回顾我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利率改革又滞后于金融改革。可见，利率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点。要解决农村金融中的利率问题，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进行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的核心在于，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行事，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市场失灵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某些金融难题，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上，除了在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业边际效率上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限制农村资金的流出上有新的思路。虽然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欲提高农村信贷资金的比重收效甚微，但我们还是看到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通常是依靠非正规渠道来实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既然某些非正规金融能够保障信贷活动的安全，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好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允许地方政府遴选不同特点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态进行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将其转化为正规的金融组织。也就是说，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供需媒介，如果能够提高融资的效率，甚至将非农资金引入农村领域，并且这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但会大大降低因“金融抑制”带来的农村资金外流倾向，而且还能降低实施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本和创新的风险。
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是多方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如果说农村资金的“逃离”是对农民的抛弃、对农业的放弃、对农村的漠视，国家则应该采取一些
行政性子预措施或者给予某种补贴，但不能否认的是农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且有潜力的金融市场，不然非正规的民间融资渠道(甚至是高利贷形式)也不会屡禁不止。由于目前大多数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不符合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自然不足。因此，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由多个经营范围、方向、重点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完整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三农”国策的实施。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197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刘紫凌、黎昌政、张琴：《农村金融与经济“双抑制”怪圈亟需破解》，新华网2006年1月5日。
3.张改清：《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及均衡路径》，《农村经济》2005年第11期。
4.安翔：《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经济问题》2005年第10期。
5.鲁靖、邓晶：《中国农村金融行为与金融创新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6.蒋俊鹏、郭沛：《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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