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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让渡的配合。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实现利益让渡需要人们能够理性对话，促成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让渡的必然性形成统一的认识，并且达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合作共识。在利益让渡过程中，还需要选择社会合作式的让渡方式，包括“资源共享”式利益让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让渡和“协商妥协”式利益让渡，以实现最佳的利益让渡目标。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存量改革；利益让渡；社会合作；改进效应
[作者简介]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能否顺利地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利益让渡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让渡的配合。因此，探讨以社会合作的形式进行利益让渡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利益让渡的可行方法及效果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急需利益让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①，全面深化改革面临两大阻力――利益固化的藩篱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世界各国既往的改革经验和教训表明，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改革很难深入推进，因为改革要推进，势必进行利益调整，从而导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等相互博弈，并且可能会异化为不同利益群体对既得利益的全力维护，以及对改革新生收益的全力争夺，从而撕裂整个社会。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未来的改革不仅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②，而且全党同志都“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③。2015年，习近平在作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时更是明确警示，如果改革推进的不好，“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④。可以说，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消除利益固化局面，在改革中化解风险，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前提下，排除极端的激进的做法，消除利益固化的主要渠道就是进行利益让渡。所谓利益让渡，就是指某一或某些社会行动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向其他社会行动主体让渡出部分利益，希图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无论是进行增量改革还是进行存量改革，都急需进行利益的让渡。
从增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增量改革能否推进将直接取决于存量改革的成效如何。增量改革主要是通过改革创造出新的收益，并且对这些收益进行普惠性分配，这类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只有受益者而没有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是一种“皆大欢喜”型的改革，改革推进的阻力较小。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增量改革未来能否深入关键就在于相关的存量改革能否成功。例如，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增幅下降，未来的增量改革如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职中专学生逐步免学杂费等举措，所需的资源就只能从存量改革中获得，这时增量改革就会直接与调节过高收入、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渐进式延迟退休等存量改革直接相关，这时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包括人人自愿地进行利益让渡，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共享”。⑤
从存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直接进行利益让渡的存量改革比以往也明显增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存量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直在推进，但这种存量改革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让一方将利益让渡出来，没有直接的利益受让方；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类存量改革仍然大量存在，近两年推进的如反腐败、权力清单、全面依法治国、绿色化等都是需要一方进行利益出让的存量改革。更重要的是，除了这种传统的单方利益让渡型的存量改革之外，更多的存量改革是在两个以上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增损的存量改革。例如，早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普九”、高校扩招等，而现在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高校招生名额省际之间调剂、异地中考高考改革等，是在突破利益固化，防止社会流动缓慢化，它需要直接从一个或多个利益群体中拿出利益，并且直接将之转移给另一个或多个利益群体，这种既有直接受损者又有直接受益者的改革，最易引起人民内部的利益之争。如果作为利益出让方的利益群体强烈反弹，很多存量改革就可能会出现“空转”现象，即耗费了大量改革资源，但最终改革却不了了之。极端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跑步机”式改革，即为了对利益对立各方进行均衡，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采取“明改而实不改”的方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短期内具有很强的迷惑力，只有在十几年几十年后回望之时才会发现所有利益各方的利益都没有得到满足，社会整体利益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因为改革而有所下降。可以说，无论是出现以上哪种改革后果，都会使社会整体利益受损，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徘徊不前。
二、以社会合作推进利益让渡
从人性角度看，无亲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能够进行广泛的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⑥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促使人们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⑦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为了不引起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顺利实现利益让渡，更需要社会合作意识和社会合作行动的配合。也就是说，社会合作是利益让渡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以社会合作意识和行动推进利益让渡，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一是实现利益让渡需要不同利益群体在思想上摆脱极端意识的束缚。若所有人都普遍具有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认为改革过程中自身获得较少而其他群体获得过多，利益让渡就很难成为现实。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都比较敌视，难以在利益出现冲突时保持较为理性开放的态度，更谈不上相互?g进行利益让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所说：“人的善良或邪恶，是由于有一种符合一致利益使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有一种背道而驰的利益把他们划分开来”。⑧ 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定要摆脱极端意识的束缚。一方面，相对强势群体要摆脱“精英”意识的束缚。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相对强势群体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其经济地位、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都在上升，就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我是精英”的意识。这种精英心理会无意间将自身与普通民众尤其是利益受损群体对立起来，使利益出让的难度增大，利益固化格局无法调整。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群体也要摆脱“无条件同情弱者”意识的束缚。人类社会天生有同情弱者的群体意识，我国自古更有平均主义的思想传统；由于存量改革需要从强势群体身上拿出利益，于是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示弱”效应，很多社会群体都会自认是弱势群体，从而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无限泛化，届时真正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就会被淹没，他们的需求的迫切性就会被稀释和淡化，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未来我们所要做的是“有条件地同情弱者”，即要区分哪些弱势群体是值得同情的和必须同情的。⑨
正如美国学者科恩指出的：“如果对立各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护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就必然会毁灭。”{13}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当社会成员学会依据一定的规则、利用利益妥协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只有当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和利益妥协已经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方式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资源共享”式利益让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让渡，还是“各让一步”式利益让渡，未来利益让渡方式的完善，最重要的着力点应当是，确保在即使没有一个强大外力的主导，不同利益主体也能够自主地通过协商和妥协顺利地实现利益的让渡。
四、利益让渡的改进效应
利益让渡的结果如何，是评价一种改革措施和利益让渡形式优劣的最终标准。从理论上看，通过社会合作进行利益让渡可能会产生三种完全不同的改进效应。
利益让渡的最佳改进效应当然是帕累托改进，即至少有一个利益群体在利益让渡过程中获益，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受损者，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增加。如果所有利益群体都从利益让渡中得到利益盈余，那么理所当然地属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了。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帕累托改进是常态现象，甚至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有可能会出现。但在存量改革时期，由于涉及利益增损，这种帕累托改进仅存在于理想状态中，现实中很难寻找到其实践形式。
利益让渡最糟糕的改进效应是改革效应为负，即利益让渡后，利益出让方剥夺感严重，利益受让方获得感不强，社会并没有因为利益让渡而实现总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利益让渡过程中和让渡完成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既得利益群体开始采取保守的自我保全策略，而相对弱势群体也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行动策略，公众没有形成社会妥协意识，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等利益让渡的基本规则也被抛之脑后。这是所有利益主体都不愿意见到的客观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类负改进的结局，关键是在进行利益让渡时，利益让渡所需要的社会合作状态等前置条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第三种改进效应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1939年，福利社会学家约翰?希克斯在评估不同的公共政策效果和经济状态时提出，在一种状态下，如果一种改革使改革受益者的所得足以补偿改革受损者的所失，并且已经找不到进一步改进的余地，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就达到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成功的谈判和协商可以使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变成帕累托改进。但由于实践中总会有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成本一般为正，因此这种转变也是不可操作的。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标准，如果能使社会整体收益增大，变革也可以推进，关键是要确定好补偿方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存量改革日益增多，这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应当成为大多数利益让渡型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利益让渡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但利益让渡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可能却一时间无法完全得到满足，在改革共识和合力没有完全形成的前提下进行利益让渡，将是一种常态。为此，未来在实践中不仅要利用好合适的利益让渡方式，更要促成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让渡的必然性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改革推进的状态，持续对全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充分的社会讨论，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50，57-58.④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3.⑥韦倩、姜树广.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J].经济研究，2013（11）.⑦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J].读书，2014（1）.⑧转引自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60.⑨王道勇.存量改革时期的利益协商与社会合作[J].教学与研究，2015（11）.⑩[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c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11}[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91-92.{12}郑杭生.抓住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这个关键[J].求是，2013（7）.{13}[美]科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86.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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