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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对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7年以来,中国猪肉市场价格一直表现出异常的波动。对此,有学者在深入分析后认为,猪肉价格的频繁异常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猪的供给量的减少,而供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市场自身周期性波动的结果[1,2]。因此为了调控生猪市场价格,必须增加生猪的供给量。然而由于盲目投入、无规划养殖、注重短期利益、土地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规模化养猪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为了提高国内的生猪供给量,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如2007年7月份以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同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保费由政府负担80%,养殖户(场)负担20%。2012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又联合出台了《2012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对全国所有饲养能繁母猪的场(包括规模养殖场、养殖户、种猪场和散养户)每头能繁母猪补贴100元,补贴资金由国家承担(其中东部地区由地方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3]。
这一系列的补贴政策无疑大大鼓舞了养殖户(场)业主饲养能繁母猪、促进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但是究竟对促进养殖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补贴政策所产生效果的思考和研究。文献综述
散养户与规模化养殖户相比,由于在疫病防控、猪肉质量保证、稳定投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即使散养户的数量大也对增加生猪的供应量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增加生猪供给量必须提高规模化养猪户所占的比例[3]。对于如何扩大养殖规模,国内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如姜冰等[4]定性分析了中国发展规模化养猪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张颖等[5]认为选择优良品种猪、坚持预防为主的防疫原则、提供营养全面的饲料等措施可以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齐秀华等[6]分析后认为,提高管理水平、防疫、品种等可以显著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李桦等[7]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认为,户主年龄、收入满意度、合作社和政府服务可以显著影响到规模变动效益。但是这些研究均没有涉及到政府实施的生猪补贴政策。
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植业上,如王姣等[8]利用pmp模型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虽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大但是可以明显提高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吴连翠[9]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万敏等[10]通过对湖北省5县市的调研发现,种植业惠农补贴政策能够起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是相关措施不配套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补贴政策的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种植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关的政府补贴对生猪养殖业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补贴能否达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除了政府补贴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生猪的养殖规模,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研究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同时结合养殖农户养猪的内外环境因素,以政府补贴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意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2年7~8月份对四川省资阳市生猪养殖农户的调查。由于能繁母猪补贴是政府对生猪养殖补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选择能繁母猪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之所以选择四川省资阳市作为调查地点,主要是因为四川省不仅是养猪大省而且是政府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省份,同时,资阳市的养猪农户的数量较大,因此调查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政府补贴对养殖规模变动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用了农户问卷调查和个人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问卷内容包括养猪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养猪状况及疫病状况、借贷情况、收入状况、所获得的公共支持状况等问题。调查地点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和祥符镇的4个自然村。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7.5%。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还对养猪农户进行了个人访谈,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很多农户家中的养猪栏空置或被挪作他用。在与农户访谈时了解到,2007年以前资阳当地农村基本家家户户都养有生猪,但到了2011年调查时期很多散养农户已放弃了养猪。当被问及放弃的原因,大部分养殖农户都反映饲料成本太高,养猪的利润太低。而对于本研究所探究的政府给予的生猪补贴,大部分养猪农户反映都听说过,而当地的政府补贴主要是能繁母猪补贴,而非养肥猪补贴。因此本研究用是否购买能繁母猪获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用是否愿意扩大养殖规模作为养殖规模变动意愿的替代变量。
2.2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2.2.1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养猪农户,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8.72岁,这说明养猪农户以中老年人为主。由于调查对象年龄偏大且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养猪农户的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由于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因此只有28.6%的调查对象是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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