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北方环境对文化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社会生活的胡化现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 中原汉族 社会生活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1]（五行志）不过当时这些物品也只局限于少数汉族统治阶级使用，还没有十分的普及到下层群众。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器物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百姓之家。
中原汉族的服饰吸收了少数民族众多的的服饰内容，使得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样式。如流行的服饰样式貂蝉，就源于少数民族。“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2]（舆服第一·貂
蝉）还有冠饰的变化，《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搭耳帽本是少数民族，经过改变成为军队的帽子。而“靴鞋”之类，亦是胡人之物。“靴者，盖古西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 黄皮闲居之服。”[3]（靴笏）北朝时鲜卑人多着靴，《北史·武帝纪》下“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而当时卖靴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魏书·徒何慕容永传》“（慕容）暐即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
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使用的越来越多。“泰康中，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夫毡毛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絔头、带身、袴口。”因为使用的太过于普遍，加上当时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所以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因为“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4](卷27 舆服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杂居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衣冠逐渐的全用胡服。流行于当时的有长帽、短靴、袄子、羃离等等。各种胡服，中国尚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及全用胡服。”
[5]（卷一）
“幅巾传于汉魏，羃离起自齐隋，[6]（卷2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朱紫玄黄，各任所好。”[7]（卷45 舆服志）中国的服饰变化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朱熹曾言：“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衮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礼，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8]（卷91 礼八·杂礼）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进行，草原民族的器物在中原地区得到汉族民众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胡床的使用，在魏晋时期为人们所喜爱和重视。魏文帝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胡床，外出打猎也携带作为休息之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苏则传》载，苏则“从行猎，拔，失鹿，帝大怒，距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裴潜在任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以显示自己的为官清廉。西晋时期，胡床为各个阶层所使用，甚至抢劫之人也是用胡床。陆机在去洛阳途中，经由会稽郡时，戴若思坐在胡床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4]（卷69
在戴若思传）
除了胡床之外，还有很多的器物传入中原，为人们所喜爱。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盛，无论胡汉，使用胡物更加普遍。
（二）饮食方面。中原本是农耕地区，人民虽然不废牲畜，但是畜牧业仅仅是副产业。生活所需的资料以农作物为主体，畜产仅其补助农业，决不能容许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地，使之妨碍于农作物的生产。自魏晋以来，以农耕为基本产业的中原地区，逐渐的
渗入北方畜牧业的势力。中原生活的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由以食粟为主，转而向以乳肉为主。[9](P44)
众所周知, “食肉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史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毛毛，其性能寒。”[10]（卷49 晁错传）而汉民族传统的饮食中很少有乳制品,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使汉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十六国北朝, 随着胡汉民族的长期杂居, 饮酪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 并直接影响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饮食, 酪浆成为时尚饮品。潘岳《闲居赋》中有“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典型的是王肃改变原来的饮茶食鱼的生活习惯而逐步适应北方的饮食。《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记载: “(王)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等技术，说明乳酪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
除此之外, 胡饼和胡饭也为汉族人所钟爱, 《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 州辟别驾, 阳狂不诣, 举州追求, 乃于成都市见, 蹲地啮胡饼。”东晋名士王羲之亦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再《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 “宋公至长安, 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 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 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 离蝉欲静, 燮燮晓风, 凄凄夜冷。臣当此景, 唯能吃饼’。”可见, 胡饼在当时的饮食中之地位，胡饼已成为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另外还有羌煮、胡豉、胡椒酒、生羊烩等各种副食也为中原人士喜爱。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自泰始起来，中国尚之”。[11]（卷一四）
（三）婚姻风俗方面。魏晋时期，胡汉广泛通婚，汉族的婚姻习俗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胡风特色。如入帐交拜、催妆、跨马鞍、戏弄女婿等，基本上都是受北朝胡人习俗的影响而来的。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卷四《贬误》载：“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余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女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澡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这表明入帐交拜、催妆、新妇乘鞍、戏弄女婿等婚礼仪式都是北朝的风俗。
“‘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说的就是催妆之事，只是发展到唐代，大呼小叫的野蛮行为变成了吟咏催妆诗的文雅之举。如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召作催妆诗》：
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诗中的“百子帐”又名“穹庐”、“青庐”，是新郎新娘交拜的地方。青庐，即用青布做的帐子，亦为穹庐、百子帐。《梁书·河南传》：“鲜卑、吐谷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及至唐以后，入帐交拜，演化为拜堂之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是“弄女婿”，是指男方迎亲时，女家亲友相聚，以口头的甚至动手的方式来戏弄新郎，此种习俗在北朝颇为盛行。《北史》卷十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附“段昭仪传”载有：“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
新妇乘鞍的婚俗也自北朝时兴起，主要是取其“吉祥、平安”之喻意。“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北人尚乘鞍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卷上·婚姻之礼）
[12]由于这些婚礼习俗有美好的喻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至唐时依然盛行。此种种婚俗，“近代婚嫁，有幛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3]（卷五·花烛）
二、乐舞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在艺术方面，“华戎兼采”
[14](卷14音乐志中)
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等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并出现了很多擅长吹奏的大家。“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玉善琵琶，尤发新声”。[4]（卷23 乐志）
当时流行的胡乐主要有箜篌、琵琶、胡笛等。虽然胡乐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中原，但真正的流行是在魏晋时期。
箜篌。为当时人所喜欢。北魏高阳王元雍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善于弹箜篌，“能为《明君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年间，嫁给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住宅接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15](卷3 城南)足见其曲艺之高超，亦表明时人对此乐有很高的欣赏力。《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附孙询祖传》记载，卢宗道任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在晋阳官宦人家有专门弹箜篌的女妓，说明当时箜篌已经非
常流行，而且是黄河流域民众喜爱的乐曲。
琵琶。《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16]（卷583 乐部二十一 琵琶）从匈奴传入黄河流域。北齐时，琵琶极为盛行，举国上下皆弹琵琶。高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17](卷48尔朱荣传附子文略传）显现了鲜卑族的风貌。齐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17]（卷八 后主纪）魏成武帝时，祖珽为中书侍郎，“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者为娱。”[17]（卷47 祖莹附传子珽传）因为琵琶盛行，为当时人所钟爱，所以当时很多人以此为途径，进入仕途。北齐人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17](卷92 恩倖传·齐诸宦者传附胡小儿传）
胡笛。在西晋时期，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以适应内地音乐演奏的需要。黄河流域善于吹笛的人史书多有记载。石崇的家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传）
[17](卷33 石苞传附石向秀在《思旧赋》序文中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在赋文中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显然，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已经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器具。
胡乐在北方十分盛行，“西凉鼙舞、清乐等，一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14]（卷14 音乐志中）而且在江南地区，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西、伦羌胡诸乐舞，······并列于宫廷，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18]（乐志）
隋统一之后，文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炀帝时又改为九部乐。至唐时设置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其中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源于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唐诗中对胡乐的盛行也做过生动的描述。如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随着胡乐的传入，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逐渐的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的生活。曹植会跳胡舞。曹植在接见邯郸淳时，“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非小说数千言讫”。[19](卷21 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可见，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为曹魏政权上层所接受。晋傅玄《猿猴赋》曰：“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此句虽是赞美猿猴的舞蹈姿势，也表明傅玄看过胡舞。北齐的魏收也是“好声乐，善胡舞”。[20]（卷37 魏收传)在黄河流域本土化的胡舞后来也流传到江南地区，梁元帝《春夜看妓诗》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閤”之句。
三、文学语言
汉族在语言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精华，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曾添了新鲜的色彩。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当时学习胡语成为一种风尚。而鲜卑语的学习更是时髦之举。高欢可以兼说汉语和鲜卑语，“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0](卷21高乾附昂传)这也说明当时的北齐军人能够听懂鲜卑语和汉语。又“齐朝有一士大夫，常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业。’吾时俛而不答。”[21]（卷1 孝子篇)由此可知，在北朝通晓鲜卑语可以“以投天隙”，作为入仕的途径。《北齐书》载：“祖考微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通晓鲜卑语可以作为一种救生的方法。另据史载：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众僚，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
[22]（释法藏传）
《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说明北方汉族语言中杂有“胡虏”之音。在隋朝末年，鲜卑人陆法言著有《切韵》，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音，酌收古音以及其他地方音，建立了汉语的韵母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
当时，除能解鲜卑语之外，还能书写。庾信《哀江南赋》：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胡书即文字。而且庾元威在《论书》中称“白体有胡书”。
在文学方面。因为南北长期对峙，北方汉族主要吸收了入主中原的五胡文化，北
[7]（卷29 音乐志）朝以来的大量乐章歌辞，“其曲亦多可汗之辞”。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此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乐府诗集》称“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长短不齐。”其气势雄浑，声调铿锵，对以后隋唐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胡歌质朴刚劲，与六朝的艳曲骈文迥然不同。《隋书·文学传叙》：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手气质。《乐府诗集》称“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唐诗正是汲取其特点，尤其是雄浑的边塞诗，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和平和战争交替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凭借其优
势的生存方式，频繁的进入黄河流域，扩大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流的范围，提高了交流的程度，使中原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象，对中原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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