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_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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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

1918年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前排左五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哲学家冯友兰。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梅贻琦担任大陆清华大学校长17年,留下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的名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精神核心,如今的北大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辜鸿铭的北大根本不是一回事,早非文化思想策源地,而是培养精致利己者的大本营。上周去了趟南开去打印一本已经绝版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藤军著),从东门进去,门外还是喧嚣街市,院内顿显清净,仿佛市内“桃花源”。坐上校内电瓶车,远望大中路很有纵深感,两旁蓊郁的白杨树,罅隙下闪耀着流碎的光阴,多少莘莘学子在此走过毕业离开。沉浸在校园里,仍然让人心灵澄澈、一种安然的情愫在挥发。马蹄湖对面的小花园,是个温馨的所在,花园南边的思源堂,高大古朴。车过主楼,周恩来塑像巍然屹立,然而对面的泰达会馆更是扎眼,类似菜刀的中银大厦搞得对面的汇丰,不得不架上“两门炮”还击。这座与主楼对峙的酒店犹如翳障,引得南大校友极为不爽,陈省身先生也表达了和平的抗议之声,他曾说自己有生之年的愿望之一,便是买下泰达会馆,作为南开的对外招待所。经过化工楼,我在西南村下了车,在荒岛书店转了转,随后走到新图书馆,坐在台阶上畅想起过去的往昔。

在民国流传那么句话:天津有三宝,永利(碱厂)、南开、大公报。南开的中学教育极具代表性,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出很多专家和治国人才,尤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及曹禺等最具代表性。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

一、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作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者,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校长早先参加北洋水师学堂,正逢甲午战争,他毕业实习时目睹了“国旗三易”(威海卫由日本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升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再悬英国旗)的场面,深感奇耻大辱。正值国难当头,他思虑出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先到严修家塾教书,与教育先驱严修志同道合,两人共赴日本考察,回来创办了南开中学。

张伯苓在中学教育中提出不光从书本得到学问,还要有课外活动。在他倡导下南开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等。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有“话剧摇篮”之美誉。张伯苓提倡新剧的动因,主要是1908年去美国、欧洲考察所得的感悟。他回国后着手编写具有针砭现实特征的新剧《用非所学》,还在其间饰演主要角色。周恩来是南开新剧团的第一批会员,曾参加演出《一元钱》、《恩怨缘》等剧。新剧团在1916年到了新阶段,张伯苓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回津,张彭春是最早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理论的学者,他负责新剧团期间,直接、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介绍过来,使南开新剧团独具特色。他还指导排演了其在美国创作的写实剧《醒》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第一部话剧剧本”《终生大事》(胡适1919年发表),早了3年,比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根据王尔德剧作编译)还要早八年。

1916年《一念差》演出剧照南开新剧社还排演了《娜拉》(易卜生)、《悭吝人》(莫里哀)、《求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话剧。当时有个学生万家宝、在京剧《南天门》反串、排演《国民公敌》让他扮女主角,后来排《娜拉》,万家宝将女主角演活了,以假乱真。张彭春将一套珍贵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他,此人就是后来的剧作家曹禺。在南开二三十年代文风甚炽、学生们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话剧,无拘无束地释放其价值追求,像章方叙(靳以)、查良铮(穆旦)、金德麟(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韦君宜、黄宗江等人都是在南开起步走上文艺之路。

1934年南开大学外文系演出英文话剧《西方健儿》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不断演变,他发现日本教育相对刻板,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1924年南开大学商学系的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变相抹杀了张校长的教育功绩,但这则文章也触及了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南开之前的教育从制度及教材全盘仿效美国。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独有的品格,只能是汲取国外文化的精华,张校长随后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主张。张校长很早就目睹了耸膊成山、望秋先零的清朝士兵,还有被侮辱为“东亚病夫”的芸芸国民。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体格体育精神触发团结互助的氛围,养成健全人格。他主持的南开学校,在华北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都获得佳绩。那时的南开篮球队击败美国海军球队,还击败了刚在日本全胜气焰嚣张的菲律宾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于是南开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声名远播。张校长还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到场观摩奥运动,将奥运引入中国,他还大力促进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一次奥运会。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他还秉承优质教育,不盲目扩张生源。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敦请的老师均是声名煊赫的学者,像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蒋廷黻(历史)、李济(人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柳无忌(英文)、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吴大猷(物理)等。抗日之初南开公开反日,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了“勿忘国耻”、“收复土地”的标语,这深深刺痛了被邀参加开幕式的日本驻津最高长官梅津,他当场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据理争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运动,这是学生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日本进攻华北,南开大学的被毁,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勿忘国耻”的牌子。张伯苓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这所学校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人物,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很深的理解的学者,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成为教育史一段佳话。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仅敬业教育,还能安贫乐道。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汪曾祺提及西南联大的岁月,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赴国难。这是真正文化的力量,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凭着良知和热诚为学术在屈辱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

张校长在重庆荒凉的沙坪坝建成重庆南开中学,人们惊叹他创造了奇迹,是位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1941年毕业的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物理老师魏荣爵在评卷时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让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成为一名大律师。以此可见南开的雅量和不拘一格的开化教育。

齐邦媛(右一)与母亲和两个妹妹在一起。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重庆南开,她追忆过去的师长和同学,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她写到南开向来注重国际化教育,理化程度也很强。南开自编国文课本,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蒋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蒋介石几次亲临沙坪坝看望张伯苓,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的尊严,这些都显示了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张伯苓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重庆南开中学15岁的学生写了一篇《走错了一步棋的张伯苓》发在颇有影响的《新闻天地》,张校长看到后十分赏识,他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才念高一就敢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他的老校长。这说明他没白念南开,也说明我们南开教育的成功”。晚年张伯苓短暂的“从政”,为历史诟病,“一脚踩进臭沟里”,建国后他被视为“前朝遗老”,没有受到公正待遇,回到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1950年10月17日校庆那天,他很早起来,却被告知学校不欢迎他去,老校长那天悲伤至极。次年2月23日,张校长与世长辞,他一生没留下财产,只给儿孙留下一句话“留德不留财”。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特别注重学生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培养学生自主精神,张伯苓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遗憾的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如同张伯苓后来命运一般,无法左右更无法逆转。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传统最后的终结者。现今校园里,道德中空,人文思想丧失,民国时期的“立人”的教育无从谈起,只能扼腕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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