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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虚无
2003年4月5日 11:37
前天，深夜从梦中醒来，打开电视，意外的看到了凤凰重播的节目，那，应该是三年前或者更久远的访问，主角是白先勇。
不同于我所看过的照片里那个忧郁帅气的男子，人过中年的他，发胖了，嘴角，噙着笑，眼里，透着悟禅的洒脱，少了一份愤世嫉俗，多了几分淡泊。唯一没被岁月洗去的，也许，就是身上仍然残留的淡淡贵气，淡淡忧郁。
就是那个晚上，我坐在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对着电视。
外面，下着雨，清洗着这个充满尘垢与污秽的城市，送走了一些，送来了一写屏幕上的白先勇，就站在书房里，身后的一橱一橱的书，一室古色古香的布置。他，就在那里，淡淡的笑着，诉说着那个远去的时代，还有那些消失了的贵族们的故事„„“当我问起白先生是否考虑过落叶归根时，他沉吟了一下，委婉地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灵自由。只要可以获得心灵自由，就算是个荒岛我也愿意去。’自从10年前向新闻界坦然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白先生终于不用面对世人无休无止的追问：‘为什么一直独身？’退休之后，他更显得形单影只。没有四季的圣巴巴拉是个静静的小城，美丽的日子年年如一。‘隐谷’是名副其实的隐居之地，没有一丝尘世的热闹可以借来遮挡人生无底的虚空。白先勇寂寞吗？
白先生说他现在社交活动不多，也很少旅游，‘都去过了，好虽好，但也不用去第二次。’‘人生百味已尝九之’这句话，在他说来或是超然，在我听来则是心惊。”
然后就有写白先勇的冲动，就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子而言，写他并不是要一个深而远的见解，有的，只是仰慕和崇拜，把自己心里所想用笔记下来，或许也像什么样的光能够照亮要走的路。
白先勇的作品大多都是深具复杂性的作品。在《台北人》的开篇，白先勇写到“纪念先母先父以及那个忧患重重是时代。”这部作品虽写的是台北人，然而其中是主人翁都为生活在台北，而心在过去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生活的人。过去的时代已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如寻常百姓家”。此时，花已非花，雾已非雾，但是，白先勇笔下的人们还是要抱住已非花的花，已非雾的雾，在滚滚红尘中打滚一场，挣扎一翻，几载沉浮，几番颠沛，几多流离，结果，花谢了，雾散了，才叹到，人生无非是一场梦，一片虚无。
也许，其间的得失悬殊真的大得连生命都显得苍白无力，就如秋天里萧瑟的黄叶，随风飘零，却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而飘荡的过程就是生命失落的虚无，但是空气的托力又使得落叶有一丝丝外力的依靠。
如同白先勇笔下人物，他自己也有着类似的出身和经历，这也在身上大同小异的上演着：1963年，白先勇出国的前夕，母亲已经过世。在出国后的第一年，白先勇曾经这样写道：“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时，他，却是没有，“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在繁华的美国，心境，是荒凉的。
学成之后，“父亲已先归真”，为之奋斗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将门之后，看尽繁华的“最后贵族”，也不过是在风中飘零的黄叶，亲人走了之后，大洋的彼岸，剩下的又是什么？长长一声叹息，听在心中的，个中滋味，又有几人懂得？
白先勇的笔调一直都弥漫着这股浓浓的虚无感。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客观世界中的生存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忧虑”。因为他感到他所处的世界所有的境遇只不过是虚无，而这个虚无的世界又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人只能悬在“虚无”中无穷无尽地“忧虑”着，而所有的“忧虑”都是通过恐惧、痛苦、厌恶以及选择行为表现出来的。而《台北人》中的人物的种种行为也都隐现着虚无的阴影，就让我们看看这股虚无主义是如何从白先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
一以虚当实，虚实难辨
《台北人》里有些主人翁离开在大陆所习惯的生活后，漂洋过海远赴台湾，彼地非此地，他们发现现在的生活决非他们所想要的生活，现实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现实，在巨大的反差中，他们找不到任何存在的充实感与实在感。而此时。他们所熟悉的往日充满诱惑地向他们招手，于是，在潜意识中，他们精心营造起他们所梦想的生活，或者，就此沉溺于梦想中，在梦想中生活。
《纽约客》是离家去国的异乡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出于形势所迫而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因而不同程度上都带有被放逐或自我放逐的味道。无论是投身密歇根湖的吴汉魂还是自沉威尼斯湖的李彤，他们，看似弃绝红尘，实际弃绝的却是难以坦然容身的异国他乡，还有那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在这种自我麻痹中生存得到一丝心灵的慰藉。
《永远的尹雪艳》的主人翁尹雪艳完全拒绝容入现在的台北生活。现今存在的台北生活对尹雪艳等于一片虚无，她宁愿抛弃这种生活，构筑另一种自己自己想要的如梦如幻般美好的生活。“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在将自己的生活构筑成过去的模式这一点上，尹雪艳可谓煞费苦心，完全融入其间，出不来了。她不仅保持着公馆往日的派头，而且在生活的个种小事上，她也保持着往日的习惯，甚至连饮食的菜式都和往昔一样：“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炝虾、醉蟹。”尹雪艳就是这样将台北的生活塑造成“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人们在这里“宾至如归”，好象又过去了往昔的生活。尹雪艳逃避虚无的方法似乎就是以假当真，将梦想营造成逼真的现实，将虚幻的过去当成现在的现实生活来生活。
像尹雪艳这般在梦想中，在虚幻中生活的人还有钱夫人等。《游园惊梦》是《牡丹亭》的一出曲子，讲的是杜丽娘入梦，而钱夫人在宴会进行过程中，真的跌入梦中。钱夫人死命攀住早已成为往事的过去，把消逝的往事当成真的来体验。她不断强调那过去的生活是她“只活过一次”的生活，是她真正的生活，令人强烈的感到她面对的现实生活对她是虚无不存在的，她只能将梦当成现实，以虚代实。白先勇在许多篇章里都把“昔”当做实存的本体，把“今”
当做空无的虚影。然而，“昔”明明消失无迹，而“今”又被白先勇描画为虚无，致使虚无难辨，化为一片虚无。
《孽子》中，一群孩子生活在公园里面，把那里当作他们的世界，一个脱离于真实生活的世界，虽然感觉并不是特别的踏实，但是里面自成一个王国，让人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一个虚无但是踏实的世界。傅崇山是白崇喜的影子，傅山是白先勇的化身，在小说里，傅山死了，而在这样一段时间里，白先勇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被家庭观念阻挠的，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小说里，白先勇以自身的环境代替小说的氛围，制造了傅山的死，而王夔龙的等待的实却代替了现实感情的虚。
斯威夫特说“生活是一出悲剧。在这悲剧中，我们先是冷眼旁观片刻，然后就扮演起自己的角色。”白先勇用冷冷虚无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又一个人物，他们的生活正是白先勇在某种程度上的写照，晚年的孤独，豁达，宁静都是可以从中找到痕迹的。
二、在虚中求实，而又舍实就虚。
如果说《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里的主人翁为了躲避虚无就是将自己的梦想营造成真实的人生，完全在梦中生存，那么《台北人》里另外一些人逃避虚无的方法却是在虚无中追求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和他们自己所梦想的相似的真实。他们心里很明白，现实是现实，梦想是梦想，他们只是寻找一种替代品。
《孤恋花》中的酒家女“总司令”年青时，是一个同性恋者，欲和一个同为酒家女的比她年轻的名叫五宝的女孩成立一个家，过上幸福的生活。她说：“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子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但是“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总司令由于一直想与她的同居者五宝成一个家，但这个梦想由于五宝的死没能实现，于是，她空着一颗心在因失去五宝而变得虚无的世界里漂泊，最后，将娟娟当成五宝重温她的梦想。
对于“总司令”五宝是她是整个世界，失去了五宝，这个世界变得虚无起来，同样的，《一把青》里的朱青也因失去了郭轸，她是世界也变得虚无起来，为了填补她的世界的虚无，她变得爱吃童子鸡，她找的情人都是和她当年的丈夫郭轸有相似点的年轻小伙子：年青、英俊、是一个飞行员。
像这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人生因失去什么而感到虚无，而有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所缺失的那一角用另一块质料差不多的物质来填补起来的人物在白先勇的世界里比比皆是。《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在无缘与未婚妻相见的情况下愤而选择了洗衣女，《那一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王雄不自觉的将小表妹当成自己的未婚妻，《孽子》里的小玉对父亲的期待，把那些经理们称为干爹，虽然玩世不恭，但是对父爱般的关怀小玉仍然向往，以至于到了最后小一个人偷渡去了日本，找他的父亲。小玉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部分，于是小玉放弃虚无的幻想不再重蹈母亲的覆辙，径直去了日本„„他们都失去了对于他们的存在极为重要的东西。这个支柱他们存在的支点一旦失去，他们面对着瞬间虚无的世界，恐惧、不安，欲寻找回他们存在的支点，冲破这一份虚无。看着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在虚无中挣扎的一幕幕悲剧，人们不禁要问：白先勇的世界是不是也失
去了支点？为何一翻起段篇小说的代表作《台北人》，我们就感觉到一片虚无呢？
三、是非成败转头空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都是一群有着沉重过去的人们。过去的生活或荣华富贵、或灯红酒绿，或豪情万丈，或安逸舒适，但不管怎样，他们脚踏着生养自己的土地，毕竟是踏踏实实活过了一回，而今，漂泊异乡，远离故土的生活已与往者截然不同，这使他们愈加怀念以前的生活，魂牵梦萦中，往昔的生活倒是真的，而今倒是虚了，虚虚实实当中，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想要摆脱这种虚无感，但是结果又是怎么呢？
《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的梦被惊醒了，窦公馆非钱公馆，而钱夫人年华已逝，美人迟暮，她不能回到从前，也不能一直在梦中，她还得面对这一片虚无。尹雪艳的公馆不管怎样，只能被人们誉为“世外桃源”，终归不是现实，而且，尹雪艳只一个人，她难道可以不老，可以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而永远年轻吗？《孤恋花》中的总司令到底还是失去了娟娟，她还得重新面对虚无。而王雄抗不住这一虚无，跳海而死。
纵观白先勇的《台北人》中的一系列主人翁的命运，他们的结局总是摆脱不了那一片人生的虚无感，所有的努力，挣扎只落得“是非成败转头空”。
尤其是那个时代旅美的中国人，就如在石缝里求生存的杂草：一方面，为生活而忙，为能在异国的土地上获得别人的认同的努力的向上爬；另一方面，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三者在同一个身体里胶着，造成了漂泊海外而无根的痛感。白先勇这种人生到头一场空的思想融入到他的作品中，所有的人生被他诠释成虚无的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啊，梦醒时分，也只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彻底虚无世界。
四生死今昔
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傅山死后，王夔龙即使活着，也如同没有生命的肉身，他的存在只是告诉后人关于爱情关于生命的启示，让大家陪着叹息和发呆，在这种思索之中，白先勇将活着的思索和死去的爱情联系在了一起。
《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
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
造成这样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看出来，白先勇是一个消极的宿命论者。他相信人是有前世有今生，投胎以后还能够再做人。所以任何的一切都有因果，都有连续和绵延，任何令人唏嘘的往事都能够和现实联系起来。“我听妈妈说，我生下来时，有个算命瞎子讲我的八字和爸爸犯了冲。我顶信他的话，我从小就和爸爸没有处好过。天理良心，我从来没有故意和爸爸作对，可是那是命中注定了的，改不了。”“他在睡梦中也很有知觉似的，睁开没有视觉的眼睛，冷冷的盯着，像墙头上的夜猫，细眯的瞳孔，射出一线透人肺腑的寒光，然后说道：我们是命中注定了，我们命中注定滚在一堆了。”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同样，白先勇在叙事时也流露出了独特的时间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被看作一拒绝过去时和将来时，竭力现要在在进行时中把握住什么却又终无所获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它们并不确指某个瞬间，而仅仅暗示了一种巨大的虚无主义离心力对一切场景和记忆的拆解，以及个人经验面对这种拆解时的无能为力。而这种虚无的时间观和剧中人生死命数的偶然性（猝死与失踪）、无根基性（飘泊与孤立）结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加缪意义上的生命虚无主义意蕴。
尤为重要的是白先勇对孤独、对个体生存的隔绝状态、对日常生活的琐屑无聊的细致入微的揭示。人与人之间某种倾拆、沟通的渴望以及远比这种渴望更为强烈的个体交流之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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