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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我所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是以抗战研究闻名的中国作家，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等书，曾就职于中国抗日纪念馆，三年前“下岗”做自由撰稿人。
此次本多——一个侵华日军老兵来华谢罪，乃是他一手操办——因是民间性质，无任何官方体现。
方军告诉我：本多是他采访的28个日本“老鬼子”中，最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个。
除了各大媒体已经报道过的那些内容，本多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一面，几乎所有此次参与采访、报道的国内40余家媒体的记者都程度不同地知道。但迄今尚无一人真正报道，人们无一例外地考虑到这些内容并不利于自己以及所在媒体的观点、立场的表达。
我现在记录下这些，也只为备忘。
问题从本多何以成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之士”开始。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其勇敢地站出来，毅然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本国政府以及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是什么令他成为比东史郎更为彻底的谢罪者？
……
本多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在日本《朝日新闻》做记者（20岁到25岁），1939年25岁时应征入伍来到中国，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阅读过许多哲学书藉。
来到中国后，他所在部队的江苏某县并非主战区，所以常常有闲暇和宽松的时候。据他本人在22日晚接受记者的专访中称：他所在连部与当时驻地的下新河附近的村民关系很好，日军常常花一些钱请村里的妇女洗衣服，村民们也与他们友好相处，甚至有聊家常的时候。有一次，经常给他们洗衣服的一个女子要出嫁，新郎乘着船来迎接新娘，但他把应当给新娘母亲的彩礼钱藏了一部分在身上；结果，新娘母亲不让他把女儿接走。日军在旁边看着，就每人凑了一些，给那男子，看着他给了新娘的母亲，然后把新娘接上船，欢欢喜喜地走了。
“白天的时候，大家处得都很好，只有到夜晚，才特别的防备。”本多说那是防游击队.本多是一爱读书之人，常常在休假日与战友到县城来。但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从来不上慰安所，而是到城墙边的一个中山公园阅读他父亲经常从日本寄给他的书。
有一次，在附近玩耍的一批小孩把一只皮球踢到他跟前，他捡起来，很有礼貌地送给了那个赶过来捡球的小男孩。当时正值汪伪政府统辖，学校教育里已有日语部分，所以他们之间可以有交流。一来二往，他竟与那孩子成了好朋友，每一次来公园都一起娱乐。
有一天，他正和小孩玩着，只听大门外有人喊那孩子的名字。
“……你快给我滚回来，谁让你和日本人在一起玩的？”
本多寻声望去，却是一年轻的女子，清秀端庄，十分美丽。
后来他知道，那是小男孩的姐姐。当时小男孩有13岁左右，而他的姐姐，大约是18岁上下。
本多在那一刻迷上了这位中国姑娘，冒着日军士兵不得与中国民众单独接触的禁令，寻机到小男孩家中玩。小男孩的父亲，白净、高个，姓吴（或者伍），下额有一些胡须，据说在当时的汪伪政府卫生系统里做一小官员，母亲是微微矮胖的端庄妇女，一家人都很有教养，吴家也半畏惧半出于对这个有教养的日本兵怀有好感，渐渐地接纳了他。但本多每次去，那姑娘都避而不见
大约在1940年的三月份左右，有一日，本多在吴家用餐后，随他一家还有其它几个吴家的熟人，一起到位于城郊的乌龙山赏梅（据说本多坚持说那是梅，但他的中方联络者推测：可能是桃花）。当时，吴家主人欲取悦作为日军的本多，要求女儿为皇军唱一首歌，但那女子闻声不欲，在一再强令下，她带着哭腔，几乎是喊着说：
“我可以为正在光复我的祖国的勇士唱歌，但我绝不会为侵略我国家的日本人唱歌。”
说着就扭头跑进了深深的梅林。
大家惊愕失措，恐惧之至地望着本多。
本多按按手，让人家莫惊。他并未发作，而是循着路径在梅林深处寻到了那位坐在一株大梅树下伤心抽泣的姑娘。他站在她的身后，她也知道他的存在，他说：
“我相信你为光复你的祖国的勇士歌唱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我也希望这一天，早一些到来。”
然后，他走到她的正面，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
此事之后大约又有二三月后，他的部队接到了开拔前线的命令。他们的部队在县城集结，在青石板路上等待出发；这时，那个小男孩从两边围观的人群中闪进了队伍，塞给了本多一张纸条，本多展开，但见：
“愿君不再屠杀，愿君不战死沙场。”
本多在围观人群中寻那姑娘，好久，终于在人群背后，看到了眼中充满了忧伤的姑娘。他恨不能立即脱下装备，告诉她：我怎么可能再杀中国人！我不能，我不会。但另一个问题，就是：不战死沙场，我却不能保证，其实谁也不能保证。
但他并不能和她说话，只能努力用眼神表达他的想法；而她也在用眼神表达着她的意思，目光里好像还有一些泪光。
从此以后，本多再未杀过一个人。每一次对阵，他总是在开枪时，悄悄的把枪口望上抬高一些。所以，除了在新兵连时迫于无奈刺死过一名中国军人，他坚称没再杀过第二个人。他说他是被那个姑娘的爱国精神、无畏的勇气彻底地改造了，但言语之间分明还有着被爱情改变的成分。
后来，本多兵役到期回到日本，两年后又重返中国战场，直到抗战结束，成为俄军战俘。
他曾托人打探过这吴姓一家人的情况，据说，姑娘有个叔叔在苏州一带从事抵抗运动，可能还是地下党，消息走漏后，汪伪特务和日本兵枪杀了姑娘的父亲、母亲；而姑娘和她弟弟，则逃到了解放区。
……
这个故事，因为太曲折离奇、太浪漫、太富有小说化的想象力，所以许多记者只当是笑谈。
我只是在寻思：
１、这件事是否有真实的可能性？逻辑上是否存在合理的成分？（他此次到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寻访、指认了他当年部队驻扎的下新河，就是专门到中山公园及乌龙山宝禅寺）。
２、人们为什么会断然否定它的真实性？立场还是观念使然？
３、在具体的战争中，人性的残酷固然不容置疑，但普通人、真实而独立的生命之间的情感是否有超越国界、民族仇恨和战争的恐惧以及死亡威胁的可能？
４、假如是假的，是编造的一个故事，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５、一个91岁的老人，一个侵华老兵到中国来忏悔、谢罪，那一定是要有勇气，有胆魄的，那他为什么要编造一个故事来支撑？
６、他很清楚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异常可怕，他冒此风险，意义又何在？
也正是给予这样的种种理不清疑虑，在记者的专访中，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曾经令他有些难堪。
问：你和我们讲述过，你当年驻扎在这里，与当地百姓相处得很友好，而且我们还听说你在当地认识了一位姑娘，自以为有一段美好的情感。那么请问：你此行来中国，到底是为怀旧还是为谢罪？如果二者都有，那么哪一个更深一些，更强烈一些？
担任翻译方军听到怀旧一词，突然怒火顿生，几乎要翻脸。他显然误解了提问中“怀旧”的本意，他理解成老兵来中国是怀当年鬼子侵略中国的旧，认为这明显有误导倾向。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千万不能说，因为这样不仅有违本多此行的本意，而且还会激起民愤，得解释清楚。本多开始说是怀旧，但后来仿佛也立即明白了什么似的，迅速强调说“主要是谢罪，主要是谢罪”。
我不再分辨什么，内心却为方的误解感到欣慰，因为他在强调了什么的同时，也在说明了什么。在我的理解中，老人的谢罪诚意是不可怀疑的；但这其中倘洛说一点怀情感之旧的成分都没有，也很难说得过去。
我敬重这样的人：敢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也有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尤其是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个失去了独立的“这一个”灵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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