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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通州精神 争做通州好人
通州好人的涌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诠释，是一座城市灵魂的高度，是市民素质的标杆、是城市文明的丰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和抓手，是北斗星、是导航仪、是灯塔、是平台、是助推器、是火车头、是发动机……
法国学者布迪厄曾经提出‚文学生态场‛的概念，他说，对文学现象的解读要语境化、历史化，从空间结构、关系结构中把握和考察事物意义的生产。表达国家利益和主流价值意识，一直是现代政治国家中执政者的愿望，以及承担的一项使命和任务。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主流的价值观念则取决于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意识形态囊括了主流价值在内的一切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哲学、制度、道德等精神形态，如何让主流价值起到主导和统领作用，成为执政者现实的考虑，因而塑造和宣扬普通人成为承载主流价值观念的必然实现手段，无论社会环境怎样变幻，那个价值理想仍可被赋予和实现。
2001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社会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矛盾出发，在加强公民教育、树立道德规范，培育公民责任心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中央及各地纷纷以《纲要》为准则开展了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这对‚扬州好人‛的出现来说，是一个政策土壤，是个大时势，为扬州好人的大批涌现提供了肥沃的时势土壤。
眼前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念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自古就有关于好人的说法，说做好人不吃亏，即使吃亏那也是福，好人自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民间还有谚语说好人好事就是：为鼠常留饭，逢蛾不点灯；《菜根谭》中说：‚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红顶商人胡雪岩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
台湾历史学者李敖在《中国式好人》中依据古人观念把‚中国式好人‛的标准分为五类：一是道德标准。道统中的圣人就是好好人，其他的依照等级排序。二是愚忠标准。三是孝子标准。四是大臣标准。五是美女标准。李敖认为，按照古人的这些标准筛选出来的好人实际上都是坏人，伪君子，乡愿。那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式好人呢？李敖开除了自己的条件：必须是大智大勇大仁、狂狷、特立独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李敖这个好人标准太高了，实际上是回到儒家开初的圣人标准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这样定义过‚好人‛：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叫好人。有‚当代中国毕昇‛称呼的科学家王选对待好人问题上如是说：人生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认为，这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好人的候选名单，发现扬州了其中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事迹的生活性。有这么几种：扶贫帮困、无偿献血、捡还失物（现金）、见义勇为、患难与共、助学捐款、爱心捐助、免费服务、忠于岗位。生活中很平凡的事迹，每天都有可能碰上。二是群体的草根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于平凡的岗位，有修车师傅、有出租司机、有下岗工人、有环卫工人、有退休人员、有公司职员等。三是工作单位的组织化程度高。绝大部分来自于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单位，比如出租车公司、环卫所、石油公司、邮政局厄、学校。四是女性顶起半边天。看来，‚好人‛的标准和内涵主观性比较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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