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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新溯本
——评以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
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共29年。第二个时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还在继续。
据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记载，从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时间里，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到253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时间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现在，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到10749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虽然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却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
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 规律 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我就以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当下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写应“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学术内卷化”现象，有新发现；溯本即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首先，在对新闻史的研究中,应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史”研究(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个是“外史”研究(注重学术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理想的写法是内外两种方法的完美结合。但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从维新运动开始，历经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等。新闻教材大多以类似的结构来安排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撰写体例,不过繁简不一而已。这种篇章结构,与中国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辙。但实际上,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这种简单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过由于主导性意识形态要求强调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中国新闻史研究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这种对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趋，必然导致新闻传播史本体意识的匮乏。
1942年延安调整和精简报刊时，均单纯的把事件归结于“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也就是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就是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之后，新闻出版方针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吴鸿召《只读《解放日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阐述。没有提及政策调整方面的因素，或许与不了解这方面新披露的史实有关，或许是因为，避谈某些历史事实，从而绕开延安整风负面成分的话题。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胜枚举。
此外，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存在偏颇。新闻事业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不应过分注重它们是“我”方的媒体、“敌”方媒体或民营的媒体。而现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阐述的详略方面几乎总是呈现出“以我为主”的倾向,对“我”方的、倾向进步的媒体不厌恶其详,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的长短,社会影响的大小,而对“敌”方的媒体则尽可能简略。如“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党,1927年它曾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并维持了22年之久,抗战时期,作为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将士。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在对民营媒体的介绍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几家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大公报》、《新闻报》虽然着墨不少,但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如《世界日报》、《社会日报》、《新民报》等民营报刊,对它们的介绍似乎惜墨如金。而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国民党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被我党新闻宣传部门作为一种常见的斗争手段。而且，在解放战争后，中共中央如何处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叙述只有寥寥几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胜利者诉说。
在对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同样存在“以我为主”倾向,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不厌其详,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与“我”相佐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语焉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91年在台北去世。教材对成舍我的介绍往往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几行字。又如黄天鹏(1909—1982),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较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他在1927年创办了北京新闻学会,并以该学会的名义创办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闻学刊》,参与过《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工作,一生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台湾,1982年在台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对黄天鹏的介绍也少得可怜。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是绝对的,要改变“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如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作过细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但回顾目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物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没的。很多时候，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被化约为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且，在教材的内容构成上，有很多与新闻传播关系不大的内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用大量篇幅来介绍他们论战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期刊，多数也不属于新闻传播，文学性质更多，而且在介绍“五四新闻史”时，新思潮和旧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文学和思想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为封建顽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闻史人物价值。
胡正强认为，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凸显了政治对新闻的深刻影响，甚至遮蔽了新闻史的主体——新闻自身发展的历史，导致新闻成了政治的附庸。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建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宁树藩先生更是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很多新闻史研究“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连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
新闻史的本体探询，其目的就在于建构新闻专业的主体性，必须找到新闻史自己的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新闻史研究的本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新闻史的研究，并进而建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当然，要改变本体意识的匮乏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时至今日，虽各方多所论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诚然,新闻事业史和各个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是紧密相联,也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它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不能把新闻事业史变为政治斗争史、政党运动史的简单比附。所以，应抛弃我们的教材往往过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没了内史研究的做法，应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
针对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要走出学术内卷化现象。抵制教材低层次重复建设的不良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又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并对新史料进行重新利用,这样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次要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第一，摆脱传统的中国事业新闻史的体系框架的束缚,力求有所突破,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中国新闻事业史附着在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政党发展史中。有些新闻学者已经在作这种尝试,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能够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识,不要受过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三,对新闻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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