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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２．赶快收敛、埋掉、拉倒。３．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４．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５．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６．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７．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七条遗嘱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死后的一些想法
他要自己赶紧消失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的一种看法。
1、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生存空间的严重拥挤，造成民族生命机体的严重梗塞。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其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现在他宣布死了赶紧收敛拉倒，正是对他一向身体力行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与追求，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的传统观念的挑战。
2、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十年婚姻中，鲁迅对许广平始终有一种内疚的心理。当初在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时候鲁迅曾非常犹豫，“我是不是太将人当作牺牲了”。在婚后，许广平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回忆说，她曾希望找一份独立的工作，在有了眉目以后，鲁迅就很为难地和他商量，“这样我又要恢复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这样许广平彻底地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忘了自己。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鲁迅赠许广平的诗歌：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的《十周年祭》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一诗一文，包含着两人多少辛酸血泪，多少相爱相知，多少生死情谊！亦可看做是鲁、许《两地书》的延续！
3、鲁迅的忧患更为深广，作为一个名人，他还担心自己死后被人利用。他想象着，我死了，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将会是什么样子。《死后》这篇散文诗出自《野草》，写于1925年7月12日。作品以一种梦境形式，以一位死者死后合乎生活逻辑的经历，十分细腻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来形成的丑恶个性以及对这种丑恶个性的极端鄙视、憎恨的情感。同时也写出了作者誓与这种丑恶斗争到底的战士精神。
一、看客麻木、冷漠。
《死后》给我们描绘一部分无聊的看客形象。“我”死在那里了。许多人过来了。“我”听到了走路脚步声。他们并没有从“我”身边径直走过去，而是“都到近旁就停下”。他们并不是真正来关心“我”，只是来看看热闹。他们这些人在“我”近旁“切切嚓嚓”：
——这„„”
„唉！„„”
这些看客们，只是十分淡然地询问一声，或者言不由衷地感叹一下。淡然地询问、言不由衷地感叹后，便袖手而去。一般来讲，人死了，我们应抱以同情的态度，应真正地关心死者，正确地处理死者。可实际上呢？极大多数人，对死去的人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来的目的，只是寻求一下，有没有什么戏可看。他们在人情上是麻木的，冷漠。他们常把别人的死当作自己的快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中。就像《祝福》中的鲁镇的人对祥林嫂一样。由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国人性的观察的确是超人的。
二、社会是冷酷的。
“我”死在了那里。有人见到死“我”横在那里的样子，心中很不满了。发出了责问： “怎么要死在这里？„„” 在那人看来，“我”死都没有找对地方。“我”马上悟出，“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人在社会上不可以任意生存，也不可以任意地死掉。人没有自由而生自由而死的权利。可悲可叹！这人间哪些有善美的人性啊！鲁迅对社会的冷酷感受是异常深刻的。
三、文人论客是卑劣无耻的。
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文人是极端卑劣无耻的。为了自己的主子，为了自己的一已之利，他们丧失人格，在活人身上寻找做论的材料。还不够，在战士战死了之后，还要舐皮弄骨：
但是，大约是一个蚂蚁，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痒痒的。我一点也不能动，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倘在平时，只将身子一扭，就能使他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你们
事情可更坏了：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但是不能说出来。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阵风，一片东西从上面盖下来，他们就一同飞开了，临走时还说—— “惜哉！„„”
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鲁迅用寓言式的象征描写，借用“蚂蚁”、“青蝇”对当时的无耻文人们进了强烈的讽刺。
奸商不仅在活人身上赚钱，而且还不忘在死人身上深打算盘： “您好？您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胡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停了一会，没有声息，他大约走了。
“我”本是已死了人，可那店跑外的小伙子还投我所好，将那《公羊传》推给“我”，还强调说，是嘉靖黑口本。“我”诧异，疑惑，可对方还说不碍事。奸商们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钻到钱眼去，他所考虑就只是钱，而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怀。人与人之间只剩了钱，而不存在真正的感情，这个社会是不是可虑？鲁迅对冷漠的人际关系的分析也可以说到极致了。
鲁迅借“我”死后的经历异常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来积久而成的黑色的人性、丑陋的社会世相。同时，我们应看到，鲁迅并不只是揭露而已，在《死后》最后几段，鲁迅借“我”之口，也表达了自己与各种劣习、罪恶斗争到底的精神，表现了一个战士的真正风貌：
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知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负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
这一段文字表露了一个战士革命的心声。鲁迅活着要同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即使死了，也要象“这样的战士”和梦境中的“我”那样悄悄地“影一般死掉”，决不宽假敌人而放下手中的投枪，决不给敌人赏玩自己“痛苦”的娱乐，也决不肯赠给敌人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鲁迅对鲜明的斗争态度是一般人远远不及的。
4、鲁迅叮嘱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包含着对他自己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只一次对文学的作用和功能提出了质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
第一次质疑：日本留学期间 弃医从文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他和他的弟弟就合办了一个《新生》杂志，但还没办起来就夭折了。后来他的铁屋子的呐喊，也是如此认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5、一个也不宽恕 他的怨敌主要有：
（1）北洋军阀当局和国民党当局
鲁迅的故乡浙江国民党党部曾经在全国通缉他，死得时候还没有撤销。这些年来，当局没有放过他。而他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写作者，永远和政府有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
（2）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3）上海无聊文人
（4）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和他们影响下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 鲁迅加入左联，和共产党靠近。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里唯一的公开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且不信流血牺牲的政治力量。当他选择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要妥协，要被利用。在他参加左联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被当作梯子。但是他的妥协是由限度的。“废物何妨利用”“但用的太苦，是不行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里，也是不行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利用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底线：不能当奴隶，不能放弃我基本的立场、理念、追求和做人的基本原则，被别人占有了我，成为他的工具。正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决定了他和任何一种力量的结合都是有限度的，必然会存在冲突。
1936年鲁迅病重的时候，存在比较严重的冲突。面对异族入侵，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觉得这个口号比较模糊，于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且表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他认为一致抗日是可以的，但不能站在一致抗日的口号上损害大众的利益，所以提出大众文学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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