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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城市化：兼顾公平和效率之路
2012年11月14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田享华
中国城市化，正在面临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抉择，科学地解决，则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8月2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指出，201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我国城市化率也不断提升，到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50%。
这无疑是个里程碑式的数据。“中国式”城市化走到今天，其卓越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都前所未有。未来，一个更讲究公平与效率的城市化，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出路。
收入是个门槛
正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报告所称，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伴随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策略，将有利于增加需求，改善供给，促进社会平等，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这一点，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德荣看得很清楚，他日前在谈到中国城市化率时就说：“中国50%的城市化率的计算中包括了1.5亿进城农民工，虽然他们进城了，但他们仍顶着一个农民的帽子。他们在城里没有户籍、没有住房、没有保障，是城市的过客，这是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如果把城乡二元结构剔除在外，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其实在35%左右。”
这并非一家之言，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对10365名实名注册的打工者的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们要融入城市并不容易。60.2%的受访打工者期待未来十年成为新市民，在他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
上海律协劳动法委员会主任陆胤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其实在城市的市场化岗位中同工同酬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的薪资主要还是市场决定，这种标准是统一的。除非岗位上有户籍限制，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他也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弱势地位比较明显，这需要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否则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下去也会被边缘化。
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所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帮助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从“融不进城市”和“回不去农村”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资源享有者和发展红利获益者。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农民工身上会更为凸显，因此推动“有效城市化”对中国至关重要，它将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公平和治安等问题，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日前在浙江绍兴等地的调查显示，四十岁左右的外来打工者往往更加偏重于稳定的工作，并不太奢求融入城市，他们多半做好了重回农村的准备，但是二十岁左右的打工者则期待更高的收入、更轻松的工作、更广泛的社交，进而融入城市，不太愿意再回到农村。
不过，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除了户籍政策上的限制，经济的门槛也让众多融入城市的梦想遭遇强大阻力。虽然多份调查都显示，大部分打工者到达城市后，收入方面改善最大。比如上海人口计生委2011年的调查显示，外来人口调查对象的平均月收入为2764元，75.7%的人认为家庭收入有改善。但是，目前打工者的收入与所在地城市的房价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
值得期待的是，十八大报告已提出新目标：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为降低打工者进入城市的门槛提供了可能。
公共服务全覆盖 融入城市意味着平等的福利，目前的差距既是一个挑战，同样也是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就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1亿多农民工将变成真正的城市市民，无疑将为经济带来一定的增长空间。其引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市民化”多1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
但是市民化的过程，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城市福利的共享与户籍的开放，陆胤说，在乡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城里成长的年轻人起跑线就已经不平等，在社会阅历、人脉关系、教育水平上都难以在竞争时有优势，所以国家应该在职业教育上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只有授之以“渔”才能确保“鱼”的长久。
与此同时，农村的发展同样需要关注，农村的发展同样给城市发展带来广阔的操作空间。经济学人智库组织（EIU）发展经济学家Jon Copestake曾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就会吸引更多人口来到农村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积聚在城市当中忍受那些不公平。
面对这些难题，十八大报告中则有针对性的药方，那就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报告以“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习惯上的“农民工”、“打工者”称呼，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要想实现这一点，两个步骤恐怕难以逾越，首先是降低我国城市平均房价水平，大力发展主要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性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居的必要条件；其次，把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以攻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核心难题。但这背后意味着大量财政投入，而要解决的又不仅仅是2亿农民工的问题，而是4亿，因为他们有2亿家属（包括八九千万留守儿童）。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汪晖的一个思路是，逐步开放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他日前在莫干山会议上演讲说，这个“入市”会推动建筑和房地产业新增4200亿￣5200亿的税收收入。“就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来改变政府职能，为常住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
不过，这个思路看起来较为激进，而在十八大报告中只是提到了“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则在莫干山论坛上称，这种城乡二元土地结构的急速一体化可能行不通，且也只是大城市的近郊农民或沿海区的农民受益。通过赎买政策来实现城市化则有可能，也就是逐渐用中央财政的钱，在地方建廉租房、医疗、子女入学等，逐渐让农民永驻城市、融入城市。“中央在农村税费改革的事例说明，这一财政支出是在可行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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