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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市民化成本、成本测算及成本分担机制的四个角度，对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
201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民工群体，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内涵、经济影响、制度阻碍和实现路径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加，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本文对当前学术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新阶段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对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郑杭生（2009）指出，“农民市民化”体现为农民在转变身份和职业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潜在能力，通过学习在获取市民户籍的基础上，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其中具备市民素养的过程，强调市民化的基础是户籍上的市民化。该观点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和补充。如刘小年（2011）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农民工市民化应该看成以农民工为本或为主体的市民化，二是主张农民工市民化应该看成农民工的现代化过程；三是主张公共政策在农民工市民化即其在现代化中的发展上的作用。农民工的现代化需要是农民工追求，但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另外，不少学者在界定和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内涵时从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刘传江（2012）认为“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急需市民化的群体，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他阐述的观点是：农民工市民化转移中如何克服弃农从商的各种障碍的具体建议。第一，农民工的职业在次要、非正规化向首要、正规化转变中的地位连释；第二，农民转向市民的身份界定；第三，农民工自身文化、素养的市民化转变及提高；第四，农民工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的都市化。尽管很多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农业与农村，甚至早已在城市成家立业，以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生活，但由于诸多政策和制度限制，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职业流动和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协调，结果是进城农民工还是不能与城镇户籍居民同城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应包括四个方面：（1）身份的市民化，实现角色的全面转型，即完全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转化；（2）职业的市民化，由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3）经济的市民化，有足够支撑本人及家庭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对城市有归属感；（4）社会福利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后，应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2.对市民化成本的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借鉴与人口城市化（或者说农民市民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并将其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如周小刚（2010）将农民工城市化成本分为两类：社会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社会公共成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养老保障成本两个方面，其次为公共管理成本。辜胜阻（2014）对成本进行了细分，在对河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走访考察得出，推进人的城镇化关键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则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突破口。调研显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一是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二是医疗保障成本；三是养老保险成本；四是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五是社会管理费用；六是保障性住房支出。
此外，也有学者从成本-收益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杨轾波（2007）利用成本―收益综合指数分析江西省农民市民化成本。他指出成本―收益综合指数由城市基础成本―收益指数、城市生活成本―收益指数、城市空间成本―收益指数、城市智力成本―收益指数四部分构成。在四个部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重点发展大城市，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投入有利于降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陈广贵、孟令杰（2008）建立了在城市规模为解释变量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市民化成本以及农民市民化收益都是规模递增。
3.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综述
目前，部分学者针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展开研究，进行了相应的成本测算。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有多种估计，由于各自用的测算方法不同，各种结果也相差很大。张国胜（2013）提出“市民化是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但这都是粗略估计，缺乏相应论证，适用性不强。总的来说，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在诸多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成果集中在少部分学者身上，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没有形成公认度和系统性较强的成本细分体系和推算思路，测算结果多为具体的一个数值，缺乏一定的弹性浮动区间。
研究表明，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计算方法应该在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按人口数量变化算平均账，再以行政辖区为边界算总账。不同省份、同一省份之内的不同市县之间，所付出的公共成本不同，只有算总账和平均账，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异对成本测算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也是可大可小，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既具有一定的弹性，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更符合实际情况，应该把这个成本作一个区间式的界定，测算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在这个区间之内的成本，就可以认为是符合常理的、可以接受的。
4.关于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
支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完全依靠农民工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周小刚（2010）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要的职责，各级政府要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把农民工问题迫切需要的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和失业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此，李厚喜（2011）将政府的需要承担的成本进行细化及延伸，认为政府应在长远规划基础上，分类分步设计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实质性地推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分担市民化成本，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三方为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主体，同时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动态互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效运行。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
5.结论
从上述综述来看，目前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方法、模型及途径进行不断地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围绕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区别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探究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从研究视角上看，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了对于农民、农民外出务工群体的深切关注，也为深化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郭庆松.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J].学术月刊，2011.07
[2]张继良，马洪福.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J].中国农村观察，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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