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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
作者:韩光宇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539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对于它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始终存在不少差异和问题。我们党历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一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二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种意见充分自由表达,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做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内容是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强调客观原因过多,忽略甚至回避主观方面的失误。然后总结归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发言,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批评博古的错误。双方意见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直言不讳。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0日下午开幕会上宣布会议议题议程,11日即开始分组讨论。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并指名道姓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事件平反,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还有人发言说:“*”中那么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深刻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第二次是会议安排讨论 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有位同志在发言中对自己过去坚持“两个凡是”的行为进行辩解,由此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批评,顿时,真理标准问题又成了会议讨论的重点。习仲勋说,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徐向前说,实践标准,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江一真首先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紧接着,于光远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扰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等错误。随后,各组陆续出现点名批评汪东兴的发言。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在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就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华国锋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就“两个凡是”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意见异常尖锐,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
这两次会议讨论问题的情况表明: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辩论是非,直言不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迷信盲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排斥压制任何不同意见(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谁也无需和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职责和权力,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基础。否则,便无所谓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可言。
第二,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方式决定问题,民主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民主的内容。遵义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如下结果:其一,绝大多数同志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政治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继续北上,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其二,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其三,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委托周恩来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凝聚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意愿。这样,就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长达4年的领导。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与会者的强烈要求,及时就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25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陶铸问题等七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同时宣布,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揭发他们的材料交由中组部办理,并表示今后不再设专案组,党内的交纪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机关办理。这些决定,使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基本得到解决,充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与心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热点后,政治局特别是华国锋并未因其未列入会议日程而阻止讨论,依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三人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此进行了总结。邓小平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剑英说:“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华国锋就“两个凡是”自我批评道:“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同时印发的汪东兴书面发言检讨说,“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自己在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上“负有领导责任”。他们三人的讲话特别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两次会议决策问题的情况说明两点。其一,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和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和意愿,是党章规定的根本的决策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表现,是民主与集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党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许多党委按照“集中正确意见”的方式决策,往往导致书记个人的独裁专断,无形中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演变成了领导者个人独断专行制度,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并努力纠正。其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程序和形式,是其内容和精神实质的外在表现,前者应当而且必须服从服务于后者,绝不能相反。否则,就会导致民主的表面形式和民主的内容实质相背离,如“*”,就是用高度民主的外表掩盖高度集权的实质的典型例证。
第三,选择政治主张与选举领导成员有机结合,切实尊重和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遵义会议,绝大多数同志在选择“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同时,也选举和改组了中央领导集体。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对于当时尚未认识错误的博古和凯丰同志,对他们职务予以适当调整后,继续留在中央领导集体内工作。他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左”倾路线和自己的错误,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党和中国革命渡过了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机,并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许多同志点名批评当时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同时建议将一些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补充到中央领导集体中。针对此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并主要由邓小平讲话。主要意思是: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中央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有过关嘛;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硬着头皮不动,这是大局;加上几个什么人呢?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再补选一点中央委员。他还提出一些人选,请大家酝酿。不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汪东兴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处理党面临的许多复杂棘手问题的实际作用看,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这两次会议选举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的情况和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其一,选举,表面形式上选举的是人,而实质选择的是其政治主张。只有将选择政治主张和选举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新的政治主张和意见的顺利贯彻和落实。其二,党的领导核心是在解决党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斗争中逐步自然形成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授予加封的效果总是不好。其三,对于犯错误或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即使对错误认识不深刻甚至没有认识到错误,只要他们表示服从领导集体的决定,都应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党的团结,也有利于党的事业。反之,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常常是既影响党的团结,又危害党的事业。其四,选举,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既是民主的途径和形式,也是集权的过程和标志。自下而上,自由平等的选举,是贯彻实行自由平等讨论和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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