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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边地开发的驱动力
西周初期，为巩固统治，周天子以宗法制的思想为指导，采取分封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体系：亲者居京畿、大国；疏者次之；有功之异姓之臣则多分封在蛮夷之地，成为“中国”与“蛮夷”的真正分野。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为拓展封地、稳定后方、成就霸业、逐鹿中原，对边地进行了军事征伐为先导，政治建制为控制手段，资源掠夺为目的的开发。在此过程中统治区域不断扩展，夷、狄、戎、蛮等民族渐次融入华夏族，形成了以齐、晋、秦、楚为主的地域文化。
一．拓展封地的需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齐、楚、秦、晋其在成周时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山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四国之中，姜尚初封于齐营丘，“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虽然史书未详细载明此次争战的过程，但肯定以姜尚取胜告终，否则吕姓的历史即告结束。“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可见齐国因伐“淮夷”，才得以扩展封地。
成王之弟虞始封于唐，是为晋祖。唐虽属至亲，但仅“方百里”，据到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和“桐叶封弟”来看，成王不得已而封之，因此不甚重视。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军事实力。“十六年„„伐灭霍，灭魏，灭耿”，这些小国不是周的封国，只能是狄族或者戎族政权。二十二年，用大夫荀息和宫之奇的计谋“假途灭虢”，攻占了虞、虢两国。“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2]。”
楚祖鬻熊曾“子事文王”，其三世孙熊铎“当周成王之时”因“举文、武勤劳之后嗣”“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并分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武王三十七年，“始开濮地而有之”。据韦昭注：“濮，南蛮之国。”根据此前的“伐随”，此后的“伐随”、“伐申过邓”、“伐蔡”，以及“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来看，以开拓封地为目的的边地开发基本是在武王时代完成的。楚成王初立时，使人向周天子进贡，“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方千里。[3]”
秦襄公始国源于周平王东迁时“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二十八年后，其子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
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后来经过五代人九个国君百余年的斗争，在穆公三十七年终于“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4]。
二．提供稳定的后方
所谓的后方是相对于中原农区的前线而言。周据关而王的本意是出可平中原之乱，退可仰河山之险，不虞诸戎攻侵，后方失守，至于东迁。春秋战国时各强国努力抢占中原农区，但是不忘周之教训，都很注意稳定后方。因为四个强国“开地千里”都是在对少数民族领地占据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内外交困的时候，少数民族力量便寻求独立，扰乱后方，各国不得不狠下心来镇扶边地。另一种情况是在对中原农区进行争夺的战争中暂时受挫，遂采用开发经营边地的策略，巩固统治、提供军需物资。
如楚庄王三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以侵訾枝。”在这种情况下，“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子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蛮族的主动进攻严重威胁到楚国统治的稳定。庄王果断出兵，灭掉庸国，与诸蛮结盟。又如吴国，主动进攻楚国，“比至郢，五战，楚五败”，伍子胥长驱直入楚都，鞭平王尸。后越灭吴，楚国复又遭到越国的侵扰。到楚威王时，方“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服朝于楚。”正是解除后顾之忧的基础上，楚国得以“北破齐于徐州”。怀王六年“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
秦所受威胁与西周略同，早年在开拓封地的时候即有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后来秦属意东进，不意崤之战匹马只轮不反，从此暂以安抚西鄙为业。穆公年间，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其实便是试探秦国实力，企图征伐。穆王巧施计策，离间其君臣，在充分了解戎地的地形与兵力分布之后大举伐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此后方稳固，秦得以全力东进、南下。
齐国姜尚初封不久，就获得“得专征伐”的权力，且其世代尚武，从来只有对外用兵，而无后方患。晋在拓展封地的同时已经极大地打击了狄族，后世专以中原争雄为主。两国不如秦、楚边患之多，因此通过开发边地获得稳定以秦、楚为典型。
三．“尊王攘夷”的政治手段
成就霸业的关键在于广泛的政治舆论支持，“尊王攘夷”正是取得支持的不二法门。最早提出“尊王攘夷”的是齐国的管仲。尊王即奉周天子为正统，“夷”原指靠近齐国的东部的少数民族，但管仲所说的夷还包括西戎、北狄和南蛮。《史记 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山戎本在燕之西北，不属于
齐，但是齐攻伐而据有其地，然后赠予一起出兵的鲁、卫两国，并乘机要求燕国向周天子进贡，是为“尊王攘夷”的典型事例。齐桓公三十年，帅诸侯伐楚，责以苞茅不贡和昭王不反，楚承诺周天子进贡方才作罢。齐国的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齐桓公为五霸之首。
在“尊王攘夷”方面实际操作最早也最为成功的当属秦国，襄公始国和穆公霸西戎前文已有论及。可以说秦国对关中农区的占据不特拓展了封地，兑现了周平王的空头支票，而且也是“尊王攘夷”的典范，故霸西戎时，周天子“贺以金鼓”。
五霸之中，楚、越本即是“夷”，其霸业的取得并非出于“尊王攘夷”。至于晋文公，母族出身北狄，亦有半数“夷”之血统，虽然有“入襄王于周”的功劳，并得赐“河内阳樊之地”，但是与边地开发关系不大。因此“尊王攘夷”为目的下的边地开发，以齐、秦两国为典型。
四．提供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
从兵源来说，边地多剽悍勇猛之士，如秦始皇兵马俑展示戎族占秦兵的相当比例；齐国能“因其旧俗”，融合东部少数民族较早，因此作战也较为勇猛，伐山戎时亦有以投诚戎兵为先锋的记载；楚国对中原诸国常自称蛮夷，在征伐百濮、蛮、吴、越收其民众为卒是符合逻辑的，否则不可能在灭越之后能立即与秦、晋、齐抗衡；晋文公外家本是狄，入主晋国亦得狄族之助。上述四国开国时都是小国，其强盛在于边地开发，后来动辄地方千里，楚国甚至地方五千里，肯定有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的大融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数量往往超过华夏族。除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外，还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从粮草来说，中原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因这些国家传播、深化，特别是井田制的废除，大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诸国的战争正是得益于此。如秦驱逐戎族，占据关中农区，又完成对巴蜀的开发，是最终鼎定的原因之一；楚国继续发展当地的稻作农业，粮食生产不应当低于秦国两大农区（否则不足以和发展已经成熟的旱作农业地区抗衡）；齐国虽然是据鱼盐之利，但是战时粮食作为关键，殆非可以通过鱼盐贸易获得，因此它的粮食产量也不低；晋与秦同属旱作农业，虽有大饥荒，得秦“泛舟之役”始解，但是根据次年秦饥请粟于晋来看，晋开发边地也带来了较高的产量。
从兵器来说，秦所得的巴蜀，据《禹贡》记载，正是金属矿藏丰富之所在，现在仍有一定的开采，秦坚兵利马，后者来自戎族，前者来自巴蜀；楚占据吴、越，这些地方正以兵器精良而闻名，在楚早期的时候可能即有兵器的贸易活动，但是相对于直接占据，取之如同在自己的库房，显然消除了原来的许多限制；晋国边地的北狄可能即是后世的胡、匈奴，长于骑射，晋向北拓边的过程中显然有向狄族学习制造高精尖兵器的过程；齐国亦出铜铁，得益
于姜尚征伐广地。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p160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7
[2]【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p199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7
[3]【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p2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7
[4]【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p28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7
[5]【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p318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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