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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简介
1937年秋，日军炮火弥漫中华半壁河山。迫于战势，浙大被迫西。760多名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先后在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徒，流亡办学。经过2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浙大师生历尽千辛万苦，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定居办学。在七年的峥嵘岁月里，浙大汇聚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代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潜心研究，孜孜以求，取得累累科研成果，培育出一代蜚声中外的求是学子，使浙大迅速崛起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同时，亦为穷乡僻壤的黔北山区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对日后遵义、湄潭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湄潭工作和学习，日后被评为两院院士的有四十五位。1989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21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其中李竞雄、梁守般、潘家铮三位曾在湄潭就学。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功臣中，王淦昌、程开甲曾在湄潭工作过。
因而，湄潭是求是创新的摇篮、科学教育的圣地。
浙江大学西迁黔北办学史略
1939年2月5日(时在桂北），18架敌机轰炸宜山，投弹一百余枚，浙大标营十数间房舍被毁，一百多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并不安定，兼之许多师生因水土不服而患痢疾和疟疾，竺可桢校长考滤另寻合适地点，准备必要时再次迁校。2月底赴渝公务途经贵阳时，宋麟生、陈世招、周寄梅等人劝浙大迁湄潭。竺即到遵义了解情况，委托遵义县长刘慕曾与湄潭联系，并请王克仁赴瓮安、湄潭察看。在4月召开的迁校委员会上，初步确定迁校湄潭。6月中旬，可桢亲到湄潭查看房舍300余间，甚感满意，坚定了迁移湄潭的意向。
1939年11月15日，日军自北海登陆，桂南很快失陷。竺可桢召集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贵州。12月6日，首批教职员及大部分家属离开宜山，前往都匀。12月中旬，图书仪器陆续运出。同时，李熙谋、胡刚复、蔡邦华受命启程前往遵义、湄潭筹划迁校事宜。
1940年1月12日，竺可桢校长离宜山经贵阳到遵义，2月3日起开始在江公祠办公。2月9日一年级新生迁到贵阳青岩上课。二、三、四年级学生也陆续抵遵义。2月22日正式复课。与此同时，加紧湄潭校舍的准备工作。6月初，浙大农、理学院理组先后迁到湄潭，年底一年级也由青岩迁至湄潭永兴镇。
至此，从1937年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他们行经的路线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抵达的终点又正好是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称之为中国一支“文军”的长征。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黔北首府。四面山峦环抱，湘江穿城而过，将全城一分为二：西面是老城，东面为新城。浙大校本部设老城子弹库，新城何家巷为教学活动中心。播声电影院（今遵义电影院）是浙大集会和纪念周礼堂，图书馆在江公祠，各院系教室及师生宿舍遍布新老城区。碓窝井9号是竺可桢住居。
从遵义东行75公里便到了湄潭。这座小县城座落在乌江支流湄江之滨，风光绮丽，农产丰富，民风淳朴，实为一安静良好的治学之处。早在1939年底，湄潭各界就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筹商拨让县城部分庙、祠及公房、民宅300余间，迎接浙大迁校湄潭。
浙江大学湄潭分部设在湄潭文庙。前院状元桥面街的大照壁上，嵌有“国立浙江大学”六个大字，两侧为进出辕门。文庙大成殿是图书馆，其余各处为办公室、医务室、教室和部分教职员宿舍。竺可桢来湄亦住此。
城东玉皇阁旁的扶风山下，浙大购地修建了男生宿舍“仁”、“义”、“礼”、“智”斋，江边建了体育场和游泳池。女生宿舍建在文庙右侧，名“信斋”。
物理系设在双修寺，还在此新建了实验大楼。
在城西贺家祠堂一带，租地两百余亩建了浙大农场。除农经系设财神庙、农学农化系设禹院农艺、园艺、蚕桑各系均设于此，还在农场中央建了病虫系“大厦”，农场中名“牛郎背”的小山上，建有一草亭作师生休憩之所。亭柱上刻一联日：“一亭座览山胜，满目争看桃李春”。
财神庙、朝贺寺、天主堂、魏家院子，尚家院子及城内外部分民宅为教职员宿舍。
文庙右侧皂角树下原为湄潭初中校址，湄中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为浙大附中后，校舍仍置于此。
玉皇阁原为湄潭气象站，在此设了浙大附小。
浙大一年级迁永兴后，主要教学活动集中在“江西 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后又将部分教室移至南华宫。教职员安置在张家巷等处民宅中。财神庙是生物、物理实验室，火神庙为畜牧实验场。
从1940年初迁至遵义、湄潭、永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秋迁返杭州，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生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得了“东方剑桥”和“民主堡垒”的声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学校规模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到1945 –46年度，浙大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扩大了三倍多；又增设了龙泉水校，办了两个大学先修斑，一间附属中学；还新建浙大研究院，设置了史地、数学、化工、农经等五个学部。1945年攻读各学科研究生达62名。
2、“求是”学风在艰苦办学中发扬。竺可桢倡导的“求是”校训为探求知识、培养健全人格之准绳，在西迁办学中，浙大师生发扬“求是”学风和“勤朴”校风，刻苦自励，奋进不息，园满完成了各科学业;同时通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及社会实践的和陶，培育和造就了一代勤奋、朴实、竖毅、果敢的求是学子。
3、著名学者汇聚，学术空气浓厚，科研成果累累。竺可桢把有一批好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第一要紧事”，千方百计纳聘海内外著名教授来此教学，浙大一时学者云集。这批老一代老知识分子胸怀报国之志，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钻研，孜孜以求，成就赫然：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了突跛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峰何学家”：王淦昌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世界物理界所注目；贝时璋关于实验生物的研究，谈家桢关于基因遗传的研究，陈建功关于三角函数的研究，蔡邦民的果树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张其昀、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等都 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许多项目在全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
4、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十分活跃。读书不忘救国，浙大师生以极大的热忱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浙大地下党组织以及“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带领学生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爱国运动，浙大被外界称为“民主堡垒”。力主思想自由的竺可桢校长总是站在保护进步学生的立场上，为营救被捕学生 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5、在偏僻的黔北区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在黔 北办学七年，与遵湄人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黔北人民养育了浙大农学院对逐作物、水果、茶叶、蚕桑的研究试验成果，对湄潭乃至黔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站争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结束，浙江大学准备复员东归。9月13日，在浙龙泉分校奉命回杭接收整修校舍。1946年5月，在遵义、湄潭的师生员工及大批图书仪器开始启程东迁，9月全部返抵杭州，10月1日开始上课。浙江大学十年颠沛流离的西迁流亡办学从此结束。然而这一伟大壮举，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求是精神永放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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