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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摘要：
“明知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入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李济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李济时/文 2002-9-16 9:50
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是一个沉重且心酸的话题。这一百年来，知识分子可谓是命运多桀，路途多艰。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历程的一个缩影。
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一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也使得一批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只是星星点点，但却是中国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还没有发展成熟，时代就催促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带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色彩，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后百年间的历史命运。
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是有益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阶层，他们既存在于社会的基层，又与政权密切联系。这样，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俞可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的士大夫本身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而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却认为“士”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名词：“士”与“士大夫”。这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才成为官员，即“士大夫”，似乎钱穆先生称“士”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符合事实，“士大夫”则只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政府，自西汉以来，就是士人政府，也就是知识分子政府，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同时，知识分子进入政界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藏于民间，“志于道”，以“道”而影响社会政治，以办学而教育大众，因此形成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间社会主流。钱先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这一“士”阶层，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中国社会的中坚。这一中坚得到加强，社会就稳定、发展。这一中坚遭到破坏，社会就昏馈、黑暗。由此，他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断言，要挽救中国的国运，首先要从挽救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
钱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谈论本文的主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钱先生后来走上与新文化运动一派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他对于现代激进的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求“西化”，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和中国社会演进的断层。确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矛盾一直持续至今。俞可平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五个字，叫作“游魂无处归”。并解释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象一个游魂，飘拂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 他认为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可见，钱先生和俞可平都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为憾。然而，我们不能苛责于知识分子。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游荡，而没有建树。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中国的道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变法维新，到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俄为师”，到40年代中后期寻求“第三条道路”，到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更是总结归纳出“西体中用论”。但是知识分子的这些宝贵探索在持续动荡和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中总是被忽视或者被扭曲了。由是观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未能成为钱穆先生所说的社会的中坚或俞可平所说的“独立的社会阶层”，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这使他们没有时间去从事长期而复杂的启蒙工作，却急急投身于救亡之中。在当时，他们成了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这种先锋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综观百年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期当属“五四”。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指引着中华民族向现代化前进的方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他们在日益高涨的救亡主题展开后，却逐渐地被排挤到了边缘。随着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军权压倒民权，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步步低落。开初，知识分子先后被军权、官僚、甚至是农民压倒，近20年来，更曾被商人所压倒。
本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大小军阀的夹缝中生存。接二连三的内战、长达10年的抗日战争，使得军事成了中华大地的主题，文弱的知识分子几无立锥之地。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动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随着国民党日益反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态度到40年代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很多知识分子在30年代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对中国共产党持反感态度。象闻一多、老舍当时都是反共的。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安心从事文艺和学术。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是反对激进的革命，而倾向改良。因为可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又使他们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的发展，不关心国家的命运。蒋介石顽固坚持专制统治、挑起内战和迫害民主人士，使得他们对国民党逐渐失望。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参与到“第三种势力”中去，试图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然而，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军权至上的社会中终究不得不跟着时势沉浮。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后，他们又把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共产党。许多的知识分子都曾为共产党而欢呼。柳亚子、艾青、胡风都曾有诗歌称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然而，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悲惨的一段时期，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一直到“*”。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基本上走的是两条道路，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二是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或半独立的从事各种“救国”活动。前者已经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具有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而且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要远远低于后者。如果我们要确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应该说是后者。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然而，1949年以后，且不说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共产党本来是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促动而成立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演变与原来那批知识分子的设想殊途。中国共产党没有变成一个劳工的党，却变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决裂其实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自由知识分子相分离的道路。知识分子由于其长于思考的本性，往往是要求思想自由的；而农民革命所要求的往往是服从和愚忠。知识分子是理性的，而农民革命往往带有非理性的燥热。而且在农民革命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教育等很多方面还用得着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利用而不信任。一部分信奉共产党教义的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党内，作为以知识分子制知识分子的武器。其他的则被划分为“党外知识分子”。这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搞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当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对重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礼遇有加，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通欢迎。
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只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毛泽东本人是青年学生出身，还是有一点知识分子背景的。但是他象那些古代帝王一样，对知识分子很蔑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俯视知识分子。他与一些知识分子有学术、文墨的交流，但他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并不把那些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当回事。拿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衡量，总认为那些知识分子的学说和思想是旧的、过时的、浅薄的和需要改造的。不仅如此，他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有强烈的厌恶。他出身农村，农民的那种粗野习气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影响，对于那些受过“欧风美雨”熏陶、有布尔乔亚情结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心理上的排斥。他对于知识分子奉行的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早在1942年2月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就表露出来了。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但他接着就批判许多知识分子摆架子，轻蔑地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鞭挞：“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因此，他教训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改造，要改掉的是知识分子的特性，适应落后的大众的习性。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整个党的农民特质和集权特质所决定的。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也差不多持这种态度，只是有强硬和温和之分罢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当政，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安抚态度，在文化教育等单位设立党的分支机构，以党的组织监督知识分子。同时，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在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展开了。
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能开展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比较配合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倒也使很多知识分子看到的普通民众的力量，“向群众学习”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主动愿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心存幻想。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当时整个国际政治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这是50年代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诚心诚意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他联合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所指导。
然而，“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展开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大力推动。1951年9月，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10月，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表态甚至检讨，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这是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知识分子本来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但最后的结果是被迫抛弃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不允许再进行思想。思想改造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一种思想改造，而是政治压力下的思想清理了。从此，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绝迹，而以自由思想为特点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其原来的面貌。这可能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
紧随思想改造运动后，发生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陈反党集团”案，这两起案件都是针对文艺界内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异见而搞的。从此，“反革命”这一名词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怖的字眼。谁也不敢说哪一天自己不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且“反革命分子”这一帽子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只要为当权者所不喜，就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触动的主要还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但到1957年的反右，打击面就扩大到了党内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尽管长在红旗下，但对于专制的文化和官僚的体制同样看不惯，他们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们有一定的自由思考，而这些自由思考却为某些当权者所不容，尽管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当然，那些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受打击更严重。他们经过几年的观察和体会，对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专权官僚之风和压制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做法深为不满。因此在短暂的“鸣放”中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要求共产党进行改进的言论，有些言论尖锐地触及到共产党对政权领导地位。这似乎是反过来要求共产党自我改造了。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高层所不能容忍的。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警告他所说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但即使是态度表现好的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有被完全宽容，大批知识分子（据估计有5、60万）受到惩罚。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前后才获平反。这是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信笔既可拈来几例：王蒙、张贤亮、刘宾雁……，还有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他们就这样被整整耽误了20余年的大好年华。
及至*，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知识分子完全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打为“臭老九”，被送到“五七干校”，甚至劳改营，干最低级的体力活，拾粪、放牛、打扫厕所、扫大街……，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竟然落到连大字不识的农民都不如的地位。
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遭到统治者滥杀和灭门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至少在社会地位和尊严上还是可以保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不仅在思想上横遭压制，被剥夺了自由从事学术的权利，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剥夺，陷入牛马之境，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被一扫而空，甚至是做起码的一个人的尊严都无法保持。无怪乎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特别之严重。据谢泳先生揭露，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是1957—1967年前后约十年之间。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自杀者中很多都是著名知识分子，举其要者，有翦伯赞、傅雷、老舍、储安平、陈梦家、邓拓、范长江、上官云珠、吴晗、杨朔、罗广斌、周瘦鹃等等。
而那些更大量的未寻死的知识分子也都是苟且偷生而已。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冯友兰。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因此到了当时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1943年，他曾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教授会议上书蒋介石，力主立宪。据说蒋看信后为之动容，并复信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赞成。1949年，他拒绝出走国外，执意留在祖国。然而想不到，他选择留下来却把自己送入了一生中最艰难的30年。三十年间，他不得不接受连续不断的批判，不得不否定自我。*中，一贯尊孔的他被迫写批孔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毛泽东还要亲自看，亲自安排发表。可见，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甚至不问政治都不行，他们必须表态，必须表示顺从，还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知识分子自由思想不行，甚至不思想也不行，他们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去思想，必须为政治做思想的奴隶。这种思想的专制和恐怖使中国倒退到连“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不如的时代。
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明昌盛之时却遭到这种残酷的命运呢？这固然与中国历史的文化专制传统有关，也有党的教条主义政治理论有关。按照阶级分析法，知识分子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硬把知识分子工人化，就不惜采取严酷的手段。同时，党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就试图割断过去的一切传统，知识分子也必须否定自己以前的所有思想学术，而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能是当权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从。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结束，知识分子地位终于得到一定的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恢复正常，开始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80年代，饱受文化专制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迸发出久已压抑的热情。中国迎来了一个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有思想学术繁荣活跃的热潮。知识分子遥接五
四、援引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重新发出了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呼声，也发出了社会公正、政治改革的呼声。然而，这一好景并没有长久。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又在经济地位上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就出现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状况。没有知识的暴富者一掷千金的炫耀，与知识分子的清贫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建设的时期总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越发展，知识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近年来，首先是企业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不断提高，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也逐渐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社会的平均水平。收入显著提高的知识分子开始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不仅是经济地位，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推进引起了对经济学的重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济学家开始走红，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学者研究的依赖越来越大。此后是法学的兴起，法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1997年中国共产党15大报告中“以法治国”方略的提出。随着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关注，一大批社会问题学者和国际问题学者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不难看出，我们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
同时，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探索并未停止。90年代中期，知识界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表现出知识分子不愿在商业社会中迷失的信念。知识界还在捷克发现了哈维尔，他曾是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在专制的年代里参加了争取人权和宪政的斗争，同时他呼吁人们不要为专制做踮脚石，至少要保持说真话的良知，而专制统治只要靠谎言才能维持。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在80年代，巴金老人也曾高声呼吁人们要“说真话”。顾准，一位在*后期中年去世的学者，前几年在知识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人们在惊叹于顾准思想之深邃的同时，更惊叹于他在逆境中坚持独立思想的勇气。近年来，围绕着50年代的反右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界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以上的种种反思，对于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批判作用，无疑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一直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他们在20世纪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在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一直伴随了他们的世纪历程。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鼓吹人权和争取宪政，在抗战胜利后追求“第三条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1957年短暂的时期内以微弱的声音仍然要求政治的改良和文化的自治；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浩劫后的80年代再次热烈探求中华民族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艰难的90年代继续默默地反思和耕耘……他们在一个世纪中饱尝心酸，历经逆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世纪之初的理想，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即使他们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宝贵的一种权利。他们也曾迷失于非理性的乌托邦，也曾屈服于权力，但道义和良知却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流失。
有的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软弱，依附性强，典型论调有毛泽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毛皮论”。这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可，但若加之于知识分子全体，那无异于污蔑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称赞他们“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回顾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多难历程，恐怕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导引和探索，一个社会就很难健康发展。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太重要了。而要使知识分子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就要给知识分子以宽松的环境。知识分子是崇尚自由思想的，这也正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在1918年撰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并断言：“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马克思同样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话：“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不由报之以深深的叹息。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任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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