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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深厚
大哥冯友兰、二哥冯景兰、小妹冯沅君，先后考入北大，再出国留学，被称为“唐河三冯”。冯氏三兄妹出生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有名的书香之家，祖父冯玉文善诗文，遗有《梅村诗稿》一部。父亲冯台异，清光绪戊戌（1898年）进士，有《复斋诗集》，伯父冯云异留有《知非斋诗集》，叔父冯汉异也都是秀才。他们有一个姑姑冯士钧，天资聪颖，极善诗文。冯士钧病逝，家人把她生前留下的诗稿辑为《梅花窗诗草》。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到祖父冯玉文掌家时，冯家已有了1500亩土地，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是个封建大家庭。据大哥冯友兰回忆：“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
考中进士后不久，父亲冯台异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事，在武昌外语学校“方言学堂”任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实际是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和住所，冯氏三兄妹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老家迁往武昌居住。考虑到兄妹三人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决定叫母亲在家监督孩子们读书。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父亲也要他们做。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父亲也叫母亲给孩子们做一套，还教他们唱《学堂歌》。
同入北大先后留学
1915年暑假，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1916年暑假，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当时的学生，在学习上非常自由，冯友兰喜欢听著名教授黄侃的课，并做一些古诗送给黄先生，黄先生也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冯友兰回忆，“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自从湖北返回唐河老家之后，冯沅君就不上学了。大哥冯友兰从北大放假回来，在家中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大哥教她。大哥照着黄侃先生的样子，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小妹沅君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等到大哥第二次暑假回家，小妹沅君的学问更大了。这时候，北京传来消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家人都主张沅君去应考。沅君也坚决要去，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也不要。”意思就是说，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当时的地主家，出嫁一个女儿，陪送嫁妆，是很大一笔花费。父亲在的时候，已经把沅君许婚于当地的一个人家，所以她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女儿读书的，也就同意了。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毅然决然，不顾别人的议论，让兄妹三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是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1923年夏，冯沅君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兄妹三人同入北京大学，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而兄妹三人走出国门，更是少见。1918年夏天，冯景兰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矿山地质，1921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1919年9月，大哥冯友兰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冯景兰获硕士学位，大哥冯友兰也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随后，兄弟二人和其他同学一道，经过加拿大回国。冯友兰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成为一代宗师，冯景兰则从此终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教育和矿产地质勘查事业。这时候，小妹沅君正在北大读研究生，1925年夏天毕业后，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1932年与著名学者陆侃如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到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兄妹三人各奔哲学、地质学、文学“前程”
因为兄妹三人各学的是哲学、地质学、文学，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合作的机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哥冯友兰和小妹冯沅君有过一次合作，他们共同校点了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前26回，1927年由北京朴印社排印出版。大哥冯友兰做了一篇很长的序文，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做了全面的评价。兄妹三人在国外学成回国之后，其走向也是各有不同。大哥冯友兰和二哥冯景兰各干一行，却总是形影不离。冯友兰和冯景兰最初都曾在河南省立大学中州大学任教，冯友兰任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讲授哲学，冯景兰任矿物地质学系主任。1925年暑假，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到广州的广东大学教书，很快又到了北京的燕京大学。冯景兰则于1927年到了广州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1929年转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1933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地学系，不久任系主任，解放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1957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到了燕京大学以后，冯友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一级教授，最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小妹沅君却一直远离两位兄长，独自一人闯荡，当然，她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陆侃如陪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后，中州大学也曾邀请冯沅君前去任教，但冯沅君为了大哥，不愿应聘。原因是小妹冯沅君讲课十分精彩，听者众多。而大哥冯友兰讲哲学，内容本来就枯燥，加上他讲课有一个特点，老是低着头，听课的学生不是很多。小妹怕压了大哥的风头，婉拒了家乡的盛情。当然，这只是传说，可见他们的兄妹之情。
小妹的政治荣誉也甚过两位哥哥：建国后，冯沅君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兄妹三人都是一级教授，在中国教育界极其罕见，而其在各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更是令人称道。
冯沅君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后来，她又成为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还因为，冯沅君小时曾裹脚，从老家随大哥冯友兰到北京读书后，冯沅君就不再裹脚了，但脚已定型。解放后，“小脚”鞋已难寻，本不善于飞针走线的冯沅君也不得不自己动手，制造“小鞋”。“破四旧”后，“小鞋”被踢飞，冯沅君积极响应，以大代小，将鞋内多余部分用棉花填充，有时候还用废纸代替棉花，其行走艰难可想而知。
冯沅君是20世纪初最早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与丁玲、凌叔华、苏雪林等齐名。她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早年，从1923年开始创作《旅行》，到1927年《春痕》问世大约五年的时间，其创作小说20多篇。之后，影响一时的著名女作家即变成了著名女学者。后来有人这样评价，她埋首于故纸堆中，固然避免了成为空头文学家的危险，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却也使自己的创作才华从此沉睡，这无疑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损失。对此，鲁迅先生曾为之深感惋惜。
兄妹三人感情至深，互相尊重，相互牵挂。小妹为了使大哥免受尴尬，拒绝到中州大学任教。两位老兄更是挂念着聪明绝顶，令他们骄傲却又远离他们的小妹。1962年11月，大哥冯友兰到济南出席第二次孔子学术讨论会，到山东大学看望陆侃如和冯沅君。那时候，山大刚刚从青岛搬迁到济南没几年，学校的校舍建设还在进行之中。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家比较杂乱。后来大哥冯友兰回忆：1962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宾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大哥冯友兰的话里充满了爱惜和同情。1973年初，冯沅君不幸患了结肠癌，开始并未查明病情，只知是肠胃有病。大哥冯友兰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着急，四处打听，寻找治疗肠胃病的良药。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们，请求帮忙。在确诊为结肠癌后，陆侃如即给大哥、二哥写信告知病情。他们立即派子女宗璞、钟越等人，代表他们到济南看望小妹。冯沅君去世以后，全家人又聚在一起，商讨唁电的内容。最后决定由作家，冯沅君的侄女宗璞负责起草，最后由冯友兰和冯景兰定稿。
1984年是冯沅君去世十周年，大哥冯友兰为此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85年的第6期，题目是《忆沅君幼年轶事》。大哥无限深情地回忆小妹的幼年轶事，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不知道什么缘故，沅君生来不吃鸡蛋，不但不吃而且厌恶它。她要是不喜欢一个人，就说给他个鸡蛋吃。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全家二三十口人，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如炒白菜、腌萝卜之类、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母亲自己腌鸡蛋，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景兰喜欢吃蛋白，我就吃蛋黄。沅君能吃饭了，但不吃鸡蛋。我们三个小孩，倒各得其所。母亲不忍，百般劝诱，也没生效果。
1907年，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我们三个孩子分成两班，我和景兰为一班，沅君六岁，一个人一班。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当时粉笔称为粉条，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吃的粉丝，粉丝也叫粉条。
有一天，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也，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沅君性格之倔强，可见一斑。
沅君曾作有一篇《秋思赋》，大概是她在国学专修科中的作品。颇有六朝小品的神韵，景兰会画中国画，画有一幅“秋满山皋图”，把沅君的这首小赋写在空白的地方，作为题词。我也作了一首小诗，这幅画在十年*中遗失了。
如果这幅画能够保存下来，倒是我家的一段佳话。
„„
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同胞兄弟姐妹一共五个。长兄冯新兰，长女冯温兰、次兄冯友兰、三子冯景兰、小女冯恭兰（冯沅君）。长兄冯新兰早夭，未及成年。大姐冯温兰早为人妻，嫁给唐河县张湾赵家。父亲到武昌就职时，大姐已出嫁，留在了老家。父亲去世以后，友兰、景兰、沅君在外地工作，母亲自己在老家生活时，侍奉母亲就靠大姐一个人。解放后，大姐没有生活来源，就来到了北京，由友兰、景兰、沅君一起照顾，兄妹三人每人每月出15元钱，补贴大姐的生活。在那个岁月，大姐的生活应该没问题。1965年，大姐不小心摔伤，大哥友兰又每月加5元，景兰和沅君也不时加一些。“*”开始以后，冯友兰受到强烈冲击，大姐在北京住不下去了，只得回老家投奔堂侄冯钟俊。红卫兵不准亲人相送，他们要亲自押送。结果，大姐从此再无音信，至今是一个不解的谜。
冯钟俊后来回忆：我一连三天去唐河汽车站迎接，但一直未见到二姑，二姑在哪里？现在仍是一个谜。据说二姑离开北京时带了一些钱，是否因此而在途中被害？当时红卫兵杀死一个地主婆，像踩死一个蚂蚁，并无人过问。”
失去大姐很长的一段时间，友兰、景兰、沅君并不知道，那时候的通讯和交通极不方便。知道这个悲痛的消息后，他们也很久不敢声张，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失去大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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