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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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