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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知识界的百家争鸣
袁世凯在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以后，便集中力量对付南方留守的革命党人，以除后患。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革命党人是他实现政治野心的障碍。他篡权后不久，就秘密向外国银行团贷出巨额款项以装备军队，此即所谓“善后大借款案”。同时他还一手制造了“宋教仁案”，以阴谋手段杀害了力主民主与法制的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后，孙中山等人发动了“二次革命”，［17］矛头直指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独裁政府。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两个月以后，“二次革命”被扑灭。孙中山等人逃亡日本，在那里，组建了中华革命党，［18］准备寻找机会再举义旗。袁世凯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后，以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不复存在，便先是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随后，又决定恢复帝制，抛弃民国。但是，他的“洪宪”帝制违背了历史潮流，甚至他原先的北洋班底如段棋瑞、冯国璋等也不予支持。在众叛亲离的状况下，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就在护国战争和全国各地的一片反对声中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北洋政府名义上恢复了《临时约法》与国会，实际上，中国的政权仍然处于封建军阀控制下，中国社会陷入长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在革命党人那里还是一种期望。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实力最强，其次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东北还有北洋别支奉系张作霖。在西南则形成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势力，如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其他各地均有大小军阀割据势力。在南北方军阀之间，甚至在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为达到控制中央政权的目的，存在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是引发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
1917年6月，一贯拥护帝制的安徽督军张勋，打着调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矛盾的旗号，率领辫子军进京，逼令黎元洪去职，并与康有为一起于7月1日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清朝旧制。此种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7月12日，段祺瑞打出反复辟招牌，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率兵入京，赶走张勋，戡定了叛乱。张勋复辟的闹剧仅有12天，就被平息。
但是，段祺瑞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妥协退让；对内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在政治上大搞军事独裁，拒绝恢复被张勋废除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在孙中山看来，《临时约法》和国会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就不成其为中华民国。
孙中山坚决揭露段祺瑞军事独裁统治的本质，提出打倒假共和，恢复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拥护引临时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他从上海到广州，集合南下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孙中山和革命党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他们所借用的力量是与北洋军阀对峙的南方军阀。一旦南北方妥协，护法运动便宣告失败。事实正是如此。孙中山极为气愤地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对军阀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最终都失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仍在持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黑暗中，以愈挫愈奋的精神和毅力，苦苦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自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创办实业的工作中，各地纷纷成立实业团体。除沿海地区外，内地一些大中城市也陆续创办了一批企业。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新的较快发展。尤其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迅速。外国商品输入减少，给中国的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1872年到1911年，中华民族资本总计1．5亿元，1912年到1919年，建成厂矿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1．4亿元。
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大约有120多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已增至200万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和分布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工人的分布也不平衡，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江的大中城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非常严重，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恶劣，还有封建把头剥削和欺压。因此，中国工人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反抗外国侵略者、反抗封建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罢工和政治斗争不断发生。如以1905年至1911年为例，平均每年罢工8次。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正迅速地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将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人，从事近代民主思想与文化的宣传工作，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取得了许多有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重要成果。但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领域守旧势力也掀起尊孔读经之风。这不是从正面吸取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中的精华，而是要借此恢复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此时，一批现代文化的先驱者应运而出，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猛烈的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民主主义新文化的运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新青年》杂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在创刊号载文《敬告青年》，明确提出“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当时，先驱者所宣传的“民主”，主要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并用作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武器。“科学”主要是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认识问题的科学方法，反对迷信和愚昧，革除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陋俗。新文化运动还对妇女解放、道德革命、个性独立、家庭革命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学说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陈独秀（1879—1942年）、李大钊（1889—1927年）等人均发表文章，揭露封建道德对社会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束缚。他们认为，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控制人们思想的枷锁，君、父、夫有绝对权威，而臣、子、妻处于完全服从地位，这就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和家庭生活上的不平等。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和摧残，社会氛围由此而僵死沉闷，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分析封建道德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揭示了伦理道德与社会经济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为人们抨击封建道德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文化运动在深入发展中，还涉及到文学革命的问题。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形式上的某些改革。陈独秀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号召打倒“贵族文学”，提出“写实文学”。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深入论述现实文学的基本特点。1918年以后，鲁迅（1881—1936年）陆续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杂文，以文学手法，揭露封建主义道德的本性，刻画了社会下层民众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的普遍心理，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震撼，对文学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场新文化运动主要发生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涉及到民主与科学、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击思想文化领域的尊孔读经逆流，从更深层次上讲，则是一种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倡导人们重新估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检查和反省。新文化的先驱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不良内容，并没有加以全盘抛弃。尽管当时有人主张各领域全方位接受西方文化，全面否定并遗弃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观点不是当时文化界的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将四书五经束之高阁，甚至主张废弃汉字，改用世界语。随后，《新青年》杂志就发表了陈独秀的文章，对这种主张加以批评和解释，表示该杂志同仁也不同意这种极端化观点的态度。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取得突出成绩，包括语言、艺术、文学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很高价值的成果。
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新文化的先驱者欢迎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等各种学说。他们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截然对立的位置，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这实际上是思想和理论上的理性主义。这种态度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各有哪些优长与不足、如何借鉴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当时人们有这样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需要借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即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用科学和民主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等一切方面的黑暗。这是十分深刻的。新文化的先驱者明确地告诉中国人，在世界近代化潮流面前，中国必须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从观念的层面接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在法律上实现人权平等，在伦理上实现人格独立，在学术上破除迷信，实现思想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积极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关注遍及各地的人民群众的起义和斗争。李大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相继发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后期，进步知识界很快形成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面。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随后，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核心力量。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序幕，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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