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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下》第八单元课文翻译
身份盗贼 ——迈克尔·希金斯大约在20世纪90代初的某一天，一位名叫斯科特·克林顿·吉尔伯特的骗子来到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简历和印刷商店，他的账单总数为185.3美元。然后他以自己常用的方式付账：欺骗。吉尔伯特以“罗伯特·哈特尔”的名字进行购物。如果有人对吉尔伯特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这个骗子已做好了充分的应付准备。他已经弄到了“罗伯特·哈特尔”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甚至他的出生证明。吉尔伯特或许对上面那笔小交易不以为然。在这小骗局之前，他已使真正的罗伯特·哈特尔不断负债达11万美元以上。这里包括三辆客货两用车，两辆摩托车还有一座超宽型的移动住宅车。吉尔伯特后来被判定罪名成立。在此之前，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罪犯已经悄悄发现在这个现金日渐消失的社会里，可以进行一种不留痕迹的偷窃：身份盗窃。盗贼们发现，以假身份盗窃，既可让受害者无以防范，也可以让警方无法追踪。5 埃德·梅日温斯基是美国公众利益调查集团驻华盛顿地区的消费者辩护律师。他认为“这种行窃非常容易”。“放下赔偿的问题不谈，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消费者看到盗贼被法办了，他们心里依然不能安宁。”如今身份盗窃依然猖獗，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不过它已不再神秘。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正举行高级首脑会议和研讨会，使立法官员们对此给予重视。州立法者也在促成立法来严惩此类罪犯。今年秋季，国会很有可能投票立案决定是否将身份盗窃定为重罪，其惩罚可高达15年监禁。另一项议案是使消费者对个人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比如说保护他们的社会保险号码不被人知。一种90年代的罪行身份盗窃案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广，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对此罪行还没有一个标准定义。但是在1994年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对政府、企业和消费集团提出的投诉。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对金融方面的罪行可以行使审判权。去年它所提供的数字显示，身份盗窃花去消费者以及金融机构大约7.45亿美元。1992年大约有万人向Trans Union信用卡报告代理公司打电话，咨询或投诉有关身份盗窃的问题。去年，此类电话的数量增加到52.3万以上。10 是受害者本人使此罪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们要求立法者采取措施。11 在受害者之中，有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工人，他促使一项新的联邦重罪判刑议案得以形成。他第一次接触到身份盗窃是在1994年。当时他接到了征收部门打来的电话，问他为何还不付他的打印账单。这个人就是罗伯特·哈特尔。12 哈特尔现年46岁，与妻子约安住在爱荷华州的斯普瑞特湖区。当他被卷入到这桩可恨的身份盗窃案中时，正在一家铸造厂当检查员。哈特尔一家生活简朴，几乎没有什么账单，一直用现金购物。当他接到电话要他支付拉斯维加斯的打印账单时，便提出要一份信用卡使用情况报告。哈特尔说，这份报告描述了一段奇怪的故事。在信用报告部门和任何看了那里所记载的信息的人的眼里，哈特尔似乎是一个随意挥霍的赖帐者。14 幸运的是哈特尔对此罪犯掌握了一定的线索。他知道有一个名为卡尔·李·朗敦的人，现在凤凰城，是他母亲的男友。事实上，这位后来被发现就是吉尔伯特的“朗敦”极力鼓动他的母亲与其结婚，而哈特尔的母亲比朗敦年长大约30岁。朗敦还要求她让他有权获取哈特尔家庭的信息，并以哈特尔的名字进行工作，这原来在哈特尔看来只是个笑话。哈特尔专程赶到凤凰城将此案呈交到警察局，可在那里却碰到了令他难以相信的事：即使他对“朗敦”一事的判断是对的，警方也不认为他是此案的受害者。16 执法机关的逻辑是：哈特尔在法律上没有责任去支付那些制假者所造的账单，因此哈特尔并没有任何经济损失。要说有受害者，那只是发行信用卡的银行。17 但他们却不考虑吉尔伯特已经损害了哈特尔的信用声誉，也不考虑如果不能出示诈骗的证明，债权人是不会将欠债抹去的。哈特尔发现警方甚至不许他在警察局立案。哈特尔回忆说：“我主动向侦探提供证据，可他拒绝接受。我告诉他虽然我不是律师或警官，但我知道这类罪行已经出现了。”1994年中，哈特尔的情景已经很糟了。吉尔伯特离开了哈特尔的母亲逃离亚利桑那州，但依然在使用他的名字。哈特尔一个月里花了400美元打电话，要求债权者不再打搅他，要求执法机构去处理吉尔伯特。哈特尔说：“我们的信用声誉被毁，生活举步维艰，一切都受到限制。我们不能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在哈特尔的案子中，他所追查的诈骗犯十分狡猾。吉尔伯特曾经在佛罗里达有过犯罪记录，然后他从那里来到凤凰城。而实际上身份盗贼不需要使用迂回战术。那些将成为罪犯的人只需要一份信用卡申请表以及一些他们袭击目标的基本个人信息就行。要得到至关重要的信息，如社会保险号码，却是惊人的容易。它可以轻易在信用报告中获取。至于文件的账号，窃贼们可以从受害者的邮件中或垃圾箱中翻到。
律师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23 玛丽·弗兰克是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古娜·尼古尔城的律师。她有第一手资料说明狡猾的骗子如何能轻易偷得别人的姓名。1996年8月，弗兰克接到一个来自特拉华州一家银行的电话，询问她为何还不付“玩具之家”信用卡上的欠款。当她问银行将账目寄向何处时，得到了一个离她80英里远的文图拉的地址。弗兰克得到的第一个线索是身份盗贼已经用她的名义盗走了5万美元。她说：“盗贼已用我的存款买了一辆红色野马牌敞篷车，现正四处行驶，驾照上使用的是我的名字。” 弗兰克现正在积极倡导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惩罚身份盗窃。26 弗兰克案件中盗窃一点也不复杂，罪犯只要说自己是个私人投资者就可以得到弗兰克的信用报告。弗兰克说要得到“玩具之家”卡，这个女人只要在申请表上划去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写上“玛丽·弗兰克”就行了。另一个由受害者变为提倡严格法律的人是杰西卡·格兰特。她也吃惊地发现自己是那么轻易受到了侵犯。格兰特是威斯康星州一家“阳光牧场”公司的养老金经理，很少用信用卡。但当她和丈夫在1997年12月准备为住房再筹资金时，发现有人以格兰特的名义冒用了6 万美金。这个窃贼住在得克萨斯州，已经开了19个不同的账户。有些时候，尽管在她所交的申请表上出现的住处、雇主信息与格兰特的不相符合，她还是以格兰特的名义得到了存款。格兰特说：“正是这一点使我愤怒。原本有那么多的疑点可以或应该去质疑，但却没有人这么做。” 实施法律的难处与哈特尔的情形相同，弗兰克和格兰特也发现当地警方认为她们不是此罪行的受害者。她们两人都将案件提交联邦立法机构——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在那里她们既听到了好消息，也听到了坏消息。
联邦法律确实有条款禁止伪造和盗用身份证、银行卡和社会保险卡号。32 但是弗兰克和格兰特都说联邦调查员告诉他们，调查局只处理多州之间的诈骗集团案，或金额达20万美元以上的案件，而她们两人的案件都不符合以上条件。
詹姆斯·鲍尔是经济情报局的代理副主任，他力主制定严厉打击身份盗窃的法律。可是眼下他认为对于联邦调查人员来说，处境也很为难。比如，鲍尔的办公室正在打击一个诈骗集团，他们用偷来的身份买汽车，然后再巧妙地处理赃款。他们会将汽车运出所在的州，然后卖掉它，再用获得的钱付住房的首付款，最后取出房子的第二笔抵押金。
鲍尔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车是36辆，如果再乘以那个倍数，实际金额可达上百万美元。” 35 但就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尽力打击以上犯罪行为时，总是有像斯科特·吉尔伯特这样的小鱼会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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