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坚守_坚守传统文化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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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坚守

作者：魏晏龙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贾平凹以其商州系列小说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他后期的小说创作，正如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对其《秦腔》的颁奖词所言，是“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实、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寥寥数字便道破了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作品每每能够在读者和评论界中间好评不断的原因。具体而言，那就是贾平凹善于、乐于并勇于用现代文学的创作手法，突破“寻根文学”时期相对狭隘的文化语境藩篱，将故事铺陈在中国乡村的广袤热土之上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言：“中国农村很多，人口很多，生活很丰富，乡下有我写不完的东西。”①“„„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②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作家把小说创作的语境远离农村的时候，贾平凹，这位以“我是农民”来自我定位的文学奇才，这位一向在创作上不随大流，不按常理出牌的陕西作家，这位被称为是当代中国纯文学和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③的文坛传奇人物，依旧执着且固执地让自己的文学脚步行走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在把自己对于乡土的文字膜拜虔诚地展示给世人的同时，努力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寻觅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本文即以贾平凹的三部长篇小说代表作——《秦腔》《高兴》和《古炉》为分析对象，对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取向进行梳理和剖析，以期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理念寻找宏观和深层的文化依据。

一、“天人合一”咏《秦腔》

如果在故乡的舞台上还能响彻秦腔高亢嘹亮的音韵，如果在故乡的土地上还能留存传统农耕文明的强大气场，贾平凹就不会选择一个疯子引生来作为《秦腔》的叙述人和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探寻者。在引生的镜头里，白雪无疑是绝对的焦点。引生对于白雪奉献了让人觉得可怜的无限痴情，爱屋及乌，对于白雪痴爱并执着的秦腔也一并喜爱乃至痴迷了起来。而白雪的公公夏天智，对于秦腔的挚爱丝毫不逊于儿媳，甚至将之视为灵魂的外化和精神的寄托。面对儿子夏风和儿媳白雪在对待秦腔态度上的水火难容，看到新生的孙儿残缺畸形的身体，原本的乐观硬朗的夏天智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打磨得心力交瘁，最终只换得身患胃癌，郁郁而终的结局。如果秦腔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那么夏天智的离世的确让人悲叹，因为他的结局似乎从艺术美学的角度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方面在今天农村的悄然颓落。然而，如果我们逐级踏上宏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台阶，从更为高阔的视角去俯视整部《秦腔》的精神脉络，就会惊讶于小说最豪迈的伏笔却刻画在夏天智身故之后，在整条清风街上竟然找不到为其抬棺入土的年轻后生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这不光是夏天智的悲剧，更是其兄夏天义和夏天义代表的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无法回避的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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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夏天智是生命的呐喊者，夏天义便是社会的担当者④。但让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么一位响当当的社会担当者，只有一个疯子引生给予了自始至终的无限尊重。“夏天义是个大个子，黑乎乎站满了堂屋门框，屋里的灯光从身后往外射，黑脸越发黑得看不清眉眼。”⑤ 这就是引生眼中夏天义在《秦腔》中的首次亮相，颇有些武侠片中大侠登场的气势，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夏天义说：“清风街啥时候缺过劳力，农村就靠的是劳力，现在没劳力了，还算是农村？！” 君亭说：“过去农村人谁能出去？现在村干部你管得了谁？东街死了人抬不到坟里，恐怕中街西街也是这样，西山湾茶坊也是这样。”夏天义说：“好么！好么！”竹青见夏天义和君亭说话带了气儿，忙过来说：“劳力多没见清风街富过，劳力少也没见饿死过人。”夏天义说：“咋不就饿死人呢？！你瞧着吧，当农民的不务弄土地，离饿死不远啦！”⑥ 勾勒出了老迈的夏天义在现实面前无奈的呐喊。在贾平凹笔下，夏天义不光是引生抬头仰观和可以信赖敬畏的精神导师，更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忠实接棒者。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然特点鲜明，根基深厚。它把中国农民视土地为生命和崇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凸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夏天义正是将“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的农耕文明看做自己终生的信仰，恪守不渝。虽然他看似还在清风街上威望不减，但在以侄子夏君亭等为代表的希望用商品经济革新“颓势”的少壮派眼里，他已然成了妨碍他们改革所谓农村落后面貌的绊脚石。在整条清风街上，甚至在众多儿孙之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夏天义的孤独和他在那条荒废多年的七里沟埋头淤地的真正动机。夏天义的身边只有哑巴和疯子引生——两个或身体或心灵有着残缺的追随者，但追随者毕竟不是接棒者，他看不到也找不到谁是下一个接棒者，所以他郁闷、苦闷、愤懑。贾平凹在叙事中用引生的所见所闻，把夏天义这位个性十足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捍卫者的苦涩心结，揉进了鸡零狗碎的乡村日常生活的无比细微的描述之中。这样日常的乡村生态是真实的、琐碎的，却也是生动的、亲切的。夏天义是心中有“人”，胸中有“天”的传统中国农民的代表。乡里乡亲都是他们心中在意的“人”，而田间农事则是他们胸中的那片“天”。在处于社会转型的华夏大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勾连着夏天义们心中的“人”和“天”，活脱脱便是儒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同时又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动写照，不经意间有血有肉地描摹出了“天人合一”这一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涌动的遗传基因。

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以“道生万物”为基础，并以人的智慧的启悟为途径。儒家的天人合一亦可解读为天人合德，是以“天命之谓性”为基础，并以人的道德的修行为途径。然而，面对“仁、义、礼、智”等中国传统道德观在今天中国农村的悄然颓败和“金玉满堂”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普适价值的现实，贾平凹只能无奈甚至是痛切地将儒道的天人合一观无限放低，使其接通地脉，从而抽象出一种以传统农耕文明为本质，以原生态乡村生活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新解。《秦腔》中这种新解后的天人合一观并不抽象，更不深奥，就生发在那一个个平凡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轮回之中，让无数久居都市的长者在睡梦中和回忆里留恋不已，转自论文部落论文范文发表论文发表

悄然却也是扎实地铺垫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脉动的大道。然而，即便是大道，整条清风街上仍旧沿着它踯躅前行的却剩下一个老汉，一个哑巴和一个疯子，这实在是最为犀利的反讽；即便是大道，也说不定会在不久后的某一天被来自外界有形或无形的冲击所改变，所掩埋，这就是让贾平凹不得不和夏天义们一样苦涩着、无奈着的原因。在商品经济和社会转型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千年来沐浴在传统农耕文明之下的精神家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撞和挤压，由此而产生的农业生产被轻视，土地被荒废，资源被滥用，环境被破坏，青壮年农民离土离乡等问题比比皆是，这就是夏天义们和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世纪之交和经济转型的大潮面前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因为迎面而来的可能不是接棒者，而是变革者又甚或是颠覆者，夏天义们痛苦而惶恐。他们可怜又可敬，他们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般的执着坚守着“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的淳朴信仰，换来的却是西方布鲁诺、伽利略一般的悲壮结局。就算有人有挺身为他们接棒的气魄和胆识，也会瞬间被周遭投注来的嘲谑和不屑眼光秒杀吞噬，成为旁人眼中的新的疯子引生们。农本失位，天人不合，这就造成了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在意识形态上本不应该出现的主角缺位。所幸贾平凹践约用《秦腔》为家乡树起了一块碑子，那或许就是小说结尾为夏天义定制的那块还没有写上祭文的墓碑，或许也正是作家自己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道路上的里程碑。

二、“自强不息”话《高兴》

在小说《高兴》里，刘高兴和同乡兼伙伴五富正是当下不畏吃苦，不怕流汗的前农村精壮劳力和现都市农民工群体的代表。五富信服甚至崇拜着刘高兴，对其言听计从，但却无法理解刘高兴对于城市的迷恋为何会丝毫不亚于他自己对于乡村的惦念。对于刘高兴这样一个心甘情愿把人生理想、未来的抱负、甚至是身体的器官都献给城市的农村叛逆者来说，虽然还多少会在睡梦里和记忆中拥抱一下乡村的麦田和草木，但城市却是更加亲切和妩媚的，而在五富眼里，城市是麻木和冰冷的，因为他的心还牢牢系在乡村的热土上。虽然两个来自同一片乡土的年轻人在刚刚迈进城市的门槛后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但作为拾荒者的他们都在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搭建着各自或崇高或渺小的梦想。有人认为五富代言的是已趋落后的乡村文明，而从刘高兴身上却可以感觉到城市文明相对于乡村文明的优越。故事的结局里五富突发脑溢血客死在城市里，这似乎悲剧性的象征了古老的乡村文化终将被城市化逐步稀释瓦解⑦。即便此种说法是成立的，但谁又能说由乡村文化所孕育和塑造的中国亿万农民身上勤劳与自强的精神也会随之消亡呢？

书中以刘高兴的视角对于拾荒者们的真实工作场景和劳动强度的生动描述俯拾即是，如：

我压根没有想到，在大垃圾场上竟会有成百人的队伍，他们像一群狗撵着运垃圾车跑，翻斗车倾倒下来的垃圾甚至将有的人埋了，他们又跳出来，抹一下脸，就发疯似的用耙子、铁钩子扒拉起来。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到处是在风里飘散的红的白的蓝的黑的塑料袋，到处都有喊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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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一趟车，卸费二十元，五个人平分一人四元。每个晚上最多可以卸四车，有时就只能卸一车。半夜里回来，乏乏地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着了像死了一样。白天里，我们照样去拾破烂。⑨

水泥袋虽然缝口，但一搬动，粉末乱飞，不一会我们就面目全非，用手巾包住口鼻，出力又憋得难受，就把手巾咬在嘴里。问题是眼睛碜，用手背去擦，越擦越碜得疼。⑩

这样肮脏恶劣的工作环境，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加上远离家乡的无奈现实使得在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眼里，刘高兴、五富、杏胡夫妇、黄八等人都成了异类，这无疑让他们失去了归属感，被置于一种尴尬的游离状态。但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在面对何种都市中的困境或磨难，非议或白眼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自暴自弃。不能否认的是在他们之中不排除会有少数好吃懒做之徒、鸡鸣狗盗之辈，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重“利”不舍“义”，“怀土”亦“怀德”，“谋食”且“谋道”，虽时而“固穷”而绝不“穷斯滥矣”。即便可能没有读过《易经》或《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他们却用血汗、乐观和坚韧践行和注解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苍茫古训。我们似乎很难在君子和小人之间给他们一个准确定位。很明显，他们爱财，而且爱得近乎疯狂和执着，但却取之有道；他们的地位与言谈，外表和职业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似乎相去甚远，但和虚伪的大款韦达之流相比，固然没有翩翩风度和优雅谈吐，但却更加贴近君子的标准。他们多少有些伪小人，真君子的风骨，原因其实很清楚，那就是除了自尊外，他们还拥有自强这样一份从生长的乡村继承来的极可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相信即便把这份财富投注在所谓最为低贱的工作上，自己也是富有的，或者至少是有朝一日总会富有的。所以他们也就成了芸芸众生中可爱的小人，另类的君子。

刘高兴曾用这么一句话去安慰五富：“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 {11} 刘高兴说这话是他从报上看来的，其实却正是他和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的生活信条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别样解读，他们才是这句话真正的出处。不管是捡拾破烂、收购废品、挥汗工地、辛劳家政，又或是从事其他不起眼，甚至是被人看轻的职业，他们用汗水净化着自强的信念，从不自轻自贱。即便自己对于城市的巨大贡献无法赢得所谓城市原住民的尊重和理解，他们仍坚信自强不息，一切凭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态度终会让他们在城市坚实地扎下根来，抬头挺胸顽强地生活下去，尽管这个过程肯定会漫长苦涩、荆棘密布。这或许就是刘高兴们仍在城市坚守的终极动因。正如贾平凹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关注现实，才可能写这部《高兴》，写了刘高兴到底要传达什么东西？我更想写的是人在困窘和强悍交织中的生命壮歌。„„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12}

走在通往都市和乡村的岔路口，贾平凹和刘高兴们都在思索，下一步该迈向哪里。刘高兴们向着都市出发了，他们起早贪黑、大汗淋漓，渴望尽快寻到自我的准确定位，多少有些义无反顾的味道；而对于作家本人来说，他在选择了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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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道路同时，应该也在寻找传统文化精神的行程中看准了比较明确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高兴多少完成了一个探寻者的任务。

三、以“和为贵”铸《古炉》

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在当前正在冲击着天人合一的农本传统，那么在*十年的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天地，也让农业在农村失去了应有的根本低位。由大城市发起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搅动起了那偏远贫穷的古炉小村里的人性波澜。在古炉村，贾平凹选择了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天赋异禀的少年狗尿苔去继续完成自己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任务。恰也正是在在狗尿苔充满灵性的感官世界当中，他所生活的古炉小村里的一些人本性中的恶的因子被激活了，在政治热浪所营造的躁动氛围中，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以贪婪、狠毒、嫉妒、吝啬、猥琐、卑怯、自私等外在形式被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这样一来，过往人与人之间的鸡毛蒜皮的冲突，家族矛盾的恩怨，就会被刚刚获释的恶的因子无限放大，冲破理性、道德和制度的藩篱，让更多人变得癫狂失态。极端分子如夜霸槽，麻子黑，秃子金，水皮，守灯等，更是将心中的恶完全放纵开来而不计后果。恰如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所言：“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地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13} 活脱脱勾勒出了小村所折射出的大国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变态境遇。

所幸“对《古炉》中的古炉村人来说，‘*’不过是生活本身。他们的派别斗争并不是因为政治信仰或立场的不同，仅仅出于日常生活中的家族矛盾或个人恩怨”。{14}这样，小说就“极大地消解了它的社会政治化的内涵，而还原到了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15}剥去所谓政治立场不同的差别，阶级情绪对立的外衣，原来都是在一个村落里生活，一片土地上劳作，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村人，现在却怒目相向，剑拔弩张的终极原因都只不过是个人或者家族或大或小的恩怨。比之于疯子引生，狗尿苔虽然只是个小升初年纪的儿童，但却有了更多难得的理性、天赋的灵性和可贵的善性，在他的眼里，蚕婆是可亲的，善人是可敬的，连那素来说一不

二、威风凛凛的支书朱大柜，在受到批斗后也是可怜的。对于霸槽，狗尿苔一开始完全是崇拜和仰视。给别人跑小脚路的时候他经常心不甘、情不愿，但是霸槽让他做什么事，他却是受宠若惊，乐之不疲。但到了后来，因为霸槽在感情上背叛了杏开，狗尿苔便对其由崇拜转为不解，进而排斥。排斥归排斥，却并不是憎恶和仇恨，因为在狗尿苔这孩子的秉性深处充满了善的因子，这让他在那个近乎疯狂的村落里还能拥有善良、淳朴、包容、宽厚等人性中美的方面。因此即便是被牛铃在大字报上诬陷，他也能最终原谅这个同龄的玩伴。比之于这个善良的孩子，善人、蚕婆、杏开等人言行中所散发出的中国式善良更是被贾平凹刻画得韵味深长。正是因为还有善良的人性的存在和坚守，希望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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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会太远。如果狗尿苔只是善的灵光一现，那么以清末民初伦理教育家王凤仪为原型的善人则更是贾平凹希冀将善念在恶流中推而广之的明证。在那样一个全盘否定孔孟的年代，善人却以儒家的处世原则为药，在古炉村走走停停，治病救人。善人实在就是一个践行“人之道”的“仁者”，当他发现周遭的善念已然颓落，却依然“择善固执”，让人感叹。正如《古炉》后记中形容善人所说的：“在人性暴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16}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但是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即便善人想力行仁者之道、君子之举，他那样微若萤火的个人努力最终是难逃堕入黑暗的结局的，就像千年前风尘仆仆，如丧家之犬一般奔走于列国的孔圣人，同样无法靠一己之力挽回他那个时代礼坏乐崩的颓势。善人就像是古炉村里的孔子，只要有他和他的努力的存在，好比滚滚浊流边的一条清涧，多少还是会稀释掉一些已几乎道德麻木的人心里的恶。善人之所以能把村里不少人的病说好，恰恰是唤醒了这些人道德里已经沉睡太久的善念，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病因，并开始自救，且疗效极好。可见善良的确是极为有效的药引。善人在故事的结尾虽被大火吞噬，却壮丽地象征了人性中的善念的涅槃。对于狗尿苔和善人的尽心塑造，恰如陈劲松先生所言：“相较于人性恶，贾平凹显然将古炉村的兴衰寄托在人性善之上。或者说，他将整个中国的兴衰寄托在人性善之上。”{17} 《古炉》让人叹服之处恰是将“和”的可贵巧妙地展示在各种量级的善恶对峙之中。在种种“不和”语境的强烈映衬之下，“和”的可贵、宝贵、珍贵得以鲜明和纯粹地凸现。榔头队与红大刀之间无所谓是非对错，而只在乎于宣泄与报复的狰狞武斗，看似是恶与恶相斗的极端外化，实际上却是善与恶之间的终极对抗。在鲜血淋漓、血肉横飞、你死我活的打杀之后，恶因满溢的脓包终被挤破，饱含善因的新鲜血液也便水到渠成地回注进人性的机体。这便是善的力量，它既不极端亦不狂躁，而是静水深流，厚积薄发，以柔克刚。当人性在善因的滋养下恢复元气之后，便会在平和的状态中以滴水穿石之力重见天日。善恶相抗终为“和”，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光照下中国历史走向的定势。《古炉》的结局看似血雨腥风，但细看之下，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只是霸槽、黄生生、天布、灶火等几个运动的积极分子，至于其他村民，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一场狂躁的运动和盲目的对峙之后逐渐平静下来，重新用被善意唤醒的心灵去打量和审视曾经的对手，那些他们身边熟悉的张三李四，街坊四邻。即便无法很快一笑泯恩仇，至少还是会回到那同一片田园里，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堆草垛边，同一口水井旁，继续着过往的生活。这应该就是整个故事没有被作者言明的结局，似乎有着一些暗示已被潜藏在后记之中：

„„但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经历过*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柱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头棍儿，水流冲地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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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18}

凡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者都能够在其间直接或间接感受和触碰到作者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倾情书写。没有渗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文学作品是苍白和无力的。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在一时博得一些读者的有限青睐，但它们无法经受岁月的洗礼，更加无法企及优秀文学作品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恰好比一个面貌俊美、衣着鲜亮，但却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羸弱后生，颓然立于一位精神矍铄、红光满面、器宇轩昂的健硕老者近旁，一目望去，两者之间的生命张力自然强弱分明、优劣立显。但是，众所周知，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将文明的传承延续至今的中国，其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必然有着强大且富有个性的精神内核，才能够让其文明屹立万载、浩荡千年。温家宝同志曾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时将其概括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为贵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及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19}这个概括犀利明澈，直指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框架上的几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而贾平凹的后期的长篇小说《高兴》、《古炉》和《秦腔》当中所反映、颂扬和讴歌的核心精神内容恰正是为这其中的三点主要精神给予了带着浓重中国乡土厚味的文学注脚。更为难得的是，贾平凹将小说的创作语境立足于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在不漠视、不回避、不排斥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以虔诚和敬畏的创作态度，细致入微的笔触，在对于农村生活最本真、最原生态的描摹之中，水墨画一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脉络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这三部长篇小说是能够用优秀文学作品来形容和肯定的。相信并期待贾平凹会在今后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之中用更加深情的文字，在中国乡村的片片热土之上寻觅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注释：

①钟润生：《回顾30年写作生涯贾平凹：乡下有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19日。

②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355页。

③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 ——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④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⑤⑥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第494页。

⑦涂彦平：《贾平凹小说〈高兴〉的话语裂隙分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9期。

⑧⑨⑩{11}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第313页、第315页、第281页。

{12}孙小宁：《贾平凹：刘高兴的灵魂更靠近城市》，《北京晚报》200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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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18} 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第605页、第603页。

{14}{17}陈劲松：《〈古炉〉：日常中的人性》，《延河》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