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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为民主、自由、平等而战的民权运动的不断开展，不仅各国人民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也逐渐地自我觉醒，进而在文学批评上反映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由于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文学女性人物形象，正如乔伊斯?卡?欧茨(JoyceCarolOats)在为小说第三版所作的“介绍”中指出：“在1847年《简爱》出版之前，英国文学中虽不乏叛逆女性的形象，但像简爱那样卑微、平凡、孤苦无依的‘弱势’女性如此自觉地对抗强大的父权社会，算是空前的。”［４］故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纷纷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文本进行穷尽皓首地考辨。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强烈政治意识的迫使下，女性主义评论也都竭尽全力地挖掘《简爱》文本中女性的“第二性”社会地位的文本元素，进而抗诉和颠覆父权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探寻缔造男女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之途径。譬如：许多学者认为伯莎.梅森是夫权和父权文化的直接受害者，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疯狂的复仇者。国内学者称：伯莎.梅森所要肩负的使命是彻底摧毁男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她的最终不幸被毁灭的悲剧实际是在揭示妇女身上被压抑，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然而，伯莎.梅森的“疯”是生理遗传的，罗切斯特在文本中指着伯莎.梅森对众人喊道：“伯莎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勃朗特，1994：273)此外，十九世纪早期的夏洛蒂?勃朗特或许并没有如此高的女性意识，伯莎.梅森作为夫权和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似乎也只是文本透过三棱镜所映照出奇特释义 精神分析法也是众多学者乐于用其阐释《简爱》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运用精神分析法探讨《简爱》文本中女主人翁男女性格双重元素、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以及文本人物形象塑造与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特点等。康丹在《论夏洛蒂?勃朗特的妇女观——解读〈简爱〉中的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就论述道：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经济独立意识、妇女自我觉醒意识，可以解读小说《简爱》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她在作品中通过塑造外貌与智慧强烈反差对比的女性形象达到一种自卑心理的补偿，与此同时，她并不满足于灰姑娘故事的重现，敢于追求女性自我的价值，并极力营造她理想中的和谐爱情。［５］关于简爱的双重性格问题研究，郭笑梅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发表了《双性同体的新女性——简爱形象新析》，文章中郭笑梅论道：“简爱这一形象虽有女性的温柔顺从等特征，但更多的是具有男性一样的坚强勇敢、主动积极等特征，而且在许多角色上她实现了与男主人翁角色地位的互换，担当起积极主动的主体性地位。简爱体现了女权主义要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她起到了鼓励女性起来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生活，以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实现自身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失明与羞怯——从罗切斯特的失明看夏?勃朗特的心理趋向》论道：“罗切斯特只有失去双目和左手之后才得以拥有他心爱的简”这一结局不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不是缘于勃朗特惧怕男性的性能力，而是夏?勃朗特深层心理趋向的具体反映，是困扰她一生的性格中的极度羞怯和自卑的无意识表现。”［７］
文本之宗教文化视角阐释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作为包涵着丰富基督教文化思想的《简爱》通过基督教文化视阈深入探讨《简爱》中有关基督教文化元素，自然吸引许多学者从这一独特视角对其给予阐释。
叙事学作为一门文本内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研究的科学在文本阐释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做出了相当成功研究成果。我国学者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研究《简爱》的历史不长，主要有李大可先生发表的《论〈简爱〉的双重叙述》，他认为：“《简爱》中存在着两个双重叙述：一是表层的男性崇拜叙述和深层的反‘英雄救美人’叙述；二是深层叙述中通过简爱和伯莎.梅森形象形成的对女性的双重叙述——惩罚者和拯救者。双重叙述之间既成相互瓦解之势又形成一定张力，在暴露作家思想矛盾的同时也使作品呈现出诡谲的魅力。”［８］马婷的《〈简爱〉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评论综述》，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中的重要评论进行综述。
言而喻，国内外学者研究《简爱》的批评理论及研究视角复杂多样，故而不必在此一一赘述。综观以上诸多批评《简爱》的主流研究理论及视角，三、如此众多的研究视角所阐释出 “奇光异彩”的论断，进一步说明《简爱》文本内涵张力是巨大的，可以不断挖掘出新的人类生存智慧和有益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逐渐丰富人类文化。
《简·爱》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布朗特的半自传体小说。的确，如果不是一个人的亲身感受，绝难写出简·爱那样细腻的内心世界，而夏洛蒂又用她天赋的女性敏感让简·爱这个形象更加丰满，再加上她优美的文笔让整本书都弥漫着一股幽幽的桑菲尔德的味道，恬静而神秘，使人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
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简·爱》
二十世纪以来，众多文艺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简·爱》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重新解读《简·爱》，探讨造成简·爱和罗切斯特爱情曲折艰辛的真正原因，以奇对《简·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首先，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即使研究人类社会也是出于研究文学的目的。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再次，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它重在对文学的阐释。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重在历史意义上研究文学，强调批评者一定要超越自己的道德立场，去还原历史，立足于对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如果我们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简·爱》进行阐释和理解，就可以发现存在于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伦理造成的。一，门第困境
简·爱和罗切斯特首先遇到的伦理困境就是当时社会上的封建门第制和“门当户对”婚姻制的双重挑战。简·爱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寄养在盖茨黑德的舅妈家里，经常挨打受骂，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后来因为反抗舅妈一家的虐待，简·爱被送到劳渥德寄宿学校，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八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她人生中的一次蜕变，她由盖茨黑德府中一个无助的孤女一步步地蜕变为一个思想独立、自尊、聪颖的姑娘。她所受到的教育、她的言谈举止、以及她的优雅都是适应上流社会的，但这并不是说她就是贵族，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教师的任务不仅仅只是教给学生知识，同时他们还兼有对学生的言行给予指导的任务，因此他们自己必须对那一套贵族的礼仪谙熟于心。然而，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家庭女教师的地位是十分卑微的，相当于帮佣一样的仆人。而罗切斯特则出身名门，拥有桑菲尔德庄园和芬丁庄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佼佼者。当时的英国是以社会地位、财富和性别来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婚姻更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像简和罗切斯特这样在身份、地位上相差很大的两个人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简在面对罗切斯特的时候，有时候她觉得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但有时她又觉得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的平等只是在精神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在社会地位上，他们永远也达不到平等的境界。当简认为罗切斯特要和英格拉姆小姐结婚而自己将离开桑菲尔德去爱尔兰康诺特省的时候，简想到“……但更寒心的，是想到看来注定要翻腾在我跟眼下正走在我身边的主人之间的那茫茫大海。而最最寒心的，是想起有更加辽阔的海洋——财富、地位、习俗——阻隔在我和我无法避免、自然而然爱上的人中间。”简·爱感叹道“路很远啊”，这里的“路”何止只是指实际上的路程之远啊，简所感叹的更是她和罗切斯特之间地位、财富上的距离之远。甚至当罗切斯特向简求婚，让她答应做“罗切斯特太太”时，简还怀疑：“这绝不可能，先生，这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世上的人从来不会享受到完全的幸福。我也不见得生来就跟我的同类会有不同的命运，幻想这样的幸运会落到我的头上，那简直是神话——是白日做梦。”这些都可以看出简对于当时的封建门第制和“门当户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同，她自己也不相信像罗切斯特这种有钱人会看上地位卑微的自己。并且，当费尔法克斯太太知道了简和罗切斯特先生之间的关系后，她提醒简说道：“不过相信我的话，你再怎么小心也不算过分。尽量对罗切斯特先生提防着点，别太相信他，也别太相信自己。像他那样有地位的先生们是极少娶他们的家庭教师的。”费尔法克斯太太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的观点，由此可见罗切斯特和简的结合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封建门第制和“门当户对”的社会伦理要求，他们面临着双重的伦理困境。二．重婚困境
当简·爱和罗切斯特终于冲破封建门第制和“门当户对”婚姻制的伦理困境准备走上婚姻殿堂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更大的伦理困境，即“重婚”的困境。因为当时基督教会的法律禁止离婚，不仅是英国，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都是不准离婚的。基督教把婚姻解释为夫妻合体，一旦男女结婚便成为一体，不可分开。婚礼也就成为在神面前订立的终身“圣事契约”，只有一方死亡才能够解除。因此，人们已经把重婚看成是伦理道德 败坏的表现，是社会伦理所不容许的。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婚姻恰恰就面临着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她与罗切斯特的婚礼上，勃里格斯和梅森当场指出罗切斯特结过婚并且他的妻子——伯莎·梅森现在仍活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罗切斯特彻底绝望了，他小心保存了15年的秘密被揭穿，因此罗切斯特非常愤怒，便放肆而不顾一切地说：“重婚是个丑恶的字眼！——但我还是决意当个重婚者，可是命运终于耍弄了我，或者说上天阻止了我，——也许是后一种。这会儿我比魔鬼好不了多少，正像我那位牧师会对我说的，我肯定该受上帝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该受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的折磨。”可见罗切斯特清楚自己和简结婚是犯了重婚罪，也知道如果破坏了这条法律自己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为了摆脱过去痛苦、凄凉的生活，为了能和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一起，为了找到一点人性的慰藉，他还是决定和简结婚。虽然他不承认自己和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婚姻，但是法律上是承认的，因此在未说明自己是已婚的情况下，罗切斯特和简结婚就带有欺诈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当简的叔叔从梅森那里得知罗切斯特已有妻子的时候，恳求梅森赶紧采取行动到英国阻止这场欺诈婚姻。当简知道了这一切，她感到非常的痛苦。她爱罗切斯特，并且像爱自己一样的爱他，但是她还是不得不离开罗切斯特，她不敢也不愿触犯法律和已有的社会伦理秩序。因为简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她和罗切斯特结婚，法律是不会承认她们的婚姻，她只能以第三者或情人的身份存在，而这一点是简自己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当罗切斯特恳求简留下来继续做他妻子的时候说道：“……把一个同类逼到绝境，难道比违犯仅仅是人为的法律还好一些么？——这种违犯并不会损害到任何人……”简的回答是不屈不挠的：“我自己在乎我自己。越孤单，越无亲无友，越无人依靠，我越是要尊重自己。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简严格遵从社会伦理的要求，她不会容许自己做出不道德的事，社会的伦理道德在她心里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最后，她不顾罗切斯特的恳求，独自离开了桑菲尔德。
三．困境解除
故事发展到最后，简和罗切斯特如何才能走出这些伦理困境而最终结合在一起呢？这时夏洛蒂·勃朗特又巧妙地利用了火的意象。桑菲尔德在大火中变成一堆焦黑的废墟：“草地、庭园都已被践踏和荒芜了；宅门空空地张大着嘴巴。宅子正面正像我有一次在梦中见过的那样，只剩垛薄壳似的墙，很高，看上去很脆弱，上面敞着一个个没有玻璃的窗洞；既没有屋顶，没有雉堞，也没有烟囱，——一切全都倒塌在里面了。”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梅森也在大火中死去，而罗切斯特为了救出伯莎也在大火中成为残疾。最后简在荒凉的芬丁庄园找到罗切斯特，并与罗切斯特欣然结合在一起。此时的简和罗切斯特完全符合“门当户对”的伦理道德要求了，例如从外表看，简·爱相貌平平，罗切斯特则眼瞎手残；从财产看，简·爱意外得到叔叔的一笔遗产，称得上小有资产，罗切斯特则虽然失去了桑菲尔德却还保有芬丁庄园，并非一贫如洗；从身份看，由于财产的缘故，简·爱不必再做家庭教师，她与罗切斯特也由此前主仆的不平等而变得般配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伯莎的死去，存在与简和罗切斯特之间的关于重婚的社会伦理要求也不复存在，因此简和罗切斯特这对恋人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综上所述，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简·爱》就会发现存在于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伦理造成的。最初因为伦理困境，简不得不和罗切斯特分离，最后也是因为伦理困境的消除，他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所以伦理问题才是简和罗切斯特之间的根本问题。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简·爱》
洛蒂·勃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简·爱》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从很大程度上讲,《简·爱》被认为是作者的心理历程的自传体小说。夏洛蒂把自己的很多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都赋予了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外表平平、孤独贫苦、无依无靠的简·爱在作品伊始就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因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确定自己女性意识的痛苦的心理历程。此篇论文旨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通过对作品中女主角简·爱、海伦及梅森的分析,揭示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了解作为女性作家的夏洛蒂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作家的性别颠覆意识。论文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作品的类型及论文的主题。第二章阐明了该论文的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的形成以及对《简·爱》创作的影响。第三章通过对比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简·爱》的故事梗概,为后面章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一步确定和探讨分析作者夏洛蒂的性别颠覆意识奠定基础。第四章分析了简·爱的女性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三个主要阶段。简爱女性意识的发展也正映射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及女性争取平等和权利的意识。第五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简·爱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反映了十九世纪女性为追求平等和自由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及遭遇到的重重困难。第六章通过分析作品中三位主要女性简·爱、海伦和梅森的命运,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的局限性。第七章是论文的结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对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表达作者特殊的女性话语,简·爱的形象成功驳斥了维多利亚时代认为女性天生是冲动的没有理性的动物。本文认为虽然女性意识的发展仍然受到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但总体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反映女性问题的小说,夏洛蒂在她的作品里,赋予了深刻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现状和觉醒的性别意识的内涵。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父权社会,被维多利亚社会期待的理想女性是“家庭天使”,婚姻是证明女性生存之正当性的惟一理由。女性最大的成就便是攀结一门好亲事,凭借丈夫的条件,坐享现成的幸福。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简·爱》中的几种婚姻模式:伯莎拥有丰厚的陪嫁,却无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出身高贵、美丽傲慢的英格拉姆小姐因缺少陪嫁在婚姻市场上受挫;而简·爱敢于冲破传统的婚姻模式,追求人格的平等与独立。作品处处表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婚姻如同一场交易
长子继承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很盛行,代表一个家族的长子管理所有的财产。在英国,虽然这一习俗遭到人们强烈的反对,但还是很早就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不是长子的中产阶级遭遇最惨,因为根据此项规定,他们往往被迫沦为贫民。长期以来,长子继承权的习俗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贵族阶层都怀有这样一个梦想:他们可以永久地保持他们的名望和财产。他们宁愿牺牲别的孩子,不惜让他们沦为贫民,把家庭的财产全部传给长子以便使之保存完整。由于长子继承权,许多中产阶级失去了继承权。他们急切地寻觅有一笔可观嫁妆的富家女。罗切斯特和伯莎的婚姻如同一场两家父亲之间交易。伯莎的父亲与爱财如命的老罗切斯特暗中交易,以三万英镑的价钱把女儿转手让人,从此不再过问。用罗切斯特的话说,伯莎的父亲希望通过一笔丰厚的陪嫁为女儿寻一位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如意郎君。罗切斯特对简·爱说:“她家里也希望把我弄到手,是因为我身世不错”[1]。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十分典型,伯莎的家庭是“西印度的种植园和商人”[1],在做生意中发了财,但得不到上层社会认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结交上层社会的名流。罗切斯特虽然出身名门,但长子继承权使他一贫如洗。通过这场婚姻交易,罗切斯特得到了伯莎三万英镑的陪嫁。梅森家族提高了社会地位。
伯莎是位理想的妻子人选。“在西班牙城梅森小姐有倾城之貌„„她是个美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雍容华贵。„„她恭维我(罗切斯特),还故意卖弄姿色和才艺来取悦我”[1]。很显然,在与罗切斯特结婚前,伯莎是个迷人的理想伴侣。她不仅漂亮,而且还拥有三万英镑的陪嫁。被长子继承权剥夺了继承权的小资产阶级都期望娶个有钱的妻子。因此,“她圈子里的男人似乎都被她所倾倒”[1]。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是由父亲的财产决定的,因此妇女不得不屈从父母对婚姻的安排。伯莎在婚前无权选择自己的真爱,尽管她有许多爱慕者和追求者。伯莎的悲剧从嫁给罗切斯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因为他只爱她的钱而不是她本人。罗切斯特承认:“我从来没爱过她,敬重过她,甚至也不了解她”[1]。正如评论家吉伯特和库伯说过罗切斯特娶伯莎是为了金钱、为了美色、为了地位,为了所有这一切但绝非是为了爱情和平等[2]。
二、婚姻是女性的谋生手段
18世纪末19世纪初,虽然英国社会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没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代写论文。即使宪章运动,也没涉及男女平等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阶层,做家庭教师是惟一被社会认可的职业,可是这种只相当于“上等仆人”的职业,富家小姐是不愿做的,相比而言,婚姻是一种比其他职业更有利的职业,更何况女人面临的职业常常是讨厌的,工资微薄的,巨大的社会压力仍在强调妇女通过婚姻谋求社会地位和合法庇护。布兰奇·英格拉姆出生名门,才貌双全,是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布兰奇活脱脱像个月亮女神”[1]。她漂亮、高贵、傲慢,是桑菲尔德晚会上的女皇。英格拉姆小姐精通社交场合所要求的各种才艺,如唱歌、跳舞、弹琴、绘画等。在桑菲尔德晚会上她炫耀了她学到的各种技能:“她弹了钢琴,演技很高超;她唱了歌,嗓子很优美;她单独同她妈妈讲法语,说得很出色,非常流利,语调也正确”[1]。在18世纪初,年轻的女孩开始接受教育,这种教育为她们提供了诸如阅读、绘画、音乐方面基本的技能训练。有关礼仪和行为的手册指导年轻女孩在家庭和社交中的行为风范。女性学习的技艺不是什么谋生的手段,而是些门面的装饰,优雅风度的培养,以此来取悦男人,所有这些教育都为年轻女士的婚姻作准备。
在婚姻市场上,像英格拉姆小姐这样的女士却缺少了一笔丰厚的嫁妆。在她的家里,男权统治已对她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她与她妹妹的财产都不多。老英格拉姆勋爵的产业大体上限定了继承人,而他的大儿子几乎继承了一切”[1]。英格拉姆小姐陷入了困境,她出身于贵族阶层,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她的经济来源。她仅有个好头衔但无财产。缺少陪嫁正是那些条件合适的维多利亚单身男子没有追求英格拉姆小姐的原因。
19世纪的女性生活在困难重重的境地,对女性的压制与蔑视似乎成了一种社会公理。女性只是属于社会亚文化系统的一个特殊群体,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女性生存的困境,女性受欺凌的地位,不只属于中下阶层女性,而且包括上层社会妇女在内的整个女性群体的共同处境”[3]。
三、传统婚姻的颠覆 简·爱没有炫目的外表,也没有天使般温柔的性情,但她用知识、美德和人格力量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劳伍德学校,她经过八年发奋苦读,勤勉好学,令自己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知识女性。简·爱开辟独立自由的生活道路,真正地走向社会大舞台,是她来到了桑菲尔德做家庭教师的时候。她推崇自我,独立思考,不为传统观念、社会偏见所左右,敢于以平等的身份地位与主人交谈,丝毫没有因自己低下的地位而自卑。简·爱大胆地坦白自己对主人的真挚强烈的爱情,捍卫自己追求爱情的权利,因为她坚信“人人生而平等”[1]。
当罗切斯特向简·爱求婚后,用金银珠宝丝绸礼服打扮简·爱,这反而引起她的反感与痛苦。简·爱从珠宝和礼服示爱的方式中敏感地预见到自己婚后将处于依附地位,过着靠丈夫供养的生活。耳闻罗切斯特与法国舞女的往事让简·爱决心不做他的“英国的塞莉纳·瓦伦”[1]。她提出婚后继续当阿黛勒的家庭教师,挣得自己的食宿,以及30镑的年薪。在维多利亚时代,妇女婚后一般都是由丈夫供养、依附丈夫的。罗切斯特的财富和权势原本是他获得女性爱慕的有利条件,但简·爱却难以接受,反而成了笼罩在简·爱心头上的一块巨大阴影。简·爱被残酷的现实所折磨,从精神上说她与罗切斯特是平等的,但从经济上说,她是主人一年花30英镑雇来的、听从主人吩咐的仆人。强烈的女性意识使简·爱难以接受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婚姻。疯女人的出现为她的出走提供了契机,做一名情人则意味着接受男方的供养,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意志。在贫困中长大的简·爱深深懂得惟有经济独立才有人身自由。于是她顺理成章地逃离了罗切斯特,摆脱对罗切斯特的依附。
这次出走的意义不仅表现了她强烈的独立精神,还在于在她离开后表现的自食其力的能力。她靠当一名乡村女教师养活自己。工作不仅意味着体验外面的世界,还意味着女性能够摆脱依附于人的地位,可以独立自主。简·爱因为自己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她自己也体会到了辛勤工作的价值。“我觉得自己成了附近地区的宠儿。无论什么时候出门,我都会处处听到亲切的招呼,受到满脸笑容的欢迎”[1]。简·爱向往的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爱情。小说的结尾,简·爱从叔叔那里继承了遗产,遗产意味着她和罗切斯特之间的经济上不平等的障碍被排除。她和罗切斯特是真正平等的人。当简·爱得到了遗产,她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她自豪地告诉他:“我独立了,先生,而且很有钱,我自己可以做主。”[1]一场大火使罗切斯特双目失明,左手残疾。罗切斯特需要依赖简·爱的照顾,她成了罗切斯特的“眼”和“手”,她再也无须担心会被罗切斯特踩在脚下。简·爱不但在精神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罗切斯特平等了。她自立的威胁永远消除了,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四、结 语
19世纪妇女把婚姻当做衣食之计和终生体面的职业,财产、社会地位成为衡量婚姻的惟一标准。男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取决于他的地位和财富,而女人的身份则取决于她的容貌和陪嫁。伯莎凭借她的美丽、富有嫁给一户名门望族,却无法得到婚后的幸福。没有丰厚陪嫁的英格拉姆小姐在婚姻市场上处境尴尬。由于无所事事,缺乏正确的目标或事业,英格拉姆小姐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取悦男性的事情上。即使这些小姐们地位高贵,生活优越,外貌漂亮,却无法赢得社会的尊敬。
简·爱敢于挑战传统的女性形象,她拒绝做家庭天使。她虽然社会地位地下,却勇敢地走向社会,以自食其力的生活向世人证明女性的自我存在。作品通过塑造简·爱这样一个渺小人物,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妇女的出路问题。即妇女的真正解放,真正与男子平等,不仅在于精神上的独立,而且在于相应而来的经济上的独立。作一个不依赖丈夫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和志趣,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妇女只有从家庭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参与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家庭中取得平等的地位。
该小说的出版为作者赢得了声誉和广泛关注，小说中丰富的象征意义、精湛的写作手法、独特的构思技巧以及鲜明的主题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更是透漏和体现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对于作者在此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歧视、偏见和丑化，评论家们的看法大多是一致的。Daniel J．Vitkus曾经指出肯·凯西对“大护士”形象的塑造是其“厌女证”和反女性主义者的一种体现Ⅲ。而Elizabeth McMahon也曾指出肯·凯西是个反女性主义者[2】。本文从小说中两种女性形象人手，将其分为“妖妇”和“天使”两类，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作者对女性的歧视、丑化和扭曲。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主要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男性文学作品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以此揭露这些女性形象背后所隐藏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扭曲和压抑。事实上，在大多数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主要被塑造为“天使”或“妖妇”两类。
简爱不是一个片面的人物 她与罗的第一个妻子伯沙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 通过简和罗切斯特在七叶树下定情时 对那七叶树的描写 树子被雷劈成两半 夏落蒂在简爱中写到 这两半树 曾经怎样怎样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现在虽然断开了 但他们的根部还是联系在一起 虽然那已经焦枯变成了死树 还有 书中写简站在楼顶远眺的时候 想到 种种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 接下来 就写 “我多次听到格蕾斯奇怪的叫声'
后来简虽然回到了罗身边 但也是在作者将罗切斯特写成残废和并安排代表男性压迫的庄园被烧毁之后
简爱被囚禁过 疯女人也被囚禁过 看文章要看作家的策略 简爱这本书有很多分裂的后又合拢的人物形象 细心的读者细心找找 应该找的到 非常佩服夏落蒂的功力和独特的写作手法
伯莎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最受伤害的一个人，男女主人公都得到了幸福，她呢？疯不是她的错，错的是那个社会。《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是吉尔伯特与格巴所著。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扛鼎之作！其中借用了《简爱》中的伯莎这个疯女人形象来论证19世纪的女性是如何被父权想象成为疯子的。
对那位疯罗切斯特太太伯莎，我当初却连一个念头也没转过。她似乎并非一个血肉的活人，而只是简·爱追求幸福的“天路历程”中的一个障碍物，就如童话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作梗的坏蛋、野兽或妖魔。直至很久以后，读了福克纳，方闷闷地想到：不知从伯莎的眼看去，世界当是怎样的。忽视了伯莎的，自然也不只是孤陋寡闻的我。《简·爱》问世之初，引起了颇热烈的反响，褒贬都有，但伯莎的名字却鲜有提及。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疯老婆”的身价渐渐地高了。至数年前两位美国女学者S.M.吉尔伯特和S.古芭合写了一本旁征博引、包罗万象的大部头，名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九七九)，把这位被幽禁的疯子干脆请进了大标题。这部书的影响已远远地逾出了女权主义的圈子，成了当前英美文学批评中不可漏读的重要著作之一。
英国古典小说似乎特别地偏爱神话故事的皆大欢喜的收场。这大约也从某个角度折射着其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发展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吧。最后，善良的弱者必定战胜、取代邪恶的强者(139页)。了简·爱的“二重性格”。总之这不算什么标新立异之说。四十年代里已有位叫R·蔡斯的学者在一篇颇有影响的短文中指出简·爱的灵魂是两种对立势力的争夺地：一是以疯女人伯莎为化身的个人欲望和激情；一是以简·爱的表哥圣约翰·里弗斯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追求。吉尔伯特和古芭就不认为神话故事中的“坏蛋”理所当然是“邪恶”与“权势”的化身。简·爱少年时被关在红屋子里，曾象疯子似地歇斯底里大发作，与后来伯莎的处境和行为不无相似。另一面则以简·爱在劳渥德学校的女友海伦为代表。海伦善良、谦卑、坚忍，逆来顺受，否定肉体与现世，一心追求来世与神恩。苏瓦尔特认为，简·爱逐步超越、克服这两种对立的极端——即社会划定的天使／恶魔的角色——便是她成熟的标志。她抵制住了罗切斯特的感情的强攻，不肯做他的附庸兼情人；也不允许里弗斯借用上帝的名义把没有爱情的婚姻强加给她。在这双重拒绝中，简·爱发现了自己的意志、尊严和价值。’
吉尔伯特和古芭进而把女主人公的人格分裂视为妇女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她们看来，《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而是她与伯莎相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的过程(339页)。她们指出，伯莎每次显现都与简·爱心中骚动的不满相关。她来到罗切斯特的住宅桑菲尔德教家馆，生活如一潭死水，不禁感到窒息，渴望着更充实、更丰富的人生。她不时独自到三楼踱步，于是听到了伯莎的令人耸然的神秘的笑声。她与罗切斯特订婚之后，罗切斯特对她虽百般宠爱，却不自觉摆出了“主子”的姿态，一会儿赠首饰，一会儿赐衣衫。简·爱敏感地嗅出了日后婚姻中的不平等，很有点惴惴不安。在婚礼前夕，幽灵般的疯伯莎便出现在她的卧室。简·爱甚至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切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的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了”(360页)。
把伯莎每次出场都与简的情绪联系起来，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但正象蔡斯和苏瓦尔特们的评论表明的，这两个人物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你以为，倘若你疯了，我会恨你吗？”当伯莎事发、罗切斯特与简·爱结婚的打算受挫后，他恳求简·爱与他私奔，为了剖白心迹，他这样问道。但简并没被爱情灌醉。于是她答道：“是的，先生，我认为你会。”简·爱虽只听了罗切斯特一面之辞，但她本能地模糊意识到了另一个故事的存在，在那个故事中，伯莎是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契约的牺牲品。她在伯莎的不幸中认出了自己。简深知倘若此时她听任自己屈从于罗切斯特的意志，那么她迟早会落到伯莎或罗切斯特众多的旧日情人的可悲境地。
小说接近收尾时，出现了一连串意外的事变：简·爱从海外继承到一份不期而来的遗产；伯莎烧毁了桑菲尔德并葬生于大火；罗切斯特在这场灾祸中受伤身残、双目失明。按照写实主义的叙事原则，这些偶合都是违背“可能性”(Probability)的事件。不过，如此随心所欲的奇想也未必都应鄙弃。考究起来，世人所公认的所谓“可能性”，其实是受社会常规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有悖于“可能性”的文学想象常常表达了某种变革的意愿。在《简·爱》中，伯莎最后发动的一场家庭“革命”，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主人”罗切斯特变成了需要扶助的弱者，而“佣人”简·爱却成了强者。这种变化保障了简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不但可以和罗切斯特平起平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当家作主”。说这些符合简·爱的内心愿望，实在毫不为过。虽然“烧房子”之类的极端“革命”行径是唯有那无法无天的疯子才干得出的。
每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癫狂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芭们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父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
主人公的两面性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妇女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就是矛盾的，歧义的。自“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批评行世以来，寻找作品中的“裂痕”和自相矛盾之处已是颇为时髦的事。不过，对一些古道热肠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来说，这不是卖弄机智或学问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力图诊治一种植根于具体的压迫和具体的痛苦的病态的文化现象。男作家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妇女在精神上的“父亲”。她们不能不受其影响，并向之表示依恋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不感受这种传统的异己性。女作家，尤其是早期女作家，痛切地意识到在社会地位、教育水准及谋生机会等等各方面自己与男作家都有悬殊的差距。她们也很难全盘接受男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因此，女作家们大抵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两面派”。她们一面在模仿，一面在“篡改”，从遣词用字、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以及象征的运用等各个方面来“修正”那个喂育了她们的文学传统。以疯女人来补充为父权社会首肯的虔诚、顺从的“白雪公主”，只是这种“修正”的触目表现之一。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人格分裂的女主角们，还有一部部“文格”分裂的作品。
如同许多鼓吹新观点的人，吉尔伯特和古芭也好作惊人之语。听者的第一个冲动也许就是想跟她们争辩一番。比如说，经她们一诠释，女作家们笔下的“邪恶王后”式的反面女性似乎个个成了反抗的英雄，让人觉得也未免太武断、太片面。然而听她们从奥斯丁讲到伍尔夫，从伊丽莎白·勃朗宁到爱米丽·狄金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也不禁会被吸引，仿佛是被带到了魔镜里面，全然换了一个视角，于是熟悉的人物和场景都陌生了，都变得可惊可诧、耐人寻味了。
一百多年来，简·爱和她的影子伯莎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心头和笔端“复活”着。吉恩·瑞斯的《茫茫萨加索海》(一九六六，中译本名为《苍海茫茫》)就以伯莎为主人公。伯莎饱经磨难，孤苦伶仃，竟活脱脱又是个简·爱！只是简·爱生活在扩张时期的英帝国的老本营，尚能最终赢得尊敬和爱情，并从海外殖民地(！)得一份遗产；而伯莎生长于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高度激化的殖民地，只演得一场从不幸到不幸的悲剧。几年之后，著名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小说《四门城》(一九六九)中也再度描写了出身英国世家的男主人、他的疯太太及青年女管家玛莎之间的“三角关系”。旧的情节框架还被使用(我常常揣想，写出新颖独到的人物或对话等等大约出于个人的天才，但新的情节模式的产生，却有赖于社会的演化和变迁。未知可有几分道理？)，但早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这里，疯狂已不只是对妇女地位的抗议，小说的重心也不再是爱情。如果说《苍海茫茫》把视野扩展到西方世界的边极，对简·爱式的奋斗提出了疑问；那么《四门城》则通过某种先知式神秘主义的经验将妇女的个人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四门城》以热核爆炸及劫后余生收场。这个阴郁的预言体现着现代简·爱们的襟怀和觉悟，也浸透着她们的忧惧和惶惑
从佛洛伊德的精神角度分析《简爱》中的伯莎梅森 ［摘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简爱》中伯莎?梅森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疯女人，她是隐藏在作品中的巨大密码，通过多这个密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她与简实际上是同一人格的不同部分，伯莎以简的“本我”面目出现，隐藏在简的背后，通过她的行动，理性世界里的“自我”——简潜意识里要做的事情都由伯莎来完成。
［关键词］佛洛伊德、简爱、伯莎
1979年，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库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简爱》中伯莎以一个女性控诉者的形象由阴暗的阁楼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内。她也被解读成女作家女权主义思想的表现：“疯女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作家的复本，是作家的自身的焦虑和疯狂、精神上的压迫感和分裂感的投射，女作家既要实现自己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过程中的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浪漫主义的女强人而是塑造一位巫婆加恶魔般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方平先生曾直截了当的指出；“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她储存的信息是有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既有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又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伯莎的形象密码中的确隐藏了大量的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在此，我仅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切入，通过对伯莎的再讨论，论证伯莎在作品中的地位。
一
在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中都把伯莎看成简灵魂的化身或她的另外一个自我。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伯莎被诠释成了简的灵魂。“就字面上看，夜间出没于桑菲尔德庄园的幽灵是伯莎?梅森?罗切斯特，然而从寓意和心理学的层面上讲，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就是简灵魂的化身。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的指出；“以症候的形成来解读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以免去病人精神上的痛苦。”而精神上的疾病是症候的典型表现，所以，以精神病人、疯子面目出现的伯莎就变成了唯乐原则即“本我”的理想代言人。她疯狂并快乐着，她的任何疯狂行动所带来的各种破坏性后果都不会引起她任何精神上的痛苦，只要她快乐，它可以做出任何的行动。从精神实质上讲，伯莎也有强烈的反抗性，她的每次出场都与反抗有关，这一点和女主人公简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方面，简可以理解成伯莎的“自我”，二人在精神上实现了人格的结合。尽管简能够强烈的反抗加诸于自己身上的不平等，但是她毕竟生活于现实的理性世界，她的任何反抗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都要服从她所处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她虽反抗却又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她的反抗也就有了度的限制，从这一方面讲，简是唯实的，是生活于理性世界的“自我”。简强烈的反抗性在这种度的限制下受到了压抑，她潜意识里面压抑的这种疯狂的反抗需要一种发泄的合理途径，于是伯莎隐藏在简的背后，用无理性的方式表达着简的内心愿望。
二
伯莎的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但闻其声未见其人，但是她那“最悲惨、最不可思议”的笑声足以引起任何人的恐惧。此时的简刚来到桑菲尔德，进入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她的心情是躁动不安的，很想找一个人来大声诉说心中的感受，但是在陌生的桑菲尔德间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恰恰在此时，“本我”伯莎仿佛听到“自我”的简的心声一般发出了悲惨的笑声来响应召唤。她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半夜放了一把火，企图烧死睡梦中的罗切斯特。这时候的简已经适应了桑菲尔德的生活并渐渐喜欢上了自己的主人_——罗切斯特，愿意“为了他的悲哀而悲哀”。在“自我”的意识中很想与罗切斯特又更进一步的接触，但是她却没有这个机会，更不可能用非理性的方式创造这个机会，伯莎恰好在这时放了一把火，于是简就成为了罗切斯特的救星，二人的关系也因此更前进了一步，简的愿望也因此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伯莎放火的这个夜晚，简被一阵奇怪而悲惨的模糊的喃喃声给惊醒了，她的房门“似乎给碰了一下，仿佛外面黑暗过道里有谁在摸索走路，手指在门上摸过似的”很明显，这是伯莎在去罗切斯特房间的路上路过了简的房间，手指碰到了房门。为什么伯莎走路时手指碰到了房门，又偏偏是简的房门呢？可以作出的合理解释便是：伯莎作为简的“本我”了解“自我”潜意识里的想法，既然“自我”由于唯实原则的限制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本我”要帮助“自我”，伯莎手指碰房门的举动就是对“自我”予以提示——赶紧抓住机会救罗切斯特。伯莎的第三次出现时间在桑菲尔德的庄园宴会上受到了英格拉姆小姐等上流社会上人的嘲笑和鄙视，强烈的意识到了自己容貌的普通，身份的卑微，意识到了自己和主人罗切斯特之间巨大的鸿沟，她的心中也因这种不平等和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歧视性待遇感到愤怒，但作为“自我”她找不到痛快发泄愤怒的途径。这伯莎又出现了，并且是疯狂的出现了，她的疯狂使这次出现带上了血腥的色彩，她用手中的刀刺向哥哥，刺向限制她行动的人。
伯莎的这次出现不但发泄了愤怒，还使简和罗切斯特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简在宴会上所受的委屈也间接的得到了补偿。伯莎第四次出现在简结婚的前夜，她闯进了简的卧室并撕碎了她华丽而精致的面纱。简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女，俭朴是她的一贯风格，她不喜欢自己过于华丽精致的面纱，只喜欢保持自己平民少女一贯的朴素本色。尽管不喜欢，她不会也不可能把面纱撕碎，她潜意识里的这种思想又是通过伯莎——她的“本我”实现的。在整部小说中，伯莎一直是具有破坏性的，她伤害所有接近她的人，但是对于即将于自己的丈夫结婚的简，她却碰都没有碰，甚至两个人脸已经相对，她也没有试图伤害简的举动，这显然与她的一贯行为不合，但她既然是简的“本我”，就和简是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多么的疯狂，她是不会伤害自己也就是不会伤害简的。第五次出现的伯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也有了自己合法的身份——罗切斯特的结发妻子。伯莎以这个身份出现同样与简有关：尽管简爱着罗切斯特，也愿意成为他的妻子，但在简的潜意识里面自己始终是一个“灰姑娘”在身份和地位上与罗切斯特是不平等，她作为一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很难接受这个不平等，甚至想到了推迟婚期。而伯莎以罗切斯特的妻子出现给了推迟婚期一个最好也是最合理的理由，于是婚期按照简潜意识的想法推迟了下来。但是简毕竟是爱罗切斯特并愿意成为他的妻子的，伯莎的妻子身份虽然帮助简推迟了婚期，同时也成为简婚姻的最大障碍，此时简的潜意识里面更希望罗切斯特是单身的。为了“自我”实现愿望，“本我”伯莎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用生命献祭：在桑菲尔德熊熊大火中，伯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把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了“自我”的幸福，同时大火也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彻底改变了罗切斯特的经济地位，他自己也在大火中变成了残疾人，于是简潜意识里面与罗切斯特婚姻的所有障碍都在伯莎的大火中化为灰烬，她也终于成了罗切斯特幸福的新娘。
三
伯莎作为简的“本我”隐藏在简的背后并不仅仅局限于二人精神的相通和文本的字面意思，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意象也表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一种经验如果在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高度的刺激一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个经验为创伤的。”简最大的创伤经验不是她悲惨的孤儿身世，也不是她在盖茨海德府和劳沃德学校的苦难经历，而是十岁时受到舅母的惩罚被关进“红房子”这件事。“黑暗和独居是儿童最早感到恐惧事情”儿童时代的小简爱正是在黑暗的“红房子”里经历了“黑暗”和“独居”这两件最令儿童感到恐惧事情，这段痛苦的恐怖经历在她的意识中产生了形成性影响，即使后来她长大成人，这段经历也深深地烙入她的心灵深处，留在了她的潜意识中。她潜意识里这段痛苦经历的典型再现便是桑菲尔德庄园顶楼的“黑屋子”，也正是禁闭伯莎的地方。“红房子”里创伤性经验影响了“自我”的选择倾向，与“红房子”相像的“黑屋子”便成了“本我”选择的避身之地。与简这段童年时代的创伤经历相联系的还有文中一再出现的“火”的意象。“红房子”的典型色彩是红色，这种红色基调便留在了简的潜意识里面，而红色同时又是火的颜色，所以红色在简的潜意识里面与火联系了起来。而潜留于“自我”潜意识里面的红色在“本我”身上便以火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火”的意象在小说中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大卫?洛积所言：“„火‟在全书中充当了统揽全书的支配要素。”“本我”伯莎几次重要的露面都与“火”有关，“自我”简愿望的实现也依赖于这些“火”，而这时候“火”的出现也拉近了简与罗切斯特的关系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半夜在罗切斯特床上放的火是简语罗切斯特的关系更进一步，而她谢幕时放的最后一把火不但烧掉了两人结合的一切障碍，也是二人关系有了戏剧性的转变——“灰姑娘”继承了财产提高了社会地位，“王子”失去了财产并变成了一个残疾人。皈依还是反叛—《简爱》的《圣经》解构
摘 要：弥漫着《圣经》气息的《简 • 爱》在文本及作者的宗教意识方面饱受争议。以叙事结构角度解读《简爱》，指出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经历了“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演变，是对《圣经》结构的完整模仿；但是伊旬园场景、简的出走和回归却又颠覆了《圣经》的原型意象，折射出文本和小说作者矛盾的宗教观。矛盾的原因在于文本中蕴涵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及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这种女性意识与“神学”密切相连，进而造成 了文本复杂的圣经情结。《简 • 爱》是“女性主义神学”的艺术化展现。
关键词：简爱；宗教观；《圣经》；伊旬园；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神学
一，引发争论的作品 夏洛蒂 •勃朗特 1847年发表 了《简 •爱》之后，在英国文学界乃至欧美文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或褒或贬，见仁见智，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作者及其创作文本的思想倾向问题。虽然争论激烈，分歧明显，但诸多见解却有一处共识：即《简 •爱》与《圣经》联系密切。据统计，全书的叙述、对话和自白中有 60多处或引用《圣经》，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语 句、比喻和形象；行文中直接提到“God”之处更是不胜枚举。此外，作者的宗教意识在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结构、甚至在某种情绪上均有充分表现。然而，这部被称为“l9世纪文学中与基督教《圣经》有密切关系的典范”的《简 • 爱》，自出版始，即遭到猛烈攻击。《基督教醒世报》对小说中所包含的反基督教倾向做出强烈批评：“像这样恶狠狠地 以牙还牙地还报不公平待遇，还是前所未见的……每一页都燃烧着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英国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伊丽莎白•里格比撰文评论：“整个说来，《简 •爱》(以下称“简”)自传是一部突出的反基督教作品。”。英国著名女评论家戴维 •塞西尔则认为：“夏洛蒂 •勃朗特不仅仅是个道德家，她还是一个清教道德家。”_2l】”
纵观全文，《简 •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文本，其矛盾性体现在作 品中存在一种固有的、两套模糊并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随着盖兹海德府一劳渥德慈善学校一桑菲尔德府一沼屋一回到桑菲 尔德府(芬丁庄园)五个场景的顺序转移，这种争斗愈加激烈。那么，《简 •爱》究竟是离经叛道之作还是恪守教义之作呢?本文选择从文本叙事结构的角度来解析其宗教意识的矛盾性及其深层原因。
二，《圣经》模式的叙事方式 以《圣经》为文字载体的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泉之一，根深蒂固于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之中《圣经》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行为道德准则，同时又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对欧美各国的文学发展起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加拿大文艺理论评论家弗莱在其沟通文学和宗教两大领域的经典批评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认为《圣经》大体上呈现一种“u”形叙事结构：“在《创世纪》之初，人们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火；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在首尾之间是以色列的故事。” 这种“u”形结构的叙事方式是一种原型式的方式，有起伏和跌宕，有低谷和高潮的交替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一次次印证了犯罪——放逐——救赎的主题。
整部《圣经》就是人类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历程。在情节叙事方面，《简 •爱》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情感历程是对《圣经》结构的完整模仿。从桑菲尔德府一沼屋一回到桑菲尔德府(芬丁庄园)，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情经历了“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演变，与《圣经》的原形意象遥相呼应。仔细考量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皈依的表层之下 确实潜藏着一种反叛，这种皈依和反叛的矛盾交织在《简 •爱》中的重要体现便是《圣经》中伊甸园场景 的再现和颠覆。上帝创造亚当，并为他建立伊甸园；上帝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亚当欢呼：“这是我 的骨 中骨，肉中肉!——这就叫做„女人 ”‟。人类始祖犯下“原罪”，上帝对夏娃责罚时强调“你将依恋你的丈夫，受他的辖制。”可见，《圣经》中的伊甸园，是父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石；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夫妻关系的原始模板。
夏洛蒂 •勃朗特笔下的桑菲尔德庄园俨然是伊甸园的翻版，对于府中的果园，更是直接使用 了“Eden．1ike”一词。在与简的关系中，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占尽主动：他对闯入其领地的简冷眼旁观、暗中揣摩；他装扮成算命的吉普赛老妇窥视着简的内心；他制造迎娶英格拉姆小姐的假象试探着简 ；他故意用冷漠和不解人意来刺激简深深压抑的激情；他以上帝创世的名义对简诉说衷肠：“我左边肋骨下的哪个地方，似乎有一根弦，和你那小身体同样地方的一根类似的弦打成了结，打得紧紧的，解都解不开”。
伊甸园的主人终于赢得了女人的归顺，简深深地崇拜、迷恋着罗切斯特，“我的未婚夫正在变成我的整个世界……几乎成了我进天堂的希望了… …我看不到上帝；我把他作为我的偶像了。”然而，桑菲尔德府并非伊甸园的简单再现，简不仅仅是夏娃的投影。简的存在颠覆了《圣经》自存在之初确定的女人对于男人的依附关系。简渴望独立 ：“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简追求平等，这种平等意识在充满激情与愤怒的宣言中得以充分展现：“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 …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自尊自强的简不仅不依附男人，而且与女性只有通过男性才能与上帝相通的模式背道而驰。简似乎与上帝更接近，像“天使”、“仙女”一样守护着罗切斯特、净化着他的灵魂。在两人的关系中，罗切斯特虽占据主人的优势地位，但一直充当被救助者。两人邂逅时，简就“以奇怪的坚忍不拔的态度 ” 迫使罗切斯特接受其帮助。当罗切斯特差点儿被疯妻放火烧死时，简没有惊动任何人，沉着冷静地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当梅森遭到其疯姊袭击受伤时，简镇定地照料着他，并避开众人视线将其悄悄送走。简一次次地解除了罗切斯特的困境，并保住了其秘密和名声。更重要的是，简为罗切斯特提供了向善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叛逆的罗切斯特信仰上帝。从俩人第一次见面起，罗切斯特就注意到简的超凡脱俗：“一旦按着那纤弱的肩头，就有一样新鲜的东西，一种清新的活力和感觉，溜进了我的身体。”罗切斯特感慨在简的身上：“找到了许多光辉的优良品质。……它们都新鲜、健康、没有被玷污或者败坏。……使人复活和再生。”
在这个貌似伊甸园的场景之中，还隐含着作者对宗教的另一层否定。《圣经》中是女人违反上帝的意志偷食“禁果”并诱 使丈夫共同犯罪；在桑菲尔德，原罪的始作俑者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罗切斯特隐瞒已婚事实妄图另娶的行为无异于采摘“禁果”。夏娃偷食禁果并与亚当共享，是因为她听信了蛇的谗言，真诚地认为禁果将为他们带来智慧。她不想独占这一份赐福，并以此获得对亚当的优势。从这点来看，夏娃的动机是纯洁的。相对于夏娃的无心之过，罗切斯特的罪孽更为深重，他因一己私利而有意为之，竟要爱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化解自身的痛苦，从而将自己和简推向罪恶的深渊。随后的情节设置再一次揭示了小说作者矛盾的 宗教意识。耶稣“登山训众”时告诫人们“不可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 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人若休 妻，就当给她休书……凡休妻的，若不是为****的缘 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应验显现了：大火夺去了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和一只手臂以及财富。此时，很难解读小说作者的真实意图，是虔诚地遵循上帝旨意、借疯女人之手对违反训诫之人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惩罚，还是以此为契机、从而根本扭转了男女主人公的地位对比?简太需要这样的机会来改变自己在爱情婚姻中的弱势地位。简是自尊的，可简又是自卑的；简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可她从来就不相信他们是真正平等的，她始终挣扎在精神平等和物质平等的矛盾中。“贫穷、低微、不美、矮小”的简以独特的个性和思想征服了罗切斯特，心灵的相通使两人跨越了财富和地位的差距走到了一起，但简所蔑视的财富和地位却始终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未婚夫的财富面前，简很恐慌，不安全感使她敏感多疑。简迫切希望藉金钱改善自身处境，她想到了有意立自己为遗产继承人的叔叔，她立即就给素未 谋面的叔叔写信，这么做竞立即令她增添了勇气，于是“我又敢和我的主人兼情人的眼睛相遇了”
重逢后的芬丁庄园里，简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 的真正平等：作为最大障碍的伯莎已葬身火海，又瞎 又残又穷的罗切斯特丧失了以往的强势，简却有钱而独立。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地位的颠倒解除了简往昔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终于摆脱了影相随的自卑情绪，显得格外轻松、洒脱，积极主地投人到幸福生活中。对于简出走原因的解读同样折射出小说作者及文本矛盾的意识倾向。多少年来，我们高度评价简的出走，认为简遵从主命，割舍了与罗切斯特之问不被上帝应允的爱情，是心地高洁的自我放逐。但是，当简坚定地说：“我将遵守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时，真的没有掺杂利益因素吗?简深爱罗切斯特，但她需要“妻子”身份的保护，否则本就不平衡的天平会更加倾斜，自己的劣势地位就更加明显。简很清楚罗切斯特深爱自己，但她重视“妻子”的名分胜过信任罗切斯特对自己的感情。这种对形式的格外在乎与简所渴求的灵魂呼唤灵魂的恋爱观显然大相径庭。简明知罗切斯特的婚姻几乎令其崩溃，是自己的爱使其重获新生，但她拒绝做爱人的“安慰者、拯救者”。面对罗切斯特绝望的哀号“把一个同类逼到绝望的境地，难道比违反只不过是人为的法律好吗?”，简不为所动。由此看来简的出走交织着宗教因素和利益因素，简从先前沉浸在幸福中“看不到上帝”到痛苦矛盾时的求助于圣灵，这其中不能不说是个人利益所致。
简的出走和回归又映射出信仰至上还是爱情至上的悖论。在沼屋，简面对圣约翰以上帝名义进行的说教无还手之力，但是神秘的呼唤声立刻就召唤着简回归去追寻往日的爱情。于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作家的不协调：究竟男女之间的爱是人间最高原则还是宗教是最高原则?如果是后者，简没有理由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如果是前者，简原本就不必离开罗切斯特走上流浪之途。待到各自经受磨难的两人相聚时，原先带有男权烙印的桑菲尔德庄园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简和罗切斯特的幸福生活使陈旧冷僻的芬丁庄园变成了另一人间乐园。然而，乐园中已是乾坤倒转 ：亚当身残目盲，完全处于依附于人的境地；夏娃经过荒原的洗礼，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这个被颠覆的伊甸园是作者女性意识的突出体现，是对父系社会价值观和男性统治地位的挑战，显示出浓厚的反基督教色彩。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被颠覆的伊甸园里，处于强势的简自觉归顺到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期待中。简期待做“家里的天使”：“对我来说，做你的妻子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婚姻生活中，简“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完全为他生活”，“幸福到言语都无法形容”。至此，也可看出，长期以来将《简 •爱》简单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并将简定义“传统女性的叛逆者”何其片面。在简叛逆的外之下，亦有她对传统价值的认同和回归，正如佳查•斯皮瓦克所言，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至上的爱”以及圣约翰为“社会使命”而殉道都不折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维护。
三，“女性主义神学”的艺术化展现鉴于以上考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简 •爱》存在一个复杂的宗教叙事系统。一方面小说紧紧围绕着《圣经》模式叙事，并以此来结构整部小说；另一方面，小说皈依的表层下涌动着一股反叛的暗流。然而，反叛的表象似乎难以掩盖实质上的皈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皈依和反叛的奇异交错呢?艾略特曾说：“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和发展在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于有了基督教背景才具有意义。” 除去社会因素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作家生活中童年记忆的强调”。夏洛蒂 •勃郎特自幼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且一生绝大多数时光都在学校中度过，当时《圣经》已成为学校必读书目，这为其深人理解《圣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长期的宗教文化熏陶使基督教《圣经》成为夏洛蒂思想的一部分，作者本人的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文本主人公体内。事实上，《简 •爱》的第2版序言已经定下一种基督教的笔调，面对基督教保守派的攻击，夏洛蒂勇敢的回击：“他们怀疑这类作品的倾向。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平凡的事都是错误的”，“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现象，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家的主观意图并不一致，所以，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这部弥漫着浓厚基督教《圣经》气息的作品为什么会招致诸如“反基督”、“不道德”此类激烈的批评呢?究其原因，是由于文本中蕴涵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受刘思谦《“女性主义”与“神学”》一文(对德国神学博士伊丽莎白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的书评)的启发，本文把《简 ．爱》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与《圣经》联系起来。19世纪德国思想家奥古斯都•倍倍尔曾这样描妇女的地位：“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劳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饱尝束缚的一群。她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经沦为奴隶。” 女性的弱处境“使他们更容易领悟人的有限性、短暂性和脆弱性，也更迫切地渴望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冥冥之中无限的至高至善至爱的力量联系起来”。
可见“女性主义 ”和“神学”原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伊丽莎白 •温德尔认为，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女权运动和基督教一再相遇”。面对这种“相遇”，她发现了基督教起源中的母性文化基因和《圣经》中的女性文化传统，并以女性生存经验为基本出发点，抓住了女性主义的核心即女性寻找自我、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这一根本问题，进而找到女性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最本质的连接点——上帝之爱与女性的自爱和自立。这本是神学中的人性内涵，也是女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简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以“自我发现”为标志的。
简“失乐园”和“复乐园”的故事体现了浓郁而复杂的《圣经》情结，这与作家的女性身分不无关联，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的《圣经》对它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作家的女性身份、与简极其近似的女性意识等又决定了《圣经》情结的复杂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男性是女性精神上的“父亲”，女性不能不受其制约，并向其表示依恋和忠诚；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不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异己性，以致终于在沉默中爆发和反抗。然而，作者在脱离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界定，大胆地对女性自我进行重新定义的同时，又不愿完全站到传统的对立面来指责传统的女性角色，这就必然决定了文本和女主人公意识的矛盾性。由此看来，《简 •爱》印证了“女性和神和耶稣基督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堪称“女性主义神学”的艺术化展现。
最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９年，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桑德拉·Ｍ·吉尔伯特(Sandra·M·Gi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文中，两位作者从精神分析入手，用女权主义的批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指出她就是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 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这种论点颠覆了伯莎在读者心中一贯的 “疯女人”形象，但它的合理性一直以来却不断
受到人们的怀疑
“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同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只不过小说所遵循的„情节剧‟三角关系的公式把她们摆在对立的地位。”他认为这个恶魔般的疯女人形象实际上是一个为三万英磅而被出卖的少女，最后，是她一把火烧了桑菲尔德——这个罪恶和金钱的堡垒、男性统治的中心、女人的监狱和地狱。这种论点仍沿用女权主义批评的方法，看到了伯莎?梅森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不幸地位和她悲惨的命运，认为她是父权制度的牺牲品，是一个受压制、受迫害的妇女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突出疯女人形象的重要作用，是对一直以来疯女人不被重视的现象的反驳和批评，并认为每一个觉醒的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因叛逆而来的疯狂,就像“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作为一个意象、象征，最好体现了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压制和迫害.共时读者对“疯女人”的偏见
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把宪章运动不断推向高潮,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积极投身到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劳动人民要平等,要独立。在这样的环境下,夏洛蒂创作了>,通过孤女简.爱争取工作以至婚姻上独立自主、平等的奋斗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悲惨地位,另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妇女反压迫,抗歧视的斗争精神
《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同时代的人并不欢迎《简·爱》，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
其实，简爱对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男权至上的社会的反抗还是比较传统的。首先，简爱虽然追求独立，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罗切斯特的爱，为了得到一个丈夫，为了建立一个家庭。其次，简爱非常看重传统的婚姻形式，不管内涵如何，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在获悉罗切斯特的妻子仍然活着时，她没有勇气与罗切斯特一起去挑战，并且冲破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第三《简·爱》，尽管简爱鄙视那种基于金钱和美貌上的婚姻，但她又不得不承认财富和美貌的重要。为了缩小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地位差距，她从马德拉的叔叔那获得了一点遗产、也获得了自信，才敢于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婚姻爱情。但是，当时的读者在其期待视野的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束缚下，视自尊、自立、自强的女主人公简爱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叛逆女性形象之一!对于想回归男权社会的简爱，当时的读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被罗切斯特囚禁在阁楼里的伯莎了。因为这个女人对于其丈夫，总想一把火烧死；就是对前去探望她的兄弟梅深，她也是疯狂地扑过去将其咬伤；对简爱，她在夜里悄悄走进其房间并将象征婚姻的婚纱撕得粉碎;最后，伯莎点燃了囚禁她肉体和心灵的桑菲尔德庄园，将其付之一炬，跳楼而死，结束了自己不幸、悲惨的一生
她竭力毁灭代表父权制的罗切斯特以及桑菲尔德庄园并付诸行动，她的反抗相比简爱更大胆、更直接、更决裂、简直无所顾忌!对于尚未获得政治、经济、婚姻独立和平等的夏洛蒂时期的读者来说，因为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只能以“疯”称之了。由此可见伯莎被当时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读者贴上“疯女人” 的标签不可不为一种历史的偏见。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批评方法也应运而生。当属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其代表人物就有上文提到的桑德拉和苏珊，两人合著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简·爱》，文中她们仔细地考察了十九世纪妇女文学的文本.她们的作品在主题和意象上都有某种同一性“历代的女性文学中都反复出现„锁闭和逃跑‟的意象，小说中往往有精神失常者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现出，这些疯癫人物充当了那些安分守己的自我的社会替身，这些作品中还反复出现被禁闭在冰冷的或滚烫的环境中痛苦煎熬的种种隐喻。”（吉尔伯特 古芭，1979）两位作者从这些现象入手，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妇女文学传统进行考察，从中发现这样一种现实“这些女作家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层层局限，男权社会的局限，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学的局限。”因此上述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同一隐喻和意象，例如“疯女人”，只能解释为一种女性共有的希望挣脱社会和文学局限的冲动。这部专著的问世，对整个美国文学批评界乃至整个西方以男权话语为主宰的文学界而言，不含为晴空霹雳，令人震颤，同时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专著为继之而起的轰轰烈烈的重新阐释、解读并评估女性文本铺平了道路。而作为简对立面的伯莎·梅森——被罗彻斯特禁闭在阁楼里面的疯女人，也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穿越了男性权威话语的重重阻隔，摆脱了以往历史的局限性，进入了读者的期待视野，犹如枯木逢春般获得了文学的第二次生命，也使夏洛蒂深藏在《简.爱》中的寓意在一百多年后得以彰显。
:《简·爱》中的女性群像研究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因其灰姑娘似的爱情童话故事而一直享有广泛的读者群，这个爱情童话中女主角简．爱和灰姑娘一样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但是简．爱不是以美丽的容貌而是以她丰富的内心世界赢得了最后的幸福。可在文学史上这部小说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议，因为夏洛蒂在这个表面上看似单纯的爱情童话里，赋予了她的作品更深刻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现状和觉醒的女性性别意识的内涵。《简．爱》中妇女群像特别是三个富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一简、海伦和伯莎的研究，揭示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以菲逻斯为中心的父权文化下女性性别意识受压抑的现状和女性作家写作时的亚文化环境，从而进一步了解作为女性作家的夏洛蒂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作家的性别颠覆意识。《简．爱》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和表达的女性话语受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亚文化环境的限定和影响。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男性中心话语或社会心理都把女人设定为两种极端的类型：天使和恶魔。以简、海伦和伯莎为代表的女性都是在心理和生理上受父权社会压抑的形象。外表平平、孤独贫苦、无依无靠的简.爱在作品伊始就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因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确定自己女性意识的痛苦的心理历程。简.爱的内在叛逆冲动和伯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海伦.彭斯是女性智能的缩影。但在作为父权社会缩影的洛伍德慈善学校里，女性的智能和天性被认为是生来就应该受压抑的。外表看起来平和安宁的海伦逃避不幸的现实的唯一方式是选择对灵魂永恒的渴望和对不朽的精神世界向往。阁楼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在作品中从头至尾是被夫权社会剥夺了其声音的女性形象。罗切斯特对于他法定妻子的主观叙述充斥着毫无根据的指责、莫名的仇恨和恶意的贬低。运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暂时性疯癫的概念来分析伯莎的处境，读者不难发现伯莎大部分程度上是一个受夫权压制的正常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所谓疯癫举止不过是苏醒的女性意识对夫权制度的一种反抗。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受压抑的女性形象，夏洛蒂在作品中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现实、女性性别话语和她独特的属于早期女性写作的性别颠覆意识。主人公简.爱最终与她所爱的人的结合过程也是她平衡灵与肉的需求、最终取得理智和情感协调的过程。这个形象驳斥了维多利亚时一代认为女性天生是冲动的没有理智的动物的谬论。本文还利用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成果对夏洛蒂的性别颠馨硕士学位论文八IASJ’ER’S’11任515覆意识进行了进一步确定和探讨。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的声音一直是被剥夺的，女性的形象一直都是被父权文化规定着、塑造着和扭曲着。本文作者在对夏洛蒂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女性是获得了彻底的或某种程度的解放，还是陷入了更牢的现代禁锢?但愿有一天，人们谈及现代女性的时候，诸如压抑、疯癫之类的词语己经不再是描述女性的专利。
Generally, the study about the analysis of Jane Eyre’s character mainly c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 the social backgr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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