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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沉疴，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
作者:郝志东2011-03-03 11:44:31
教学：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
研究：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
服务：教授们的学问很多不是用来发展社会，而是用来评等、升级，和社会脱离了关系。而另外一些学问则被纳入社会、经济的系统中去，只为某一利益团体服务，以致“我吃谁的面包，我就哼谁的曲调”。
近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巨大变化。大陆高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教育产业化”为特点的“大跃进”，使人认为大学“已经没有了”。
这些年来，港澳台的教育也飞速发展，各地专升本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小小的澳门也有十多所大专院校。虽然澳门理工学院苦求升等成为大学而不得，但2011年2月初，原“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尽管严格来讲目前只有一两个专业。
两岸四地对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的执着，也都超过了欧美。用台湾人的话说，是SCI和SSCI的“学术霸凌”，导致各地众多教授的不满，问题的确不少。
尽管人们对两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评，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所以理清大学的功能、大学的理念、教授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探讨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法，尽最大可能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至关重要。
大学的功能：教学、研究与服务
今人对大学的功能已有基本共识。即大学负有教学、研究、服务的职责，这三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正如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言，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
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发展知识。而之后的德国大学则标榜大学的新理念，即其作为研究中心的理念。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在原来大学职责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服务一项。于是又产生了大学的分工，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ege）、社区学院等。
中国的大学，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到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直至今天，走过了从传统的太学到现代的大学的转化之路（上书第217－218页）。尽管中国传统提倡传道、授业、解惑，似乎主要是以教学为主，但是研究和服务的社会功能也都一直在承担着。
但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人们却有很大分歧。下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的。尤其要看，近些年来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产生的问题。
教学方面的问题：不肯学，不善教，趋于利
先说教学。在内地，有些课程，大学必须使用单
一、陈旧、死板、僵化的统一教材，教师只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师甚至对学生讲，“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见吴苾雯 《向中国大学说不》一书）。如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大减。
有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研究生教学也有很多问题。吴苾雯书中记载：一位学习新闻传播的研究生说，新闻评论学研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梁启超作品的特点、风格，而对当代新闻评论发展及其承担的功能却不去研究。一门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新闻作品的课，授课方式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这些记者，再相互交流心得和成果，进行思维的碰撞，锻炼科研的能力。
这样教点东西还算好的。有的研究生导师上课，先吹嘘最近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会见了某某名人等。一堂课一多半的时间过去后，开始念教材。更有甚者，导师接到编教材的任务，让学生每人负责一章。这本来也是锻炼机会，但编好之后出版时署名的是导师和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他们每人只得到300元。学生只是在扮演打工仔的角色。
张鸣的评价是，“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
如此离谱的事情还很多。
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在学生还没有了解大学课程、对自己的兴趣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必然使很多人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又得硬着头皮学下去。这的确是导致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的原因之一。
由此而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指出的，是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教育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正如张鸣所说，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
无论是教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都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有关。吴苾雯书中还记载：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帮助，反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说，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
正如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所以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至于培养人才，那是可以不当真的。
所以，大学让老百姓失望，感到不上大学反而比上大学好，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受损失的是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健康。
上面那些离谱的事情在港澳台所见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有的地方甚至越见越多了。不过对港澳台来说，对教学质量的主要威胁或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过分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学，或者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
对教学质量的威胁，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教育的性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如果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当公务员，就多多设立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大量招收这样的学生。而对于国家发展急需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却尽量回避。
殊不知一时在市场上热门的专业几年后会变得人才过剩。而社会急需的专业还是发展不起来。无论是办教育还是种地，都不能说今年大葱好卖，明年大家就都种大葱，而不考虑人们健康饮食结构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长远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的荒谬、大学责任的丧失以此为甚。
与此同时，学校又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以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一切，也可以说明一切。于是只问数字、不问品质。以学生鉴定为例。学生鉴定固然可以帮助老师了解一些教学方面的满意度，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但真正的改进需要老师的责任心、对所教材料的理解、与学生在课上和课下的沟通、和其他老师之间对教学方法的交流。而这些都要时间、精力，但又很难用数字显示出来。只看学生鉴定的分数，无法了解教学的真正效果。但学校行政化、数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数字，而不看数字的实质及其背后的问题。如此，教学水平很难提高。
在高校管理公司化、市场化、数字化、行政化的潮流面前，港澳台的大学校长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社会、经济等的压力，守住一片净土，还未可知。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daodoc.com/content/55866
坚守本分，不要曲学阿世——教授和学生的责任
作者:郝志东2011-04-20 18:26:25来源:南方周末
有良心的教授不可以曲学阿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可以不说话，但不可说假话。
如没能创新观念，有价值的新观念没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决策，那就是大学的失职。教授们在社会失范时要出来说话，这也是一种必需的服务。通过社会运动，教授和学生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
如上两篇文章（见《南方周末·大参考》，分别为：《把脉沉疴，重塑大学》，2011年3月3日；《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2011年3月17日）所述，大学的功能已发生很多问题，教授和学生可以做什么？我还是从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个主要功能的角度、从大学理念的角度来讨论。何谓理想的教授与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责任是什么？理想的教授、理想的学生是什么样？
如果大学的理念是培养全人，理想的导师就应是全人。他或她要有品性、学术良心、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人文关怀、公民意识、对文化和社会有广阔的理解力。
在改革前的30年，不少知识分子曲学阿世。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著名科学家就撰文做科学论证，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因为某试验田蔬菜亩产已经达到160万斤。如果这位科学家真相信光能可以换算成农产品，亩产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数字，他的科学可能有些问题。如果他是为了配合当时那种空想共产主义，迎合全国大跃进的政治形势，这就是一个曲学阿世的典型代表。理想的教授应该是有品性、有独立思想和精神、有学术良心和公民意识的人，不会去误导别人。有良心的教授不可以曲学阿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可以不说话，但不可说假话。
理想的教授是学生灵魂的导游。在课堂上，她或他能够赋予公式和数据以意义，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这些也必须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之上，建立在对文化和社会的广阔理解之上，否则无法传道、授业、解惑。除此之外，理想的教授还要知道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如韦伯所言：
一位能够给学生以启发的老师，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他的学生看到那些对于自己的观点来讲是“不方便的”的事实。我这里指的是他们的党派观点。对于每一个政党的每一种观点来说，总有些极其不方便的事实会证明这些观点的不完善或不正确，这对我对你都一样。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能够迫使他的学生经常意识到这些事实的存在，那他完成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任务。我用“道德成就”这个词语来描述还远远不够，尽管对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来说，这个词已经显得过于宏大。
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授，才有品行，有专业精神，有公民意识。他会将不同的观点、看问题的不同角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去判断。不加批判地将片面的观点灌输给学生，剥夺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是不道德的。一个理想教授的教材是不断更新的，其教学方法是活泼的，和学生在课堂上有互动，学生有足够的机会问老师问题。他或她在课下也是教授，会和学生交流、探讨，给学生以指导，而不是拒学生于千里之外，不回电邮，不理不睬，让学生遍寻不着。老师和学生，亦师亦友。
理想的学生呢？具体说来，学生对老师课上讲的、书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无条件接受，要批判思考，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质疑，不会仅仅满足于课上所教，去广泛涉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知识，培养自己对文化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一个理想的学生要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如果他对老师的教学有看法，应该直接以学习的态度和老师探讨如何让自己学得更好，而不是在学生鉴定里匿名骂老师，或匿名将老师告到学校。这是不正常的师生关系，对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相长没好处。
他不可以对社会不公无动于衷，对普通老百姓的苦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关心时事，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为提高自己社区的生活水准、提高自己的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在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社，许德珩等人的国民社，还有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两个学生社团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不主张学生上街游行。五四学生上街他也劝阻了。但他又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所以在学生上街、有学生被捕之后又全力营救他们。被捕学生被释放后，他辞职以承担责任。
蔡元培认为学生不应为救国牺牲自己，也认为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怀，“人溺己溺”、“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操的确值得礼赞与钦佩。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每个学生都这样做。
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基础上来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无论他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会尊重。或许这才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常态。为学术而学术
科研是大学的功能之一。教授对此容易理解。但即使是学生，也要将学习看成是在研究问题，更何况他们有时的确会帮助老师做科研，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更是在做研究了。探寻知识、探讨真理这个大学的理念，是教授和学生共同的价值观，是他们之所以在大学碰面的主要理由之一。
不少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于是在学习过程中或者在发表的文章中抄袭、作弊。抄袭、作弊的教授也不乏其人。这自然达不到研究知识、创新知识、探索真理的目的。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做什么？
首先，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科学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打破沙锅问到底”、“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当然我们无权要求教授和学生为了钻研学术而废寝忘食，甚至像陈景润那样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正如我们无权要求学生去为了救国去牺牲自己一样。但对学术的探讨、对真理的追求，的确需要一种执着。
再者，科学研究也要求教授和学生遵守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规范，包括不断创新，而不是抄袭别人；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要遵守引述别人的规范、发表的规范等。如果教授和学生合写论文，应该注明各自的贡献，而不是让学生写论文，老师签名。否则便是不道德的行为。在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尤其重要。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指出，“没有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先投入市场，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多数新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通过对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而产生出来的”。这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俗话说，ideas have power，人的观念是有力量的，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并让自己的观念形成生产力、产品，成为政府的决策。大学则是提高创新竞争力的引擎，如没能创新观念，有价值的新观念没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决策，那就是大学的失职，是教授和学生共同的责任。创新观念，参加行动
当然，研究本身就是在服务社会，研究的结果会变为生产力，会变为社会进步的理论基础，会转化为国家政策，从而提升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纯学术研究（比如在SSCI上面发表的文章）和政府的决策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从研究到直接影响社会变革，必须经过一个转化过程。比如科学家的研究需要转化为专利，再由厂家生产出来，才能造福人民。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或思想，则要转化为老百姓、官员们能看得懂的文章，发表在公共媒体上，才能对政治、社会的变革有所影响。教授们在社会失范时要出来说话，这也是一种必需的服务。
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service learning，边服务边学习，也是一种服务的方法。比如某门课的教学计划，包括在某个NGO每周定期服务一定时间，把本课所教的内容和学生的服务联系起来。通过服务，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教的内容，也可以更好学习如何服务。
另外一种服务是社会运动。比如，在香港成立于2005年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就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非营利组织。他们监察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在内地的工厂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有违法行为，如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招聘童工、污染环境等。他们不定期地发表调查报告，引起内地工会和政府的关注，促使他们督促企业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通过社会运动，教授和学生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不少学校的社团也在做一些服务工作，比如支工、支农、支教等等。2010年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之后，不少大学教师呼吁国家正视对农民工的待遇不公等等问题。但他们没有形成社团。多数已经形成的社团的服务意识还需要加强。
其实内地不少社团的自主性还是问题。一位退学的大学生小吴讲：
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什么作用，更没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其实在教授和学生的组织方面，除了香港的经验之外，还有台湾的经验。台湾的不少社会学家都积极地组织并加入了社会组织，比如瞿海源教授的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张笠云教授的医疗改革基金会，顾忠华教授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范云教授的妇女新知基金会等。台湾的经验也再次提出大学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社会学教授（包括前面提到的内地教授），是组织起来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服务。但大学在提供公平教育机会上是否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为农民群体服务，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公平看作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效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总之，即使是在高压、市场经济、恶性资本主义的大社会环境中，教学、研究和服务也都有很多空间。与其抱怨环境，教授抱怨学生，学生抱怨老师，不如看清自己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可做的事。
学校可以设立校董会，由党委书记任校董会主席。大学则由校长独立管理。如果二者分工明确，校董会除了保证掌握学校前进的总体方向、为学校提供发展资金、遴选校长、批准学校主要管理者的任命等权责外，不干涉大学校长的独立工作，那么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理念或能实现，中国的高教就大有希望。
（本系列三篇文章至此刊发结束。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箱：zdhao＠umac.mo）
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 作者:郝志东
2011-03-17 10:46:29 来源:南方周末
大学三理念包括，培养“全人”，创新知识，服务社会
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 普遍受到压抑。
上文（见2011年3月3日《南方周末·大参考》）谈到了大学在承担自己的教学、研究、服务等功能时所产生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大学的理念被削弱。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增强大学的理念，从而改进大学的功能呢？ 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培养全人、探寻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这和钱穆先生所讲的“三统”一致。“人统”讲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也有教授、学者本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学统”讲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研究学问，探寻知识，创新知识，探讨真理；“事统”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如何将在大学里探讨到的知识、真理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等改革的实践中去，使政治更清明、生活品质更高、社会更和谐、科学更发达、文化更多元、教育更有效。这三个理念，是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背后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异常重要。大学功能产生问题，正是因为价值观产生了问题。这三点相互支撑、促进，相互构成。
这些理念到底有哪些具体内涵，又如何能帮助解决大学的问题呢？
培养全人
什么叫全人？至少包括：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3）有对文化（包括科学和艺术）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金耀基，2003）。下面具体来看其内涵及在中国大学中的体现。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
有“品性”正是《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换句话说，大学就是要去彰显人性中那光明的德性。不仅老师要这样做，还要帮助学生去革新自己，教学相长，至善至美。什么是光明的德性？包括做人的道理，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大学老师心中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将学生当作打工仔，而有学生则得过且过，只要能毕业，拿到文凭即可。尽管情节非常严重的个案不应很多，但也不少。从大学管理层的所谓“双栖”教授，到另外的一些“双聘”教授，从所谓的“博导”到一般的老师，有的人在金钱、名誉、地位方面欲立、欲达，却很少想到如何使他们所领导的老师或学生也能立在一个可以受人尊敬的位置，达到一定的专业和生活水准。他们或许会说自己也是有了“人下人”的经历，才到了今天“人上人”的地位。但如果自己当年不愿做“人下人”，为什么今天要让别人做“人下人”呢？
正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缺乏，才导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的泛滥，导致经济发展的重效率不重公平、低权利、高污染，社会互信的严重缺乏等问题。
种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社会不公的现象都和大学教育过程中道德的缺位有关。
试想如果大学的领导层和教授不讲道德，没有做人的品性，何以让学生讲道德，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人？一代年轻人缺乏道德，如此传承下去，社会不是越来越可怕吗？
没有或缺乏道德的人也不会有学术良心或自由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会搞学术欺骗，如抄袭、舞弊等。互联网上有公开贩卖论文的广告，或收费帮别人写论文的枪手广告，还有所谓学术杂志收费帮学者发表文章的广告。这些人没学术良心，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思考。他们被扭曲的心态所绑架，并不自由。他们谈不上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下功夫去思考，自然也就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没有道德的人也会曲学阿世，如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而扭曲学术，自愿做某些团体或商业利益的代言人。难道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手里吗？有人愿意失去人身、说话的自由吗？有人愿意被别人看作是低人一等吗？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各种权益受到别人的伤害吗？如果没有，那就有了共同的价值。如果世界上多数人都不愿意，就有了普适价值。但还是有些人为了利益，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昧着学术良心，不去考察事物的本质，探讨真理，而是去做否认这种价值的存在的工作。
所以说，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这样的人，才是大学应该培养的全人，这才是大学的精神。当然，这些还不够。
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
人文关怀，是指一个人对美、正直、公平、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沽名钓誉、学术欺骗、曲学阿世等等没有人品的现象，正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正直。抄袭、作弊也不是公正、公平。一个没有学术良心、曲学阿世的人也会视自由、民主与人权为粪土。
有了人文关怀，也跟着会有公民意识。在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会想到社区利益。他就不太可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相反，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帮助提高社区生活的水准。这也包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心。
拿澳门来说，很多同学对澳门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知甚少。不少人对葡萄牙人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特首、立法会议员、法官是如何产生的，对澳门的龙头产业博彩业的利弊所知甚少，对很多即使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社会问题也很少关心，如外劳问题、交通问题（比如出租车司机兜路、拒载、多收费问题，巴士服务问题、轻轨的建设问题等）、住房问题也很少关心。
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自己社区的历史和现状不关心，没有公民意识，也缺少人文关怀，只能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一个大学就是被排在世界前100名，也没有意义。包括北大、清华、港大、台大等在内的所谓华人世界一流大学，都应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3．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去衡量大学好坏，其标准除了上述品性、人文关怀等问题外，还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后者是前两者的基础，只有对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有了了解，才会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才能建立起“品性”。
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广阔理解的人，会有批判的眼光，知道哪些应欣赏，哪些应摒弃，比如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其他都不重要）等是应被摒弃的，而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却应是被加强的。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对艺术的了解，可以使学生更清楚人性的善恶，如何惩恶扬善。知道人是怎样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体谅别人，宽容别人。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人如何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水平。
上述培养全人的三个方面，正是博雅教育的宗旨。博雅教育，英文是 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人教育”。
换句话说，你可以研究如何制造武器，但也要知道武器是用来杀人的，杀人有后果，要承担责任。你也可以学做工程师，修建一条从内地到西藏的铁路，但要知道修路虽然是现代化的必需，但现代化也会带来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破坏原生态的文化、原生态的生活环境。你要知道承担这个责任，并将对环境与人文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2011年初，澳门报载澳大博士生在改良统计空气质量的模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再如何改进测量模式都于事无补。于是，科学家要学些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在推进科学的同时，要推动社会进步。
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也要学些自然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佳环境。
只有这样，大学培养的人才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对社会总体发展有益的全人。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育人是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全人。
培养全人的责任被赋予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全面，二者有相通之处，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也是要强调全面人格的培养。
港澳台都已在强调通识教育。大陆一些学校也在修改教学计划，开始允许学生转系、副修、跨系跨校选课、强调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不过，消除大陆教育弊病的沉疴，真正走向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之路，恐怕还是任重道远。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研究永远需要创新。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那么中国高校行政化有哪些表现呢？杨德光提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如，国家有教育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厅。每所高校上面都有主管部门，高校正副校长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办学经费由上级行政机关下拨，包括专项费、重大科研项目及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批；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操办的。”
大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有副部级、司、局（厅）级。行政级别不同，政治、经济待遇也各不相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高校的管理者把自己当作“官”，按行政规则运作，而不是按教育规律运作。他们在管人、治人，而不是在服务。
学术管理也被行政化。“各院系的专业设置、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师职称评定，教师的招聘、流动，教师的考核、晋级等，即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统统由行政部门决定。教授们很少有发言权、决策权„„”
如此一来，看到的更多是官员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当上官，就可以拿到职称：官僚学术化；既当官又有职称，就可以垄断学术资源。于是许多教授也都争当书记、主任：学术官僚化。如果你既不当官，又不巴结当官的，或者得罪了领导，你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
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探寻知识、创新知识。多数人可能只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学术良心、社会良心而在那里做事的人会很少，而且不被欣赏。这真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今后能否像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要求的那样“去行政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像蔡元培说的那样：
“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也不能代负责任。”
港澳台在大学的自主和学术空间方面，程度较高。其中一些管理比较完善的学校，其实可以和内地的一些学校多交流办学经验，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办学。如此，港澳台的大学可以继续完善，也会给大陆大学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广东省和福建省被列为“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闽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的试点省，广东省还被列为“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省。这些规定都为港澳台在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的改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政策基础。
当然，港澳台也要继续加强办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警惕不要让其滑坡，不要非但没能帮助大陆的学校增加自主，反而将自己的自主度降下来。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吧。
张鸣认为，中国大学的最终出路是私立大学，如教会学校、港资、外资学校的发展，形成对公立大学的竞争，使其改弦更张。当然这些学校也要防止“内地化”的问题。最近报载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办一个独立的深圳学院，于2012年开始招生，首期六七千人，第二期四五千人。其教学素质、学术水准及收费标准（约十万港元一年）都与沙田中大看齐，有绝对的学术自主，资源与财务独立。他们能否成功，能否为内地的大学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促使内地高校的改革，还要拭目以待。服务社会
大学的第三个理念是服务社会。大学服务社会天经地义，关键是如何服务。将大学变为工具，像“*”时那样，曲学阿世，是一种服务方式，但那样就失去了大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像现在有的学者那样作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是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学者也同样失去了自主性与学术自由。理想的服务形式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自然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服务之一。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是如此。袁隆平所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生活的便利，无论是飞机、轮船、大楼，还是电脑、电视、电话，没有一个能够离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贡献。
其次，人文和社会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将研究服务于社会。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大学的责任时说，“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这也正是公共社会学所要求教授们做的事情。
前美国社会学会会长Frances Fox Piven说：“我认为社会学的工作或实践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关于社会群体如何生活、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社会问题为什么产生等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和证据发掘上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研究注入一点道德的关怀。我不同意下面这个观点：即一方面，我们是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公民生活中，我们可以走出去参加一个什么示威活动。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道德关怀结合起来。”
人文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目标就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应该站出来讲话。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服务社会，尤其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而不是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确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大学的理念，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不应该沉溺在SCI和SSCI的迷思中，钻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大学要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帮助建构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这才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大学的理念告诉我们，无论是SCI和SSCI，还是专书或研究报告，它们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否则便只是雕虫小技。
如何能够像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所讲，在大学创造一种氛围，让社会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除了管理层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教授和学生的努力。这正是下一篇文章里要讨论的问题。
（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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