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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群的发展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中经专网
[摘要]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推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两极，意味着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大重组与结构性变迁，两者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可以相互交融。在推进城市群的发展中，要看到它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和支撑。
（中经评论·北京）
一、城市群：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资本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生产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产生的。伴随着产业革命，尤其是新技术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大量乡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1925年前后达到高潮。198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一般达到70.2%左右。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多种原因严重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只有19.4%。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城镇化成为共识。然而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上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以中小城市为主，抑或是重点发展小城镇，一直存在争议，相当一个时期基本上重点是以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为主。从实践来看虽然一定时期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
一、产业聚集水平较低，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是对已有的城市化模式的修正。“城市群”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作“都市群”、“都市带”、“大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区”等别称。它是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高级阶段的城市化。为什么在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实际城市化水平只有20%左右，“三农”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提出“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呢？笔者认为，这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与都市化发展潮流，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与秩序重建的必然选择。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模式迅速变化：一方面城市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人口、资金和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交通高速发展，城市由长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对分散的郊区化发展，随之工业、服务业也出现郊区化的倾向，造成郊区集聚扩张，大城市边缘新城镇大量涌现。这种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双向运动推动大城市地域迅速扩张，并与周围小城镇连成一体。同时由于外迁人口仍在中心城市上班，在郊区与中心城市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通勤流。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与周围地区保持密切社会联系的城市化地区，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共同构成内部相互关联，有一定空间层次、地域分工和景观特征的巨型地域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即为城市群。如美国的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三大都市群；日本的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都市群等。目前，这些城市群体系成为全球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经济全球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体。如果我们继续像过去那样大力发展小城镇、抑制大城市，会造成人力、资金、资源配置的浪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失。其后果是不发达的城市经济社会与严重落后的农业地区的恶性循环。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应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对应，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市化的跨越。
问题在于，相对于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城市群的发展对此意义何在？在笔者所能涉猎到的文献中较少论及。在“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中，人们主要探讨如何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别，以及提倡农村城市化等等。而在城市群的研究中，又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集聚、如何消除地区壁垒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城市群的推进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由于就城市谈城市，就农村谈农村的研究思路，不仅使城市群的发展受到制约，而且从社会整体看，加剧了农村固有的问题，长期使经济资源不能在城乡之间实现合理配置，其结果使城市群的推进缺乏农村根基，农村发展缺乏引力和来自外部的反哺力量。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因此探讨两者的关系事关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历史任务的实现。
二、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推进的冲突
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推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意味着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大重组与结构性变迁，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冲突。
冲突之一是集中爆发式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影响城乡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要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升级，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与演化过程。首先在便利的地理条件上形成商业与物流中心，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吸引来更多的人口，并最终随着手工业、商业、运输、市场的发展，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市镇。而市镇要向更高形态的城市化演进，除了继续强化其中心地的积聚与辐射功能，往往还伴随着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机遇，使其从众多的市镇中脱颖而出成为地区的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化过程的特点是，人口总量与流动规模有限、流动频率低、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使得城乡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对适度的张力与平衡，社会在缓慢发展的基础上稳定有序地前行。都市群进程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农业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别是数量有限的大城市高度积聚。由此使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陷入了过度透支与危机中。中国自2000年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急速”的城市化，导致少数大城市人口膨胀过快，使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城市遭遇更加严重的发展问题。在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普遍存在着交通拥挤、居住密度增大、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等“城市病”。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大城市自身的增长与发展，也间接影响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就广大农村而言，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移，使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受到削弱。我国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青壮年，素质也相对较高，导致长期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和老弱
病残。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统计，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岁～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岁～40岁的劳动力占23%，而且青壮年文化素质一般来说相对较高。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出，对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一是制约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由于体力、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的限制，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利用机械和先进技术能力有限，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技术的长期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二是影响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农业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需要一定文化功底的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普遍老龄化条件下，必然会导致种植结构单一，农业结构调整困难，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冲突之二是城乡资源再分配的严重失衡。非农经济要素的迅速培育与发展表现为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再分配与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重构。一方面，城市资源迅速膨胀，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表现为向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进一步的集中。与之相比，则是农业地区两级政府近万亿的沉重债务。二是城市化进程仍在吞噬着农业地区的各种资源，使自然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薄弱。如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严重破坏，粗放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对本就紧张的农业用地的大肆侵吞与疯狂圈占。据国土资源部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而且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低效。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共有闲置土地、空闲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计393.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还有工业固体废弃物与城市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和填埋处理问题等等。在未来若干年内，新农村建设、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将使有限的国土资源更加紧张，而竞争也会愈加激烈。
三、城市群的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互交融
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城市群的发展对中国农村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于此，势必将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发展对立起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保持一份清醒，在推进城市群的发展中，时刻不能忽视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城市群的推进也给农村改革发展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和支撑。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的推进不仅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包含着相互交融，协同发展。
沃思（L.Wirth）等人将农村和城市视为一个连续体，认为由农村这一极到城市这一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各种社区形态均可以在这一连续的轴线上确立其位置。加尔平（C.J.Galpin）则将城市和乡村看成一个完整而不可侵害的共同体，二者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可以互为补充和完善。
1.城市群的发展不仅能极大促进我国农村人口的转型，而且更符合劳动力转移的规律。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单一城市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以至于出现前面所谈及的“大城市病”。作为城市发展更高形态的城市
群，其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城市之间克服单个城市在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一个内部经济发展协调的城市群可以使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各等级城市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积累了比普通城市更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本。这一特有的优势在发达国家表现的十分明显。2003年，美国10个大都市带区域的居民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经济规模看，美国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中国的长三角16城市2007年GDP也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18.9%。同时，城市群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多样化。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弹性较小，即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周边的城镇从事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从事制造业，使农村发展成为各具特色、互为分工的卫星城镇。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大量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人大城市，有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更好的锻炼与实践机会，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生存发展的一笔资金，同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改变了生活观念，提高了应对文明社会的能力，在经历了城市化风雨洗礼后，他们即使回到乡村，必然成为推动中西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2.城市群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换代向生态型农业转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改革发展任务之一，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虽然城市群的发展给农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循规蹈矩”的城市化更加严重，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城市群能使乡镇企业，以及以机械化作业、化学化为象征的现代农业生产发生改变。以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我国目前而言化肥年使用量多达4124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400公斤／公顷，远远地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造成污染而设置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但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70%～80%。农药的使用量也难以减少，污染隐患大。全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30多万吨，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933.3万公顷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威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农药在造成农田污染的同时，必然加剧了农产品污染程度。而要治理农业生产的污染，单靠农村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而伴随着城市群的推进，原本污染严重的郊区农业经济就可以依托大城市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向现代生态型农业转型。像北京、上海这些地区生态型农业、都市型农业远远走在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前列就是一个明证。
3.城市群较之“农村工业化”这种低层次的城镇化模式对农业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损耗而言，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郁鹏等人通过较为详尽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积越少，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单位产品能耗越低。同时，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大城市工业由于大而且相对集中，新技术采用起来速度比较快、成本比较低。治理起来也比较有效，监督也比较容易，相应的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都较低。这些说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也是生态型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
4.城市群的规模经济与先进产业集群对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表现为：一是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远远优于普通城市或单体大城市，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尽管城市群发展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压缩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城市群意味着人力、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更高层次的集聚，它同时也给中小城市带来一般城市化进程不可能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十强县（市）均分布在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中，充分说明了中小城市越接近城市群，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与经济机会。而中小城市的良性发展，则进一步将其所受的辐射与影响传递给与之联系密切的农村与农业地区，从而在大都市、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关系。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也为农村经济直接利用国际资源、介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现实契机。据江苏省外经贸厅统计，2007年江苏省农业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达13.12亿美元。其中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市实际利用外资最多，为2.29亿美元，占江苏省的17%。这些都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已不仅是普通的城镇化或传统的城市化，而是作为城市化高端层次的城市群。
5.城市群的发展对于启动农产品的需求市场从而扩大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下降的情况，我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扩大内需。我国有57%的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要扩大内需就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裕起来，依靠减免农业税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由于受恩格尔法则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产值必然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有推进城市化才能形成有效的农产品需求市场，进而增加农民收人。因为真正有效的农产品市场不是来自乡村内部，而是来自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这是因为，我国农户的农产品自给率在80%以上，真正投入市场进行交易的不足20%，而城市群的推进带来的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可以绝对地增加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的货币收人。
6.城市文化对农民村的促进作用。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充满异质性与多元内涵的主流文化模式，对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此带来了城市文明的渗透，改变着农村生活方式。城市积累的雄厚的文化资源与发达的文化服务体系，为彻底改变农村地区的文化落后与精神不发达状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四、结语
我们主张加快城市群的推进，并不意味着是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单项突进。城市群的发展是一种城市结构体系的整体演进，其内涵是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层次递进、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网络式、金字塔型的有机“集合体”。因而，加快城市群的推进，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因其强大的积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可以有效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新农村建设。而过多强调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则很难
两者兼顾。
（经济学动态，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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