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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详解2016年
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会议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专家分析，在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之际，中共再度释放出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此外，会议指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本月7日，官方曾发布消息称，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此外，王岐山还强调，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要抓装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的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当。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记者注意到，在上个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报公开的关于“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习近平提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习近平曾强调说，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委六次全会提出的要求，正是为了解决以前党内问责制度碎片化的问题。”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教授向观海解局记者解释说，目前党内法规中关于问责的规定包括《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等。尽管这些规定都各有侧重，但是总的看来，确实存在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的问题。此次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记者注意到，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从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获审议通过，可以计算出，期间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问责条例与去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侧重点有何不同?邓联繁教授认为，两者侧重的情形、处分和问责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纪律处分条例侧重的对象是“乱作为”，问责条例重点针对的是“不作为”。就问责方式来讲，《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问责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5种。“但是这些规定仍不够全面，可以看到，近几年多提及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问责方式。相信问责条例规定问责的方式将会更为全面。”邓联繁教授说，纪律处分条例和问责条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党内法规。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个党内问责规定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而此次问责条例则面向所有党员。此外，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还强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的责任。” 记者注意到，以上这句话也出现在今天的会议通报中。邓联繁认为，这意味着问责对象将不仅仅是党员或领导干部，也包括组织。“主体责任中的主体主要指党委这个主体，监督责任指的是纪委的责任。可以看出，问责条例同样强调组织要把责任担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记者梳理发现，中央曾从亲友问题、经济问题、生活问题等多方面给这只笼子上了多把“锁”，而今日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可以说是又加上了一道“锁”。目前，此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通过政治局会议的相关表述，已经可以透视出中共这部党内问责条例的诸多侧重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
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中共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再扎紧。马怀德说，从《暂行规定》升到《问责条例》，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又有了重要一环，在“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部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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