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敌后6(简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部编版敌后战场的抗战”。
1941年起至1942年，为配合日军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北地区抽调重兵开展了大规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进行重点封锁与扫荡。当年，就在北平西南方向一百多公里的白洋淀，敌人疯狂地沿着这一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水域，修建碉堡和岗楼，妄图用所谓“囚笼政策”，阻断我抗日军民的联系，打通平津一带的水上交通运输线。一时间，秀丽的水乡狼烟四起。然而，就在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眉头紧锁，头戴草帽，穿着渔民的衣服，划着小船来到赵北口十二座连桥附近，紧盯着侵华日军岗楼里的一举一动。
这个孩子究竟是谁，他为何会出现在，日寇的岗楼附近呢？他的名字叫赵波，就是《小兵张嘎》里 嘎子 的原型。
1938年秋，侵华日军入侵白洋淀，为镇压白洋淀人民的反抗，日寇以“献铜 献铁”为由，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土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安新县三区区委书记和区长赶到猎户集中的大张庄村，召集猎户开会，揭露日寇收缴猎枪的阴谋，号召组织抗日武装，当场有22名猎户报名参加，并自带枪排、大抬杆、火枪，组成了抗日武装“雁翎队”。
河北 安新县 白洋淀，小兵张嘎的故乡，流传着多少“雁翎”奇兵神出鬼没、杀得敌人魂飞胆丧的故事。但 您可知，就是这样一支被誉为“水上飞将军”的抗日游击队，曾经遭遇过那样艰难，那样危险的局面。
1939年2月25日，侵华日军攻占安新城，一小撮汉奸、叛徒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军先后在端村、马堡、关城等村庄实行血腥屠杀，制造骇人惨案，当五百余日伪军突袭端村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希望能从老百姓口中得知雁翎队的消息，结果老百姓宁死不屈，被残害致死80余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
在日寇 烧光、杀光、抢光 的“三光政策”下，短短一年的时间，美丽的白洋淀，就沦为了“人间地狱”。侵华日军为分割和蚕食我根据地，还在根据地周围修筑碉堡、挖封锁沟。据侵华日军1942年10月公布的数字，仅在华北就新修筑碉堡7700余个，挖封锁沟11800多公里。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雁翎队队员们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饿了就靠挖芦苇根来充饥。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当地村民用芦苇为战士们在芦苇荡深处修建临时住所，队员们有的在作战中受了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芦苇丛中送药、送饭，他们还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
白洋淀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其他敌后根据地党组织，也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带领群众创造性地发展出很多种对付侵华日军“围剿”的游击战术。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术打破了侵华日军的“围剿”和“封锁”。
1942年5月27日拂晓，侵华日军集中日伪军500多人，分路包抄定南县委后方机关所在地北疃（tuan）村。虽然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但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入地道，日军发现地道后即堵塞出口，将毒气弹投进洞内，并在洞口点燃柴草、盖上棉被，毒气与浓烟致使北疃村24户被杀光，烧毁民宅36处，杀害中国军民800多人。面对如此残忍的杀害，一位农家汉强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党员、民兵，发动全村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侵华日军的“蚕食”和进攻。那么这位农家汉是谁呢？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广阔的冀中平原的抗日勇士 张森林，1909年他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他目睹日寇侵入华北国土，杀害我骨肉同胞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日伪军展开斗争。
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经超过了1.25万公里，整个地道战从冀中迅速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除了张森林，还有被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授予“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称号”的 爆炸大王 李勇。抗日战争期间，他带领民兵大摆地雷阵，威震敌胆。
还有被誉为“飞毛腿”的铁道游击队队长洪振海。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的7年时间，侵华日军从枣庄煤矿开采原煤1300多万吨，这些原煤经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直接连到连云港，最终被运往日本。洪振海就是带领铁道队员截军列、扒铁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让侵华日军的铁路运输线受到重创。他们原来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但侵华日军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侵华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控制了正面战场，但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却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使得侵华日军进退失据、难以自拔，最终丢掉了战略主动权，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向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出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一天，一万五千多名日军，在海空联合掩护下，跨过深圳河，向香港的新界和九龙半岛同时发起突然袭击，驻扎在香港的英军进行了短暂抵抗后，于12月25日宣告投降，香港沦陷，一百六十万香港人民陷入恐惧、饥饿和灾难之中。香港沦陷前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收到一份急电，落款署名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电文中，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等人不惜一切代价突破侵华日军封锁，冒险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战祸从天而降，香港瞬间成为一座遍地狼烟的孤岛，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名流来不及撤退，性命危在旦夕。这些进步人士、作家、艺术家，在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在这里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柳亚子，有领导《华商报》的范长江，有《大众生活》的编委邹韬奋、茅盾，有领导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乔冠华。这些文化界人士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他们旗帜鲜明的立场，为日本法西斯和汉奸走狗所嫉恨，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发布告示，点名要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前往侵华日军和汉奸政权处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这些名人此刻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尽快撤回大陆，保障人身安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抗日游击队营救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日军攻入香港之初，曾生司令就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抽调原本家住香港的武工队队员，尾随日军进入九龙半岛，建立水陆交通线以及游击区。曾生从交通员那里得到消息，游击队很可能要护送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从香港转移。他深知这一任务的分量，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文化精英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朋友，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曾生与干部们开会商议，决定由政委林平亲自潜入香港打前站，摸清岛内的情况。
1942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游击队政委林平，拖着满是泥水的双腿，急匆匆地赶到了会议室，他刚刚疾行两昼夜，从香港带回了廖承志转自中央的营救命令，心急如焚的曾生，已经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油灯下，曾生反复地推演，与游击队指挥员们讨论了整整一夜。
营救路线初步设定是两条，一条是走水路，护送营救对象到达坪山抗日根据地。第二条走山路，他们将会越过香港的最高山大帽山，之后渡过深圳河，前往阳台山革命根据地。
香港眼下兵荒马乱，要想联系到这些分散避难的文化名人，就很不容易。曾生派出武工队，避开了日军的岗哨。首先，他们找到进步人士柳亚子先生，借助他的人脉迅速联络到了不少名人。接下来香港地下党通过“白皮红心”的伪乡长，拿到了一批回乡证，游击队帮助这些名人扮作难民，趁着侵华日军立足未稳，护送他们混在逃难的老百姓队伍里。偷渡过海，还要想办法应付敌军盘查，土匪挡道，艰险可想而知，游击队员如何才能够保障营救行动的安全呢？ 战士回忆：（文化人士）同我们一般游击队员不一样的，穿旗袍、穿高跟鞋，我说不要化妆，穿草鞋。我们到哪里去都有战士，你带到一个站，那个站又有人带，一个交通网。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话，专门是走小路，都是披荆斩棘，通过高山密林，通过封锁线。
至1942年大营救行动结束，曾生司令员和他率领的东江游击队，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等800余人。这可谓是当年战争岁月的一个奇迹。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营救，各界名流纷纷感叹，如果没有曾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么中国整个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将被改写。
华侨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他就是陈嘉庚，1874年，陈嘉庚先生出生于福建泉州的华侨世家，早年经商创业，被誉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他曾热情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
全国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积极奔走，在新加坡组织成立（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主席。每逢南侨总会组织募捐活动，陈嘉庚先生总是带头慷慨捐献。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国内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除此之外，抗战历史上有名的滇缅公路、南侨机工，也和这位华侨领袖的爱国义举密不可分。
1938年底，国内沿海重要港口相继失陷，中国云南到缅甸的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线，应国民政府请求，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在南洋招募、动员了大批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并筹款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同往助战，于危机时刻维系着祖国抗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陈先生曾说：“不当亡国奴 就要打到底
如富人有钱不出 于祖国为不忠
救亡图存 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相信，只要海内外华人团结一心，驱逐外侮定然指日可待。
然而1940年初，陈先生回国期间的一次慰问考察，给他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发现。当时，年近七旬的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与后方军民。为了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陈先生克服了来自蒋介石方面的阻力，冒着侵华日军轰炸的危险，毅然前往延安。大约一周的时间，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延安 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新气象。在简陋的窑洞中，他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了解了延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状，和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抗战的决心。此前，陈嘉庚先生到过重庆，和延安相比让他感觉最鲜明的区别就体现在“两顿饭”上。在重庆，蒋介石花八百块银元，在最好的酒店为陈先生摆了一桌“接风宴”。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亲手种的菜，招待这位华侨领袖，只花了一块五毛钱，陈嘉庚对此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2月，侵华日军侵占海南岛，国民党守军略加抵抗后，便节节败退。由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纵队与黎族群众同舟共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直至携手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海南岛。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感召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敌。在东北，朝鲜族、满族、鄂伦春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兄弟和汉族群众一起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内蒙古地区，八路军得到蒙古族人民大力支持，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贵州，抗战期间直接参军入伍的人数超过50万，其中很多都是少数民族。在云南，彝族、白族、傣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联合一处，修筑滇缅公路、兴建机场，保障着抗战期间的国际运输线。在西藏，藏族领袖深明大义，通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同汉族群众一起架桥修路，输送来自苏联的援华物资，全力支援抗战。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斗争。这场抗日战争牵动全中国，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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