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北京奥运会汉英翻译的影响1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汉英翻译练习一发问”。
意识形态对2008北京奥运会汉英翻译的影响
1.概述
1.1 翻译研究概述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认为是纯粹的语言转换技术性操作，与价值观和判断毫无关联。但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理论中心逐渐从静态文本转向动态文本。翻译的重点也已不再只是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而更强调翻译文本和翻译实践中蕴含的诸如意识形态之类的文化意义。研究翻译的学者们已经拓宽了研究领域，从单纯的翻译操作转向对翻译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互动的描写性和解释性研究。
1.2 北京奥运会研究
1.2.1 奥运会的政治研究
体育运动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政治元素。马（2008）曾指出“体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增强人们的体质，就这一点来看毫无政治意义；竞技技术、训练方法、机械设备以及体育场所等设施也与政治没有关联。唯一能使体育和政治产生永久性互动的因素便是文化。奥运会“科学、民主、和平、友谊”的主题包含了人类共有的重要的政治文化要素。
邓（2009）认为尽管国际社会都极力反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化，但是现代竞技体育和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她指出一些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已经将竞技场变为他们施展政治手腕，谋取政治利益的舞台。一些国家政府也将体育视为本国在国际政治中取得政治地位的有效手段。体育场甚至已经成为各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竞争对抗的战场。
奥运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随着奥运会这项全球性赛事逐渐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并衍生出一些列的产业，它们已经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因此举办奥运会能够为东道主在全球范围内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奥运会也会极大地刺激该国的经济。这使得申办奥运会不再只是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开展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工作。从申办、准备，一直到最终的成功举办，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全方位工作。张（2010）回顾了目前研究领域存在的关于奥运的政治功能和所谓的奥运的政治
化的区别。一些学者认为“以实现奥运会的政治功能为目的的奥运政治旨在贯彻奥运精神，通过体育运动推动各国间的互相尊重，彼此帮助，平等交流以及友好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友好和平的新世界。从这点来看，奥运政治似乎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相比之下，奥运的政治化则是政治干预体育的不良举措，企图将奥运会变成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是一个具有负面影响的概念。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奥运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所熟知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而是单一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与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间的关系。如果说人们采取某项行动来实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为奥运的非政治化所做的一项努力；反之，如果有人为了实现单个国家的利益而从事某种活动，这就被认为是奥运的政治化。
事实上，上述区别并未涉及这个问题的根本。我个人认为“奥运政治”和“奥运的政治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面和负面、对与错的区别。一切与奥运会相关的非体育性事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都源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陈（2008A）把奥运的政治化定义为旨在通过奥运会实现政治目的的行径，不仅仅包括上述所有的奥运的政治功能，例如“能够加快消除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增进国家的凝聚力，加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等，还包括“那些企图借助奥运会实现政治目标的活动，在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可能会阻碍奥运的发展”。
1.2.2 北京2008奥运会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完整地传达了奥运精神的本质和普遍的价值，即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它深刻反映了北京奥运会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作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核心和灵魂的“人文奥运”所蕴含的和谐这一价值观。从远古时期一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和为贵”等一直是中国人民在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时所遵循的理念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谐发展是当代中国的追求的梦想。这一口号将中国独有的意识形态与奥运理念融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意识诉求。
陈（2008）列举了奥运会筹备期间中国媒体报道的西方国家将奥运“政治化”的举措，包括以西藏和台湾事务为借口的抵制活动，此类抵制活动批评中方因为石油利益而漠视达尔富尔以及苏丹的现状，并蓄意破坏火炬在西方国家的传
递。
中方反复强调将强烈反对将北京奥运政治化，并将上述所有事件归为 “将奥运政治化”— 这一说法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予以厚望，希望能够通过精心的准备工作和精彩的体育赛事来实现一系列的目标，例如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增进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加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发展理念，以强化以文化向心力为代表的软实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的居民素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一切功能都被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符合“奥运的政治功能”的，并且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换言之，它们不属于所谓的“奥运的政治化”范畴。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中国极力反对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政治行为，还是中国本身所开展的全方位的非体育性质的工作，都是希望借助奥运来实现其体育竞技的目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受意识形态驱使的，这一点在北京奥组委所做的各类文本的译文中得以体现。
2.翻译模式的理论研究
翻译模式指的是“对翻译这一过程的概括性描述以及为翻译行为而设定的一系列标准的操作程序。按照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L.Barkhudarov)的观点，翻译包括两个方面：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模式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翻译模式理论的提出是为了描述实际操作中的翻译过程，接着进一步解释翻译的本质。但是绝大多数现存的翻译研究都只关注翻译的结果，无意识地忽视了对翻译过程的深入分析。
威尔斯指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会仔细揣摩源语文本的主要意图。第二个是“再现”，在这一阶段中，译者将再现源语文本的意图。由此可见，威尔斯充分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思考会对翻译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认为对源语文本意图的分析是翻译实践中或不可缺的部分。他提出翻译时必须要考虑源语文本的中心思想以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但是他没有将文化、语境等因素考虑在内。（许2008）
借助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成果，贝尔根据语义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功能语法以及信息理论的基本原则，对翻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翻译的心理模式：1.源语篇章分析过程（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语
义表达）；2 语义表达的综合过程（语用综合—语义综合—句法综合）。贝尔对翻译模式的描述和总结抓住了翻译的本质，对当下的翻译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翻译被诠释为一个包含客体（文本）、主体（译者）以及两者间互动的综合性过程。翻译更重要的是作为过程，而非仅仅是一个结果。翻译模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结合了对翻译过程和对翻译结果所做的研究，为我们深入探究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本文将借鉴威尔斯和贝尔的翻译模式理论，探讨实际操作中的翻译过程并且比较初稿和终稿这两个版本的译文。通过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并且对比从初稿到终稿所做的数次的修改润色，本文旨在从词汇表、句式、语调以及译文的整体风格这几个方面来阐释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翻译过程的，并进一步解释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权力关系。
3.奥运文本翻译过程分析
根据威尔斯和贝尔的理论，在此本文假设对翻译过程的探讨始于译者在进行实际翻译操作前，对源语文本主旨大意的思考。本文作者将模拟译者调查研究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语境并且利用译入语文本再现源语的意图。译者之所以要紧紧抓住源语的意图是为了结合预先设定的原则确定翻译策略，明确关键的用词方法、句法特征、语调、以及整体的风格，这样才能在源语设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找准方向而不是漫无目的。接着作者将会细致研究初稿的词表、句式及语调的选择、整体风格的审查并且通过与源语比较来分析译文中所做的有意的修改。最后借助译文所做的修改揭示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将对某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北京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2007年9月6日）庆典上所做的讲话进行深入分析。
3.1 对源语文本斟酌
3.1.1 主题
作发言人的中国高层领导主管残疾人事务。他在“北京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庆典上的出席以及所作的发言表明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残疾人的事务，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国会像准备奥运会那样重视残奥会的筹备工作，这一点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是源语文本的第一个主要意图。第二个重要意图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第一是进一步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并向外界展示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成就，借此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第二是重申中国将会举办一届精彩的残奥会的承诺以巩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3.1.2 谋篇布局
发言全文不过1000字，符合中国领导人在各类庆典上所作演讲的一贯风格，热诚、坦率、沉稳。在开头，发言人先向参加庆典的所有贵宾和友人致以热烈的欢迎。接着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长足发展。他总结了中国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在体育竞技领域所作的成就。在讲话的第三部分他重申了中国对举办一届精彩纷呈残奥会的承诺，并列举了中国为了确保北京奥运顺利所采取的措施，借此表明中国政府关于竭尽全力做好筹备工作的立场。最后这位发言人向大家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增强了庆典欢快的气氛，简洁有力的结束了讲话。
3.2 初稿翻译
负责初稿翻译的译者尽心尽责，综合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来完成这项工作。初稿体现了译者对原稿的个人理解以及在处理个别文本片段时的个人偏好。译者的翻译手法反映了个人的意识形态，这些都体现在他的遣词造句，所选的语调以及整体风格中。3.2.1 词表的选择
在着手翻译之前，译者必须对重要的词汇和表达做一些准备工作。通过参考以往对于类似文本的翻译并从结合自己之前的翻译实践中的经验，译者确定了某些表达和词汇的译文，例如：
很明显，部分上面所列举的表达是直接从一些负责为相关术语设定标准翻译的权威机构借鉴而来的。比如，例7和例14出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例17、19和20则来自北京奥组委。在翻译这些表达时，译者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而是局限于超文本范围因素的意识形态范围。另一方面，像2、3、6、8、18等例子则是译员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从若干个备选表达中选出的，而在4、9、13等例子中，译员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的并在译文的末尾附上相应的说明。对于例4的处理，译者认为针对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淡化处理那些带有源语意识形态的称谓语，因此应该略去此类称谓；对于例9中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认为我们应该用一个通用的概念词带过而不应直译；针对
例13，译者在文末的说明中指出因为国家机关文件中的“残疾人文化发展”更多的是指文化活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因此译员将其译为“文化活动”；在例21中出现了两组意思相同的词语，为了使译文简洁流畅，译者略去了其中一组。总的来说，译者比较偏好归化的译法。除去那些由超文本或文本限定因素，译者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尽可能减少源语文本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文的影响。简言之，个人意识形态偏好以及文本和超文本因素对初稿词汇选择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
3.2.2 句式的选择
译者对句式的选择深受源语文本句法结构的影响，他希望译文的句式结构能让与原文保持一致。尤其是在处理动词连用这一典型的汉语句法结构时，译者力求与源语文本的句法特征保持一致。当然译者对译文的句式结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在例2中，译者将名词性短语转化为动词短语；在例4中，译者选择使用被动语态来代替主动语态；在例5中，考虑到汉语是比较特殊的隐性谓语句法，译者决定使用主动独立从句。总的来说，源语文本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译文句式结构的选择影响巨大。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译者必须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来作出具体的调整。3.2.3 语气的选择
鉴于该文本适用的场合庆典，主题又是向世人展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长足发展并重申中国对举办一届精彩残奥会的承诺，源文本使用了大量褒义的形容词和繁复的修辞手法来赞扬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传达主流意识形态。从上表所列的例证可以看出，译者在译文中继承了这种意识形态。他尽可能地以直译的方式来处理这类描述性成分，借以营造一种褒奖性的语篇氛围，在例1、3、4、5、7中就是如此。同时，译者也认识到如果将汉语中那些繁复的修饰，华丽的辞藻一五一十地直译成英文，那译文就不符合目的语文化务实简洁的风格。于是，译者简化处理了某些术语，比如在例8、10、16中。总之，译者在尽量保留汉语原文热诚、赞赏性语气的同时，又设法将译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综合考虑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译者完成了两者之间的平衡。3.2.4 风格复核
在文本的整体风格方面，译者注意到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并
作出相应的调整，提高了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程度。对于例1，译者在注脚中提出这样的反问：在一个关于残奥会的讲话中过多的强调社会和经济贡献，而对体育方面的贡献一笔带过，合适吗？尽管对源语文本有诸多不满，但是碍于超文本因素的限制，译者不能进行删减、修改或者擅自增写。他能做的只是根据原文来进行翻译。例如，在处理官方发言这类带有典型句式结构的汉语表达时，他能做只是运用“with...with...”这类句式来规划处理从而淡化这种文体风格上的不协调，而不能消除这种官僚化意识形态的痕迹。
3.3 集体讨论，修改润色
为了提高译文在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可接受程度，译者在翻译初稿中融入了自己对源语文本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以及对源语文本意识形态因素的综合考虑。初稿在完成以后将提交给由源语文化的翻译工作者组成的团队审查并开展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及之后的反复修改中，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将被删去，别的成员的意识形态。总的说来，小组讨论的意义在于通过互相探讨来来抵消个人意识形态，强化对原语文本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更多地考虑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语境。
3.4 专家审核，最终定稿
在几轮讨论和反复修改之后，译文将由大家公认的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的翻译专家来做终审并定稿。通过对比初稿和终稿在措词、句式结构、语调和整体风格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中对意识形态的考虑。3.4.1 措词方面修改
从终稿中我们可以得出，除了对一些常犯错误和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述略作修改，那些从权威翻译机构借鉴而来的表达基本没有变动。这说明无论是初稿的译者还是负责终审和定稿的专家都严重受限于超文本因素的意识形态影响，以至于他们无法在翻译过程中表现自身的偏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初稿中译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而从备选表达中选择的翻译在终审时被专家摒弃，因为后者认为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例2中，初稿译者认为由于演讲的听众都带有高贵头衔，所以他使用了“honorable（尊贵的）”一词；但是负责终审的专家认为如此称谓与奥林匹克“人人平等”的理念不符，所以最终使用了“respected（尊敬的）”一词。在例5、7、14中，那位专家采用了归化的手法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程度。相比于直译完成的初稿，终稿更为简洁通俗，更容易为目的语文化读者所理解。在例3、8、12和21中，初稿
译者过多依赖个人意识形态来处理文本，终审和定稿专家做了大幅调整，使译文更符合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例3，终审和定稿专家注意到现场的听众有的来自目的语文化，有的来自源语文化，因此他选择了直译的手法而并不是淡化处理那些意识形态表达，这样不仅顾及了源语和目的语的听众也更符合源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例8中的文化词，终审和定稿专家认为应该尽可能地保留这类表达在源语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他采取归化译法修改了初稿，使这层意义更为清晰。这样就兼顾了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需求。例11和例20的翻译则明显顺从了原语文本的主流意识形态，译者尽可能得营造一种赞赏和欢快的庆典气氛。
对例1、4和8的修改采取了归化策略，以增强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程度。对于例9、19和20中特殊表达的归化处理则淡化了源语文本所传达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而对例10所做的修改则使译文的整体风格更符合演讲文本。对例11的修改使原文的意义更加明确。对例13和15的修改则是为了改正初稿中的误译，做到让译文尽可能准确无误。对例16和17的修改增加了修饰成分，很明显烘托了演讲的褒赞气氛，更好地传达了源语文本的意图。
总的来说，跟初稿译者相同的是，终审专家也更倾向于使用归化译法。但是这一倾向有两个限制因素：第一，超文本和文本因素限制了译者个人因素对译文的影响；第二，源语文本如果包含某种明确的意图，终审和定稿专家下意识地服从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并同时考虑译文在译入语中的可接受程度。3.4.2 句子结构调整
终稿的修改原则是更多运用归化译法来提高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程度。在对例1的修改中中使用了动词短语，使得译文的整体风格更加符合目的语文化的需求。同样，受源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源语文本中也出现了很多动词并用的例子，比如例2.这类动词在终稿中都被独立的从句所替代。例4和例9中的被动语态被改为主动语态，突出强调动作的主语，句子的语气也更加积极主动了，充分传达了原文的意识形态。例6中的增译是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达源语文本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例7中，译文把原文的句子结构调整为主从句结构，调整了句子的重心，更加准确地表达了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重心。在例8中增加了“with”一词使原文“share„with”的结构更加完整，与前文中的“send...to...”结构相对应。这样会更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篇章风格。例10的翻译是初稿对于官僚化文本的直译，终稿的修改采用了归化的译法，增加了译文在目的语中的可接受程度。同样的，例11的翻译就是译者平衡完全表达源语文本意图和综合考虑译文的可接受程度两种需求的结果。终稿使用了大量的动词短语，更加生动地表达了源语文本的意图，同时也丰富了译文的内涵。3.4.3 语态的修改
篇章的语调是指由措词、句式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感情色彩。终审者充分考虑到了源语文本的意图和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语境，准确地抓住了译文的语调。例1表明，做到适度地表达感情而不是过度热情这点十分重要。因为毕竟中国领导人所做的演讲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热诚但不失沉稳。正如前文所述，在例2中，终审专家充分认识到所选词汇的感情色彩的重要性，因此决定采取通用的译法。例
3、例
5、例7不是发言人不愿提及的事实就是他过分夸耀的事实和承诺，因此在翻译中采取了省略的方法。终审专家在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想表达的成就的同时又增加了许多修饰成分来扩充文本的内涵，在例6、8、9、10、11和15中都是如此。对例13的修改体现了这位专家的严谨，他运用了表示适度承诺的“ensure”替换了带有强烈感情的“guarantee”，这也说明了他处事沉稳的作风。此外，他还将例14中的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传达了源语文本中想要表达的那份自信。3.4.4 文本风格复核
对于译文的整体风格，终审和定稿专家刻意地淡化了源语文本的官僚色彩。他注意区分了官方意识形态和源语文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后者包括前者，前者是后者的典型反映），并且归化处理了官派措词和句式结构，提高了译文在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此外，由于终审专家并不能够大幅调整源语文本的整体风格，他只能尽力在完全表达源语文本意图和增强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程度之间寻求平衡。
4.结论
无论是初稿还是终稿，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译文都受到超文本和文本因素的限制，因此译者和终审专家都必须在文本和超文本因素设定的范围和规定内开展翻译活动。初稿译文往往带有浓重的个人意识形态偏好，然而，经过反复的修改
后，影响译文的主要因素变成了对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考虑。总之，在翻译奥运文本时往往采用归化策略，但是有一个前提：最大限度地传达源语文本的意图。原文中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源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但是，中国为实现北京奥运会“逆政治化”而做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范畴的努力，于是实现“逆官方化”就成为了汉英翻译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前提下，译者的首要目的是全面充分传达源文本的意图。同时译者还应综合考虑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程度。因此，终稿也可以看成是妥协与协商的产物。在不严重影响源语文本意图传达的前提下，译者应当采用归化译法，这实质上也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意图：向世人传达中国愿与世界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的态度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
（贡献者ID 有提示）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直接使用和参考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
论文化差异对汉英习语翻译的影响（共13篇）由网友“在下青岩万花”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论文化差异对汉英习语翻译的影响，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篇1：论文化......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精选12篇）由网友“Probably”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欢迎阅读与收藏。篇1：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意识......
白菜Chinese cabbage密码paword 手机mobile phone救火to fight a fire 早恋puppy love买一赠一Buy one ，get one free.青春痘acne长镜头zoom lens 方便面instant noodles隐形......
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一段历史，我们探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道路。一个人的错误，一代人的浩劫，对祖国的“单恋”，大历史中小人物命运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