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发行应该商业化吗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农发行和农行的关系”。
农发行应该商业化吗？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何去何从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传统职能已经弱化甚至丧失，应该转化为商业银行；其二则认为，农业具有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中国“三农”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因此，仍然坚持政策性银行的地位。两种观点中，虽然后者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对农发行未来如何发展却没有清晰的思路，因此，目前商业论声音显然更高一些、影响更大一些。种种迹象表明，商业化观点正在左右着管理层的决策。而本文试图用另一个思维来说明：农发行需要改革，但决不是商业化，而是应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转变职能，并承担更多的职能。为此，我们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农发行是中国需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吗？二是农发行应该怎样进行改革？
一、农发行是中国需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吗？
毫无疑问，农发行是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设立的。但是，随着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农发行传统职能（仅限于对粮棉油储备、收购、调销资金的供应和管理等）已经弱化，就这一点而言，农发行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是否需要一个支持“三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看，答案是肯定的；而从中国“三农”现状看，很多文章也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不需要这样一个金融机构，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那么，农发行是中国需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吗？又显然不是，因为基于传统职能定位的农发行所能提供的服务供给与中国政策性支农的实际需求是错位的，现在的农发行并不能承担中国政策性支农金融需求，这也就是普遍感到农发行没有存在必要的原因。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三农”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从目前各方报道及本人对农村的考察看，“三农”所需要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主要包括：一是小额优惠贷款。小农经济特性决定了农村居民和涉农经济体对贷款的需求一般规模较小，而且回报率较低，这一现实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因此，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原有商业银行农村基层网点已纷纷撤离，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基层网点也基本只具备吸储功能，所吸资金则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加上政策性限制（如农用土地不能抵押等），“三农”所需贷款基本没有渠道，小额优惠贷款在供给方面形成真空，其结果是：一方面高息非正规金融泛滥，另一方面一些借款人常常因为高利贷压力而重返贫困，更多的“望贷款而兴叹”。商业银行的趋利性没有错，错的是缺乏能提供这种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农发行在功能定位上从来就没有将小额优惠贷款纳入服务范围。二是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经营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不仅需要面临市场风险，还需要面临自然风险，农户和涉农企业因灾返贫司空见惯。发达国家一般都有相应的金融机构负责农业保险业务，我国却没有。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是依附商业保险公司的，从现有资料看，不仅因为农业保费低（高了没人要），而且赔付率极高，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方面绝大多数是赔本生意，他们对没有补贴或补贴很少的农业保险是避之不及，而补贴后是否农户和涉农企业就一定获得应有保障也值得疑问。在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农发行不能具备农业保险职能。三是政策性资金管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财政支农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对于这些资金，目前没有一个能代表政府的统一的资金管理人。目前是各相关部门都管资金，大多存放商业银行，有没有利息？所产生的收益归谁？因此，哪个部门管的资金多，哪个部门权利和隐形利益就越大，公共财政成了各部门和商业银行的肥缺，而能否真正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实惠，是值得怀疑的。再说，财政资金进入商业银行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造成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资金管理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从政府部门职能定位看，财政部门应是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者，而不应是资金管理的执行者。目前，财政部门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只是因为财政资金管理人缺位所致。政府从来也没有赋予农发行作为“三农”财政资金管理人职能。其实，在现实中，如果我们深入农村进一步了解，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三农”需要其他各种基于公共财政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中国需要多功能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而不是现在职能狭隘的农发行。现在的农发行不能满足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因而不是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
二、农发行应该商业化吗？
既然农发行不是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多功能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那么，农发行何去何从？改革是必由之路。是商业化吗？我认为不必然。姑且不说政策性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的种种弊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我们实在太需要一个基于公共财政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了。既然中“三农”对政策性金融有如此多的需求，而且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的推进，政府还会不断加大对“三农”的公共财政支持，是不是可以将农发行改革为“中国农业发展基金会”或类似的具有多功能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这种机构不仅能满足“三农”对小额优惠贷款、农业保险等多种需求，也有利于政府部门退出直接资金管理，从而推动行政机构职能转变。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既是财政资金的蓄水池，也是为“三农”提供公共服务的正规机构。至少，这种改革是与当初设立农发行的定位（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一致的。在具体做法上，各种资金管理可采取由农业发展基金会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事会和项目理事会进行决策管理，而基金会具体执行。
当然，以上只是一家之言。根据中国的国情来看，还有几种可能就是：小额贷款方面可能依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甚至专门的小额贷款机构；农业保险方面专门成立保险公司或仍依附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财政资金管理仍维持现状。我担心的是：如果改革是这样进行的，则可能会出现越改机构越多，政出多头和相互推委会变得更为严重，影响实际支农效率和效果。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利用现有基础扩展农发行的功能还是另起几个炉灶更经济更有效？还有，如果对“三农”的公共财政支持通过商业金融机构实施，靠得住吗？根据国内外经验，反面案例实在太多太多。
三、结束语
基于传统职能的农发行已不能适应中国“三农”问题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业化也未必就是惟一出路。我们完全可以在调整其现有职能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需要，将其改革为多功能的政策性支农金融机构。这里所谓的“准政策性贷款”，是农发行的自定口径，银监会和财政部并不认同。按照监管部门的口径，农发行的业务划分为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两类，并已建立相应分账管理，“准政策性贷款”是市场化涉农贷款，属于商业性贷款业务。而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财政不兜底。
记者查询到编号为“农发银发【2010】17号”文件显示，截至2009年末，农发行全行系统中，准政策性不良贷款达157.01亿元，不良率为21.5%。而当年，农发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仅为3.61%。据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供求矛盾长期突出。十几年来，农业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农民2/3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据测算，未来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20万亿元左右。由于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高利贷取向，非金融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民间资金向农村地区的投入仍存在较大障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受限，平均1000多万元的人民币资本金很难做大做强业务，个人和企业法人股东的资本投入回报要求过高，资金融通渠道狭窄，与其他同业合作联通机制远未建立。
据统计，金融危机后的次年，全国银行业共发放贷款近十万亿元，与十年间涉农贷款余额相差无几。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理论上是县域金融的主体，但基层网点撤并和人员安置遗留问题仍需善后。
丁建臣说：“农发行必须回归设立的初衷，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为三农服务。商业性业务要控制，进而逐步退出，否则就是第二家农业银行。中国要把农业做好，需要一个政策性银行。这几年，农发行的改革，事实证明已经走入误区。农发行改革必须配合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设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解决土地所有权改革和农村资金逆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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