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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与贸易
【摘要】明清两代对图书的检查禁止是我国图书业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图书屡屡遭禁，表明当时由于印刷业的高度发达以及图书贸易的发展，图书在政治上了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职责明确的图书检查的组织，而必须依靠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查禁时效率低下，不能作为文字查禁的合适组织。由于图书在当时有较大的印刷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文字狱”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虽然手段极其严厉，但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对明清时期的图书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图书印刷业仍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在发展着，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影响着历史。据此，我们认为，明清两代的图书检查是皇帝或官方的个人行为，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制度存在本质的差异。【小清新】图书刻版印刷业明清国家检查与贸易
一、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1.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特点
明清时期，国家对图书进行检查是巩固其统治的一大特色，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偶尔的，而是经常性的发生。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明清时期建立了国家的检查制度，它还远没有像现在一样把图书检查作为对意识形态干预的制度，虽然其监控和干预能力达到了将图书检查的网罗覆盖整个社会的程度。其理由是当时的书籍还没有作为大宗商品流通，另外长久以来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约束或者明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处罚，通常只是在皇帝认为该图书的内容或作者对其统治构成某种不利的时候，才动用国家机器对此进行封杀。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认定，皇帝或者政府对图书的查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性的、扼杀性的后发行为。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下面讨论明清时期几件图书检查的案例，以此来说明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和所体现的特点，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在具体的作法上也有所不同，它们是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做出的处置也不相同，但其在逻辑上的特征还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几个个案的分析中透析出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
1.1 查禁《剪灯新说》
《剪灯新说》成书于14世纪中后叶，重印于1420年，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国家并没有要求禁止。只有到了1442年，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李世勉上奏皇帝，指责该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并忧心忡忡地指出，书中有多有怪诞、色情的成分，引起了许多读书人争相传阅，而舍弃了所谓正统之学的儒家经典，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要追求的，如果不加以严厉禁止，恐怕这些邪说异端会一天天强盛起来，从而惑乱人心。
李世勉认为应该查禁此书，然而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禁书的验证和收缴，他提供的办法是要求发动官僚机器进行搜寻、查禁，以此达到阻止此书传播的目的。因此，他在奏折中恳请通过礼部颁布旨令，要求各省的按察司出面，查禁收缴《 剪灯新说》。据此可以说明，在当时，国家的监督机构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职责。对于如何处置的问题，李世勉说：“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这就相当含混了，实际上，在大明律里，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文，对于如何惩治拥有或贩卖《 剪灯新说》只能进行类比援引了。其一，各级官吏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这一任务，是值得怀疑的；其二，在明律的礼制部分里，对占星器物、天文图表、御画、玉玺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朝廷专有的器物，禁止民间拥有，但并没有要求图书也要受到审查。其三，指控为编著或收藏蛊惑人心的“妖书”，会受到极刑的处罚，但李显然无法将此书列为“妖书”。
三个世纪之后的1740年，清律对所谓“妖书”的指认更加明确了，书写张贴、谣言歌曲（不管是口传，手写，还是印刷），以及淫词小说都被列人“妖书”的范畴，书籍检查问题开始变得具体而实在，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制书籍越来越方便，使图书的出现与流通逐渐成为统治者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清律制定了相关条文，在细则中使用了刊刻”、“传播”、“坊肆”和“刻印”等字眼。
1.2查禁《 焚书》、《 藏书》
事实上，明朝的统治者对图书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上一直保持着警觉，印行的书籍在道德上的祸害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张问达对当时著名哲学家李贽的指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贽于1590 年出版了他的文论、读书笔记和通信集，其中就有《 焚书》、《 藏书》。国子监祭酒张问达在1602 年3 月向万历皇帝上书，指摘李贽的著作在民间流传，混淆视听，已经构成了对年轻一代的毒害。他认为，李贽信奉佛教，排斥儒家的价值体系，不利于维护儒家正统的统治。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当时这一社会思潮广为流行，有许多士人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便李贽的危险性显然更大，这是因为他的著述成功出版，有了广泛的传播途径，这势必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张问达注意到了李贽书籍的出现并意识到它可能引起的危害，他说：“近又刻《 藏书》、《 焚书》、《 卓吾大德》 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他认为对李贽书籍应该斩草除根：“不可不毁。”要将李贽的书付之一炬。这一吁请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焚书之说最后不了了之。李贽的文字依然在印刷发行，被人收藏和阅读。由此导致了在15年之后1625 年的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书要求再次禁书。比张问达更深入的是，他勾勒出禁书的具体步骤——委派称职的官吏严厉查禁有不轨性质的书，同时发出“不许坊间发卖”的禁令。后来，一个叫钱起忠的人发起了印行李贽编著的科考范文集的请愿运动，得到了同仁解囊相助，将其重新刊行于世。
可见，在一个商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要对图书进行检查以及对贸易流通进行控制，国家并不缺少对付的手段，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职能，但是，在书籍出版流通以后，采用收缴烧毁私人藏书的办法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出版和发行环节上进行干预，切断图书贸易的渠道，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明朝的国家机器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行使这一权利。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动用“文字狱”的特殊手段，实际只是一种非常措施。自此，属于商品经济行为的图书贸易因其可能发挥一定的政治能量，而进入需要控制的国家层面的范畴，尽管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国家掌控往往不是其力所能及的。
1.3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的清洗
《四库全书》国家大型书目整理工程，由于该工程的开展，散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图书涌入京城，这引起了乾隆皇帝对所谓“妖书”的高度关注。对于外来入侵民族，满清政府在掌握政权之后，要竭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力图居于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1774年，乾隆帝颁发圣旨，警告臣下注意在清朝初期刻印的书籍里，包含有“悖逆诗文”，谕令：“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祸后世。”后来，乾隆皇帝再次颁布圣旨，并下令收缴和禁行此类图书及其刻板。
二、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1.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特点
明清时期，我国印刷业高度发达。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印刷历史，流传下来的木版也相当多，印刷技术有所发展，特别是由于文盲工匠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木版刻字的费用急剧下降。私人自行刻印盛行，出版了大量诸如历书、小说等相对中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书。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由于印刷业的发展，书籍成本降低，流通量加大，书籍的出版经营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实业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一商机，由此促进了商业性印刷业的繁荣。历史学家洪焕春的估算，华中地区的出版印刷业从17 世纪末到18 世纪达到巅峰。18 世纪图书贸易更趋活跃，大量书籍在市面上的流通，私人藏书楼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这一状况。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2.1从《 闲渔闲闲录》考察明清时期图书贸易
当时私人出版业与商业性图书贸易的相互关联，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清时期图书贸易的发达。《 闲渔闲闲录》的流通是一个典型。蔡显雇佣了一位刻字匠把《 闲渔闲闲录》制成字版，请书商印刷了120部，蔡显分了20部，作为他刻版的费用，书商则取走了100 部，仅以1部作为印资。书商带着书到湖州出售，并有一部分送人，而受赠人获得书后因为各种原因也有的脱手转卖给他人。后来那些被收回的书，连同蔡显保留的刻印版，被付诸一炬。
还有一个例子，一位不识字的人也参与了图书贸易，可以证明当时的图书贸易走入了寻常百姓的视线。目不识丁的李浩在逛街时看到有人在贩卖被定为“逆犯”的“漳浦庐茂”等“结盟图”、“安良图”的小册子，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生财之道，就买了一本，拿到刻字坊，花80 文钱请师傅刻版，后又加进一座名为《孔明碑记》的石碑上的中的文字，找人印刷后运到浙江沿海地带去卖。后因《孔明碑记》中却含有“煽惑民听”的“隐语妖言”而受到处罚。
然而，书籍的出版发行还是由一些职业人士掌控，由他们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图书贩运流通。沈德潜编辑一部清代诗文集被认定有公然反清内容，遭受清庭的稽查，追缴书籍的命令下达到全国其它地区，而沈德潜是在江苏省生活和写作，说明他的书籍已流传到全国各地，后来在广州抓获一个一个叫周学先的人，他的书籍从江宁带来的。
2.2从“屠、沽小儿”的墓志铭说开去世纪，私人藏书楼大规模兴起，这首先利益于图书贸易的活跃。从1775 年和尚澹归的文字狱调查显示，上一代资助过他印行著述的广东潮州的高家拥有书籍121 种，与他们连姻的翟家藏有书籍68 种。而高家和翟家并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家，那么富家的藏书就更多了。
一个19世纪的学者这样抱怨道：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媛，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允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类。这位学者忧虑的是图书的泛滥，对表达了书籍应为少数精英服务的落后观念。但图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图书向平民大众化的普及，在教育层次极低的人群中，小册子《祝哀集》在社会广泛流行，反映出来图书对普通百姓的价值。这本图书印于1843年，价格低廉，内容主要是在丧礼上发送给送葬人用的惯用语。
2.3江南刻版印书业的影响
文字检查的历史文献表明，乾隆皇帝以及朝中官员对印刷品的流通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图书广泛流通之类的信息在文献中反复被提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江南地区，范围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版印刷业也主要集中在江南。乾隆皇帝也认为，这里中央集权国家的抗拒情绪是最严重的，乾隆在旨令中提到：该区域图书生产数量之丰，私人藏书楼和书店的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其它省，甚至两倍以上或更多。江南地区是天下图书的汇聚点，有许多人家藏有违禁图书，而江南商业繁荣为这一地区逃避政府检查提供了可能。文章来源——海内论坛:www.dao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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