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医学：回顾与思考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预防医学复习思考题”。
20世纪医学：回顾与思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医学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人们从来 没有象今天这样健康、长寿，以致于人们乐观地相信一个逐步消灭传染病、控制慢性病，更加健康、长寿的时代即将到来。的确，20世纪不仅目睹了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 且也见证了卫生服务系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医学已成为包括探索生命 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以及社会保障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然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医学在为增进人类健康提供越来越多的好处的同时，它也带来了 许多棘手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医学产生疑惑和提出批评。人们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 目的和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一百年来医学巨大变革来审视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征及其所 面临的问题。
一、疾病控制
1、防治模式与重大成就
毋容置疑，20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一系列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传染 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的普 遍延长以及疾病谱和死因顺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出现 了因各种传染病死亡下降，因慢性病死亡上升的趋势，我国的这种死亡率交叉变化的趋 势出现在5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的1999年的70.8岁。人类对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有效控制被称为第一次卫生保健 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发现，“病因－环境－宿主”疾病流行模 式的建立，以及维生素等必须营养成分的阐明，为传染病、流行病和营养缺乏病的防治 奠定了科学基础。从20世纪前50年诺贝尔医学奖授奖内容看，涉及上述问题的项目占一 半以上，清楚地显示出科学研究是确定适宜的防治策略和有效的防治措施的重要依据。疫苗制备技术的完善使普遍推行疫苗接种成为可能，人类也才有可能彻底消灭天花，消 灭脊髓灰质炎也指日可待。现在，疫苗被用来控制腮腺炎、流感、水痘、白喉、甲肝、乙肝、百日咳、结核病、破伤风等诸多常见的疾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这些疾病的发病 率。化学药物和抗生素的应用在传染病的控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一种能 特异性杀灭梅毒螺旋体的药物“606”问世后，“制造对人体无害而又能杀死病原体”的 “魔弹”理论，激发起医学界寻找特异性治疗药物的热情。20世纪中期，在磺胺药物和 青霉素成功地应用临床以后，合成各种化学药物、寻找能产生高效的具有广谱杀菌作用 的抗生素成为药物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肺 结核、肺炎、梅毒等许多感染性疾病突然之间变成了可治之症。另一方面，居民的卫生 条件、营养状况、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是控制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在鼠疫、霍乱的控制中，大规模的灭鼠、清洁的饮用水、疫源地的严格控制或许比药物和疫苗 更为有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慢性病成为了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虽然对于慢性病的防 治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人类对这类疾病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明确了慢性病的 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与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 式、环境污染等有密切关系，有人提出现在已进入慢性病、生活方式病或现代文明病时 代。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医学界在70年代末提出了医学模式需要从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转变，需要 卫生保健的第二次革命。有学者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四类因素，即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环境因素、生物学因素以及卫生保健服务因素，并强调增进人类健康需要多方面的综合 处理。在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防治中，医学家提出了控制危险因素、三 级预防（即病因预防、发病预防和临床预防）相结合的思想。如在对高血压、冠心病危 险因素的研究中，通过对其中可控制因素的管理达到减少发病率的目的已显示出良好势 头。在发达国家通过戒烟、控酒、体育锻炼、平衡膳食、减少心理压力等行为干预，对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对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控制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80年代中期已发现单基因遗传病达3368种，多基因遗传病有数百种，染色体疾 病约450种。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不仅弄清了一些遗传病的发病机制，而且也找到了治 疗和预防遗传疾病的方法，目前通过产前诊断和产前治疗、饮食控制治疗、酶的替代等，有效地降低了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发病率。此外，政治经济因素在疾病控制中的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改善环境、发展健康教育、协调卫生服务等都需要政府行为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2、问题与挑战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的控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践发现将控制传染病的 模式应用到慢性病防治方面成效不大，机械论的线性因果关系在解释慢性疾病上显露出 弊端。遗传学的迅速发展使许多医学家们相信通过基因研究可解释慢性病的病因，利用 敲除或取代缺陷基因等治疗将为慢性病的特异性治疗带来希望。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医学家们发现事情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多。如医学家已成功地分离并克隆了“囊胞纤维 化基因”，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囊胞纤维化基因”上有超过350个不同位点的突变都可 导致病人出现“囊胞纤维化”，而这种疾病的发病是需要父母双方两个突变型的结合，这意味着可能出现的结合数量是个天文数字。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突变的某些结合在 部分人导致“囊胞纤维化”，而在另一部分人则无任何症状。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亨廷 顿氏病中。疾病产生是“基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基因突变是因还是果在医 学界依然存在着争论。由此可见，确定与疾病相关的基因以及基因取代治疗还有相当长 的路要走。
另一类严峻的挑战是新疾病的出现，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慢病毒等新的病原体引 起的疾病，以及老病的复燃，如性传播疾病、结核、疟疾等，此外还有抗药菌株的出现。这些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留下的难题已清楚地表明，即使传染病的控制也需要新的思 路。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由于药物或诊断 治疗过程而导致疾病，以及伴随寿命延长而出现的困扰老年人的退行性病变和精神损伤。实际上，许多慢性疾病以及退行性病变是难以被根除的，有些将终身伴随，我们是否 应当探寻一种新的防治模式，其目的不在消灭它，而是使病人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基本正 常呢？与此同时，环境因素导致的疾病和损伤也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如二恶因、大气 污染、电磁辐射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污染物浓度检测的精度已由 PPM提高到PPT。
目前对于许多慢性病的防治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疾病发 生和发展的科学基础还没有完全阐明。此外，疾病是一种复杂的生命现象，需要从多维 度、多变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上去研究和探讨其综合性的防治策略。复杂问题简单化的 策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奏效，但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展开，医 学对人体的奥秘将有进一步的解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医生可根据每个个体独特的基因 组确定疾病的防治策略，为疾病防治提供更加有效的手段。
二、医学技术
1、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在过去的100年里，卫生保健的巨大变化是生物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细胞病理学、细菌理论、遗传学、实验生理学等一系列生物医学基 础学科的建立，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显著标志。而医学与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是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标志。20世纪医学进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 庞大的现代化医院内那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从20世纪初应用于临 床的X射线、心电图，到中期的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再到CT扫描、正电 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等，使诊断学发生了的革命性的变化。准确化、精密化、动态化、微量化、自动化、无伤害化已成为现代临床诊断的特点。此外，铁肺、肾透析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显示出新技术、新材料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药物学的迅猛发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强大动力。
外科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关后迅速发展。20世纪 中叶以后，以心脏外科和移植外科为标志，显示了外科学的日益繁荣。1944年，对出生 时患先天性心脏病的“蓝婴”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是心脏外科发展的里程碑。50年代 出现了心脏直视手术。60年代的冠状动脉旁路和心脏移植手术，充分地显示了外科技术 的突飞猛进。1954年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的成功开创了器官移植的时代。1967年，当巴纳 德医生成功地将一位妇女的心脏移植到一个54岁男性体内时，移植外科与当时的太空航 行一样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人类对免疫系统的进一步理解，通过解决排异问题，发展 免疫抑制剂，为移植外科开拓了宽广的新领域。在过去100年里，外科不仅发展迅速，而 且性质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初期，外科基本上是缝合和摘除，而现在已转变为精确的 修复和无止境地替代。随着腔镜外科的出现，手术也向着精细化、微创化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人们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人体结构和功能研 究的日益深入，为解决医学的重大问题，如肿瘤、免疫、遗传、组织再生、抗衰老、药 物开发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基础科学研究已改变了人们对机体及其与疾病斗争的理解，进一步从本质上证实了基因是决定人类生、老、病、死和一切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不 少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相关基因和病毒致病基因陆续被确定。基因工程 也促进了新药物和新疗法的涌现。1986年，美国科学家提出了阐明人类基因组的全部序 列，从整体上破译人类遗传信息，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全面地认识自我的人类基因组计 划(HGP)。1990年该计划正式启动。HGP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卓著业绩。目前，以“定位 克隆”途径克隆到的经典遗传病基因已达70多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将成为现代生 物学、医学用之不竭的源泉。与此同时，免疫理论与技术也渗透和影响到整个医学领域，并且通过对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认识，促进了对人体 整体性和有机联系的深入理解。神经科学的发展为治疗帕金森氏病和其它中枢神经系统 的紊乱带来了新希望。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膜片钳位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法使我们对神 经递质的合成、维持、释放及与受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90年 代后，人们更加重视脑科学研究中整合性观点的重要性，即认识到神经活动的多侧面、多层次性。由此可见，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免疫学、内分泌学等的发展，不仅深化 对人体基本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而且还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机体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现 代医学已开始注意从生命物质运动各层次和层次间的相互关系与整合方面去探索生命的 奥秘，并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的进步。
2、问题与挑战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 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 不仅获得了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随医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形 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人类可 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病人成为医生与 疾病斗争的战场。然而，临床医学中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 生命，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是这种关注疾病而忽视病人的倾向以及为病人和社会带来 的沉重经济负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 ；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的迫切问题。
目前，在基因治疗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自从十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鼓吹者们已经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炒作”。尽管他们反复声称基因 治疗的好处，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具有临床疗 效。最近广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引人瞩目，这是对于基因治疗 中的急功近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的警告。虽然我们不 能由此否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却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 视它。
在生殖技术方面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体外授精婴儿路 易斯•布朗在英国问世，标志着生殖技术临床应用的开始。1997年，英国科学家威 尔莫特成功地培育出克隆羊多利轰动了全世界。克隆技术的突破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然而，它也产生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人们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制定有关伦理准则和法 律条文，规范这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它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目前，英国罗斯林研 究所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克隆新技术，不仅有望做到在克隆过程中不使用卵细胞，而且 还可省却胚胎发育步骤。有人认为，如果新技术证明可用于培育治疗疾病所需的人体组 织和器官，那么将有可能消除一些伦理上的障碍一直困扰人体治疗性克隆研究。因为利 用新技术进行治疗性克隆时，体细胞的细胞核不是注入去核卵细胞、而是与去核的胚胎 干细胞进行融合，由此形成的新细胞可不经过胚胎阶段，而直接发育成所需的组织或器 官。利用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解决目前疾病治疗中的一些问题，如移植器官 的缺乏，但跨种间的器官移植是否会导致人类染上一些原本仅在动物身上才有的疾病是 值得担忧的。
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以及对西医药副作用认识的深入，世界各国对于应用自然 疗法和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兴趣日渐浓厚。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传统的以可测定的生物学 变量来解释疾病的观念逐渐被综合性、系统性的观念所代替，出现了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al model)模式。中国政府鉴于我国医疗卫生的实 际情况，制定了大力发展中医和加强中医药学研究的决策。50年代以后，我国在开发和 应用传统医学促进健康、治疗疾病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针灸疗法为代表的中 医治疗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在慢性疾病治疗和保健养生方面，中医药学也表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如应用活血化淤理论和有关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应用扶正固本理 论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探索，均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 研究，使之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医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是我国医学界应当关注和思 考的问题。
三、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
医学发展到20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 的社会服务体系。医学不只是限于预防、治疗和护理，它还与政治、经济和法律密切相 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加。现代医学的 繁荣产生于社会对医学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巨大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社会和私 人资源投入医学。在发达国家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已达到或超过10％，以医院为中 心的医疗保健体系覆盖了人的生老病死各个方面。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不同需要，医疗 保健服务体系正由单一层次化向多元网络化发展，尤其是加强初级卫生保健。20世纪卫生事业发展的动力是卫生观念的变革，人们开始认识到卫生发展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注意到卫生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双向性、同步性、协调性。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延 缓衰老、提高生命质量和整体健康水平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已将获得卫生保健 视为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的责任。1977年5月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提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卫生发展目标。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医疗卫生系统内部的努力，而且有赖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卫生保健。这个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出医学的社 会化趋势。目前，这个目标正通过各国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努力逐步得到实现。保障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尽管世界各国在经 济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医疗体制上存在着差别，但在卫生保健上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 题的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杠杆，将一部分财富用于 社会下层阶级，起到保护基本劳动力的作用。因此，政府在改善人群健康状况方面应当 承担责任，尽管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 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世界各国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如英国 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加拿大的国家健康保障制度、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韩国的全民 健康保险制度等，在不同程度上为公民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提供了保障。实行全民医疗保障是社会的理想目标，但是由于医疗费用的迅猛增加，以及卫生资 源的不合理分配，对医疗保障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已成为政 治足球，并且处境困难。在美国，虽然卫生保健费用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但依 然有相当数量的人缺乏起码的医疗保险。在富裕国家，贫困者依然得不到足够的医疗；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国际援助，疟疾和其它热带病仍在肆虐。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 的矛盾成为的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临床医学高技术发展使 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公平与公正地分配卫生资源成为各国政府和卫生行政当局面临 的难题。医学科学的发展将使得许多人负担不起医疗保健吗？医学将屈从于增加费用和 精确程度而减少利用的反比定律吗？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问题。医学在已经征服了许多严重疾病，缓解了疼痛之后，它的目标似乎不再清楚，它的 授权已变得混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技术的发展在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同时，疾 病的总数却也随之增多了。一方面这是人们对机体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但另一方面或 许是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将人类生命中正常的兴衰变化看作需要药物加以缓解的疾病，如 绝经、机体功能随年龄增加而衰弱等。这样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医学越发达疾病越多 ；社会越健康，它越渴求医学。难怪有人追问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应该在哪里停 止？它的主要责任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可能的维持人们活着吗？它的变化已使人们 更健康的生活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服务产业，去满足它的顾客提出的无论什么稀奇古 怪的要求，如为了健美而进行基因改造吗？现在是我们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四、医学伦理与法律
20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健康造福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道德难题。60年代以后，医学高技术带来的道德问题和卫生资源分配问题日渐突出。随着消费者权 利要求的增加，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影响到卫生保健方面。人们对那种家长式、独断的医 疗行为方式表现出不满。作为运动的结果，美国医院协会于1973年出版了《病人权利法 》。1976年初，欧洲议会发表“关于病人和死亡权利的报告”。本世纪60年代，随着女 权运动的发展，生育控制和流产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包括妇女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权 利，胎儿生命的权利等的诸多问题，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激起了医学、哲学和宗教多方面 的争论。70年代以后，随着遗传学、生殖技术的进步，克隆、试管婴儿可能造成的社会 后果等伦理学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随着生命维持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医院里的非 人格化技术下经历他们的死亡已成为常事，这重新唤起了对死亡、濒死和安乐死的讨论。器官移植技术的建立也迫切希望解决确定死亡的伦理学问题。这些社会、文化运动，以及生物和医学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导致了60年代“生命伦理学运动”的兴起。生命 伦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医患关系的调整，而扩展到重新审视生死观、探讨生命的价值、促 进卫生保健中的公正和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基因功能学的进展将促进预 报医学、遗传筛查等发展，并导致提出一系列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可以预言，在21世纪 医学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将对卫生保健的策略和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生命伦理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由单纯的个体伦理向个体－群体伦理协调的转向。从卫生资源分配、环境危害，到性病艾滋病控制、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既涉及到个体利 益，又与群体和社会利益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生命伦理学已不仅仅涉及医生与病人，而且也涉及到卫生政策决策者、管理者以及环境工作者等诸多群体。如何处理、协调不 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大课题。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学技术 发展速度的不同，卫生资源的分配极不公平：从全球范围看，大量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少 数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卫生资源十分匮乏；从医疗保健上看，卫生资源又主要应 用在高新技术的诊断治疗方面，而用于预防和健康教育方面的则很少；从个体水平看，医疗保健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尽管世界各国通过改革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制度，来 缓和医疗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的难题远未解决。此外，卫 生保健的国际化趋势还要求建立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有关法律和道德准则，如控制艾滋 病全球蔓延，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问题等，都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这些方面制定国际公认和共同遵守的医学伦理准则和法规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当在历史的框架内理解现代医学的胜利和问题。我们今天正生活在医学迅速 发展的时期，但也是充满怀疑的时期。在过去100年里，医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关于医学应向何处去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争议。指出医学的这些困境并不 是为了发泄对医学的怨恨，而是为了在医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医学的责任，认清其 已被模糊了的目的。本文希望通过提供一种历史透视，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医学所面临的 成就越多问题越多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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