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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福利社会及其改革
向南川 2014071022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各国政府陷入社会福利发展和经济滞涨等重重“福利困境”中，战后高水平的福利政策造成了西欧各国政府巨大的“财政黑洞”、政府主导式的福利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使社会出现了价值危机。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使得曾经作为战后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身份特征和价值符号的福利政策，正在逐渐成为制约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瓶颈。
福利国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负责，其实质是通过国家采取立法的手段和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福利国家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结晶，同时也是吉登斯重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重要维度,在这一方面，他提出必须以“积极的福利制度”取代“传统的福利制度”的主张。[1] 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福利制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吉登斯认为现在福利国家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和照顾，但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2],而且还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以积极的福利制度取代传统的福利制度。
积极福利制度的要点之一在于改变传统福利制度的风险承担机制。传统福利制度所针对的主要是外在风险，具有明显的事后性。积极福利制度则充分重视人为风险在当今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它不仅着眼于缩小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的影响，而且还鼓励和帮助人们利用人为风险中所具有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一面，主动承担风险。[3] 同时，积极福利制度还着眼于改革传统福利制度中权利与责任的划分，认为“无责任即无权利”[4]。也就是说，政府承认自己对于公民的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但同时也强调公民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例如，个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时候，必须履行主动地寻找工作的义务。最后，积极福利制度不仅关注经济方面的利益，同时还重视心理利益的培育，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这个概念，它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的国家。[5]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指导，对本国的福利体系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其福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对象的中间化。传统福利国家制度主要关注下层社会群体，针对传统福利国家建设中富裕阶层离群索居、不愿意参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社会民主党开始把福利关注对象从社会下层转移到中间阶层。社会民主党将具体政策的设计由原来追求结果公平转变为机会公平，强调社会福利建设的重心在于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平等的抵御风险的机会。
2．福利开支主体的多元化。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通过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来提供。因而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一改“提高税收和扩大支出”的传统形象，在新的预算中提出为期5年的削减公共支出赤字方案，1998年公布了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明确在新福利制度的融资问题上政府希望未来福利支付的增加通过私营部门来提供，而不是靠增加个人税收来扩大公共福利支付。政府通过积极发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对福利事业的参与，实现了英国养老金的筹资60％来自国家、40％来自私营部门的目标。
3．以社会投资为取向的资助方式。“无责任即无权利”是积极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即要求社会公众在享受福利时应当要承担义与积极福利相对应，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新概念，认为社会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就是政府“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传统的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失业问题，而通过政府投资来提高工作能力，无疑可以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提高个人进入市场和冒险创业的能力。西欧社会民主党引入“工作福利”制度，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要求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同时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建立以提高就业能力为核心的“造血型”福利机制。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在1997年设立巨额基金，用于资助青年人和单亲家庭的就业，实施了为年轻失业者就业提供教育培训的“新政”，启动资金高达26．2亿英镑。
各国社会民主党对本国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期间通过实施改革使年轻人失业减少了一半，犯罪率降低32％，福利开支与经济增长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迹象，2001年底英国的通胀率还曾降至0．7％，达到3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12月英国的失业率为2．7％，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除了经济态势良好之外，国内公共服务状况也有相当改善，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对工党执政业绩比较满意，这也成为工党赢得大选三连冠的最重要资本。尤其难得的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对福利政策的改革过程伴随了对宏观经济、财政信用、社会管理等措施的整体调整，政府不是将社会福利孤立于经济社会体制之外进行变革，而是追求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这就改变了选民中广泛存在的传统观点：社会民主党不会治理国家，只会围绕工会及其会员利益“杀富济贫”。[6] 但是，“第三条道路”宣扬的福利国家改革实质上还是在偷换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英国工党在政策上全面改变贝弗里奇式的福利国家模式时，有人就把这一转变看做是为了“适应撒切尔主义”或出于唐恩的“吸引选民”目的，认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侵入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生存空间”，目的是挤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的产物。一方面，会在选民心目中进一步混淆左右翼政党之间本就模糊的界限，增加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现行福利政策的怀疑。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政府坚持福利政策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国家竞争力，而不应局限于关心社会的疾苦方面，一些社会民主党在改革的关键问题上一味妥协、退让，给人们以勉力维持现状的印象。正如吉列诺·博诺里（男，瑞士高级公共管理研究院社会政策学教授，主要从事福利国家转型、退休金改革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积极社会政策为树立声名提供了机会，而且它花费的公共资金也较为有限。此外，积极型社会政策种类中的大部分措施都是解决它们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双赢方案，因此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7]
参考文献：
[1].郭忠华《吉登斯的社会主义观评价》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复印期号：2009年08期
[2]、[3]、[4]、[5].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谭鹏《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党的福利政策调整及启示》 《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复印期号：2013年06期
[7].吉列诺·博诺里 《欧洲社会政策的积极化转型》 蒋湘平/王杰夫译；《社会工作》 复印期号：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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