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苏轼与黄庭坚诗歌)比较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苏轼与黄庭坚的异同”。
其七
（宋诗）
《初到黄州》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
——谈二者的宋诗特征及风格差别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代的确是一个“菁华极盛，体制大备”1的时代，然面对唐诗的极盛，宋人并没有一味循其声貌体制，而是在继承吸收唐人以及前人的诗艺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形成了与唐音面貌迥然有异的宋调，并且成绩斐然，差可以与唐诗比肩。于是乎，唐宋诗之争便成为了一大公案，历来诗论家持论不一，褒贬各异，而唐宋诗之争也历经数代、争论未已。张毅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宋诗学研究（上）”一章中对此有一甚为详备的阐述，对南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前后期的唐宋诗论争做了一个总括式的介绍和评说，同时也介绍了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者对唐宋诗的研究状况2。在论争和探讨中，宋诗的特征逐渐被认知、开掘开来，宋代严羽于《沧浪诗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其与唐诗“直是气象不同”，并且将其特征归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4。此说虽并不全面，且严羽是在其“诗主盛唐”的诗学思想下言及的，但“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确在很大程度言中了宋诗的特征，成为了后世论宋诗的经典。今人钱钟书先生以体性之异论唐宋诗之别，别具慧眼、甚为精到，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5，并且在《全宋诗》序中称道宋诗的“流派之众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湛”；程千帆先生也提出“唐诗近风，主情，宋诗近雅，主意”7，缪钺先生在其《论宋诗》中，对唐宋诗的差异作了详细的区分“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8并以芍药海棠，寒梅秋菊等一系列物类作譬喻来说明之，并且说“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并且就“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对宋诗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概言之，宋诗的特征是和唐诗迥然有异的，并且也是丰富多样的，且不同时 129
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页
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之第四章：宋诗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3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44页 4 同上，26页 5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6 钱钟书：《全宋诗》（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7 程千帆：《全宋诗》（程序），第5页 8 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 同上，第4页 期的宋诗，不同作家的宋诗，其风格特征也是不同的。而苏轼和黄庭坚皆为北宋的诗文大家，并称为“苏黄”，是宋诗的代表人物。然而，由于性格、才识、经历等不同，两人诗歌的特征也是颇为不同的，这一点，已经被历代诗论家所体认，下面，我们通过对其具体诗歌的赏析来看其差异。
初到黄州（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写于元丰二年底（1079），苏轼得脱“乌台诗案”之狱，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并于次年抵达黄州。从此诗的题目便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这个背景是甚为重要的，观苏轼一生，很早就成为了文坛领袖，并且最初在仕途上也甚为得意，然其后却在新旧党争中备受排挤倾轧，而乌台诗案则给了诗人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一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写下了“是处青山可买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而出狱后又被贬谪至黄州，且到了黄州之后，他所受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在黄州，苏轼“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残酷的文字狱已经让诗人饱尝了仕途的凶险，而贬谪之地又有严密的监控，这些都导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毅在《苏东坡小品》中指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2而苏轼自己也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3 于是这一时期，苏轼身上早期的那种豪放雄奇渐渐积淀成清旷澹和，追求平淡自适。思想的转变，反应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其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出处生死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政治危机四伏、仕途风浪险恶的情况下，庄佛思想促使1 123 苏轼：《黄州与人五首》，《苏轼文集》，卷60，中华书局，1986年版，1846页
张毅：《苏东坡小品》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苏轼：《与子明兄一首》，《苏轼文集》卷60，1832页 作家转向心灵的自我体认，转向内省”1。而苏轼的思想又是糅合了儒释道，这让他得以超脱于世俗之上而又与人世并无阻隔，敏锐地感知人世冷暖炎凉而又不为世态丑恶凶险所击倒。对于世间的穷苦凶险磨难，苏轼感受得甚为深切、痛切，而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齐一以及释氏的融通在他身上汇融，使他身处逆境时会感到悲伤而又不会绝望。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而正是这些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感受给了他诗文上的灵动鲜活，而哲思又带来了其境界上的超脱和清旷，于是他的诗歌往往是有着深刻的思理而又蕴含着真切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富有情韵的议论。他诗歌的风格是很多样的，面对不同的景物和人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也是各异的，面对挚友亲朋，他表现出无比的深情；面对美好的景物，他表现出热爱和赞美；而面对险恶的处境，他则往往以一种调侃的戏谑的态度来面对，这首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句言“自笑平生为口忙”，一个“自笑”将一份无奈和自嘲用看似豁然、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出来，面对“老来事业转荒唐”的打击，诗人并不是作哀凄忿怨语，而是“自笑”，自我调侃为“平生为口忙”，并且用了“平生”“老来”来追溯生平，似乎是一个暮年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不知情者不免会认为苏轼此时已至老年，果真是“老来”，而实际上，苏轼当时仅四十多岁，正当不惑之年，然仕途险恶，让诗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化，于是诗人戏称是“老来”，虽是嘲戏之语，却也不免实有一种心态的“老来”。为“口”忙，则是一语双关，暗示出自己因口舌而导致的祸端。此两句用戏谑的口气写自己所受的贬谪之灾，用语浅显易懂，感情也是内敛的，以戏谑语将不满怨愤平平常常地道出，完全不同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的激越和震惊，而这也是和当时整个宋代士人的内敛心态息息相关的，不同于唐人面貌，体现出宋诗的平淡特征，并且又写得别有寓意、意味深长。
颔联“长江”两句，转向了对黄州地理位置的描写，“知”“觉”二字，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被贬谪的处境，诗人所知的所觉的却是鱼之美味，笋之脆香，能于僻远的环境中发现其中美好的事物，这缘于诗人之主观情感，以我观物，物著我之色彩。
“逐客” 两句用典事而不显生硬呆板，只要稍稍知道此故事的人便会欣然 1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101页 会心，同与诗人一笑以解嘲。苏轼之于用典，是“以故为新”1的态度，《诗人玉屑》中说“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2。这一联十分写得诙谐有趣，里面有幽默的调侃也有无奈的自嘲，“不防” “例作”将被贬谪的不满用戏语的形式写出，且由自己的被贬谪，想及历史上曾被贬谪的诗人，虽时空不同、朝代更迭，而诗人的不幸命运却总是不期然而然地重合，一种历史的大悲哀大不幸油然而出，并且又不以怨愤语道出，表达的甚是诙谐巧妙。东坡尝自得于自己的“一肚皮不和时宜”，黄庭坚亦訕其“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3，然苏轼的“不和时宜”大都以一种幽默的诙谐的调侃的嘲讽兼自嘲的口气表达出来，且其才力宏赡，自可以随意而又恰切的资取故实，无怪乎被誉为“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坡学力宏赡，无入不得。” 4
最后两句亦是以戏笔写出，写自己于世无济，徒费官家俸禄——压酒囊而已。表面上似是调侃自己的尸位素餐，而实际上则表明自己的官职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且当时官员应得之俸禄又仅以“压酒囊”也就是废酒袋来代替，这又被苏轼巧妙地拿来幽它一默，面对己位之有名无实、所得之物的无用，诗人的心情自可想而知。
纵观全诗，语言通俗明白，风格诙谐幽默，而所用典事易懂而又恰切，增加了幽默讽刺效果，感情是平淡内敛而又别有深意的，用戏谑语写自己的贬谪遭遇，掩藏其后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凉悲哀，给人以自我解嘲、苦中作乐之感，有强烈的主体色彩，很具有东坡诗的特征。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黄庭坚）
仕路**双白发，闲曹笑傲两诗流。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桃叶柳花明晓市，荻芽蒲笋上春洲。定知闻健休官去，酒户家园得自由。
这一首诗，时间也是元丰二年（1079），当时黄庭坚35岁，仍在北京任国子监教授。首先看其题目，就有明显的宋诗特征。宋人有大量的唱和诗，并且多有用“次韵”所和的诗，也就是按原诗的韵及韵脚次序和的诗（也叫步韵），而这就需要对诗人在诗歌用韵声律等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翻开黄庭坚 12 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苏轼文集》卷67，2019页
魏庆之：《诗人玉屑》，四库全书本，集部诗文评，1481— 3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卷19，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1113—186页 4 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8页 的诗集，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次韵诗，由此也可见鲁直之于诗律技艺上之能事。
观鲁直的经历和其思想，则远不如苏轼之复杂，鲁直一生虽于仕途上不甚得意，但也并无受到大的打击，经历也较为简单，而他在诗艺上却甚为观点鲜明且身体力行地付诸创作实践。
鲁直自言“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1 并且在主张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同时，又强调“夺胎换骨”，并且强调要多读书、读的精深，强调学问和功力。许总在其《宋诗史》中写有“奇峭兀立的黄庭坚”一章，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和
2其诗学理论有详细的阐述，多出新意而不循旧说，但其中也不免有过誉之嫌。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则为鲁直明确标榜的诗歌作法，在其创作中也体现的最为鲜明，从这首诗中便可窥一斑。
首先是用典。山谷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其诗歌创作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用典。用典概可分为两端，一为前代旧事，一为前人诗文成辞。在本诗中，“青眼”“黑头”即为前代旧事，而“白发”“闻健”“酒户”“自由”则化用前人诗句成辞，且细细查之，的确是几乎每字都可找到其出处，诗人把这些典事巧妙地组织在一起，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管是否做到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窃以为这首诗中的典故化用的虽不太显生硬，却并未做到此等化境），却的确在用典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大量用典也是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自山谷后，用典更为繁富，虽然有不少因用典恰切而生彩的佳作，但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纯是堆彻典故卖弄学识的诗作。即使是山谷诗文，也不免此弊病，苏轼即在赞其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盤飱尽废”的同时也说到“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3。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对黄庭坚的用典有详细的论述，虽评价稍有贬低，但也很大程度上言及了其用典的弊病。4
其次看造句、用律及炼字。这首诗句意严谨，用字精工，如“闲曹”“诗流”等语显然为人力精心锻造而成，而“仕途**双白发”和“故人相见自青眼”又采用了拗律，而拗律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颈联写的尤为典型，由写人事转向了 12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19卷，四库全书本，1113-186
许总：《宋诗史》第四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苏轼：《书黄鲁直诗后二首》，《苏轼文集》卷67，2122页 4 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出版社，2001版，162，163页 秀美的自然景物，对仗工整，且造境清新，“明”“上”两个动词的运用，使诗境变得生动，格调也明快起来，并且又巧妙地衔接了前后诗句，让整首诗都紧紧围绕“休官”这个诗题展开，而围绕诗题组织诗作的结构也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
此外，这首诗的感情也是内敛沉静的，但在表达上却是一层又一层，多方有意经营，不是感情的激情熔铸倾泻，而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吞咽”。
整首诗很明显地体现了宋诗的以学问为诗，讲究诗艺技巧的特点，多处用典，用字精工，造语谨严，在感情上并不是婉而动人，而是一种思绪的迂折表达，没有意境上的浑融玲珑，而是以意造境。
统观这两首宋诗，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宋诗中，那种诗歌的一唱三叹之调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了，诗歌中的感情既不是沉着痛快，也非优游不迫，而是一种以意为主，讲究思理的深微细致，感情由外露、热烈转为内敛，平淡；造语也非浑然天成，而是多方构造组合，且用语多有出处，化用语多，自作语少（这一点以山谷为典型），且所用语多瘦硬，不再是唐诗中的那种含蓄蕴藉，而多直切，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唐宋诗的差别以及宋诗的特征。
这两首诗，一为“东坡体”，一为“山谷体”，虽然同为以意为主的宋诗，但由于诗人的性情、才力、经历不同，也造成了这两首诗风格上的差异。在诗作的结构上，苏轼更多的是以气运笔，纵横开阖，并无一定之规，而山谷则往往围绕诗题来组织结构，用力经营，颇有法度可寻。在用事用典上，苏轼“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1，并且其所用典事多是众人所熟谙易懂者，且所用之典故恰与诗意诗境协，非纯为用典而用典，而是身处于一定的境地时，自然而然与某一典事相合，遂自然发而为诗，不但恰切更能增其神妙，如“逐客”两句便是如此；而山谷则是典事众多，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处”，大大地提高了用典的技巧和范围，但有时候也不免造成诗意的晦涩和阻隔，纯为学者之诗，为一般人所费解。且在山谷身上，用典往往是其习惯之必然而非诗意诗境所必需，不免受人讥诮诟病。自情感言，这两首诗的感情都是平淡内敛的，所表达的内容也都是贬谪、休官之类，而二者又都不作怨愤语，但苏轼的感情是自然流露，并无遮掩，只是以一种戏谑嘲讽的口气道出，在自嘲的同时也顺带着将世事嘲讽了一番，在看似满 1 沈德潜：《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1页 不在乎的表面下隐藏着不满和嘲讽，是苦中作乐的自我解嘲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鲜明地体现了苏轼的个性，而山谷的感情则是吞咽式的，一层层表述，多方有意经营，表达得迂回曲折，虽然也有些许调侃在里面，但总体上情绪是温和的，并无太多嘲讽不满在里面，且虽然在诗句诗律上处处可见诗人的主观营造之功，但山谷的主观情绪却是幽晦不明、消隐于诗中的。
总的来说，苏轼往往是以天才笔力纵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和；而黄庭坚则是多重学识功力，“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2。而天才使气难摹，法度体制则易学，故黄庭坚开启了江西诗派，尤为明显地体现宋诗的特征，故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提出，当时诗坛上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诗人是苏轼，但最突出最集中地显示宋诗特色的诗人却是黄庭坚3，此言确然。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卷70，2210，2211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478页 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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