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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俞佳奇
摘要:乡贤的内涵从其产生至今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和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当今乡贤应该适应其新定位,来融入新时代,传承并发展乡贤文化。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总结并归纳其中观点,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祭祀乡贤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孔融首创了祭祀乡贤的形式。范晔《后汉书》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1]《辞源》称此为祭祀乡贤之始。[2]宋元时期,乡贤和名宦被称为先贤,混祀在一起。‚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3]然而乡贤祭祀的混杂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万历野获编》还有一则记载‚成化中,给事王徽将死,戒其子曰:‘乡贤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3]自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来,为了使统治名正言顺,便开始加强礼乐教化,其中的重点就是完备天下祀典。以后明朝历代皇帝仍然重视乡贤的祭祀活动。成化、弘治时期,乡贤祠和名宦祠逐渐分开,乡贤的祭祀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清代沿袭明代祭祀乡贤制度。‚明清时期,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2]
一、解析乡贤内涵的时代变化
张玉娟认为明清时期的乡贤是本地德行著闻之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品德高尚的乡贤,二是风节著闻的乡贤,三是文章显著的乡贤,四是政绩卓著的乡贤。[4]在乡贤身份的分析上,赖功欧、刘军通过故绅和乡贤之间的比较,认为故绅和乡贤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乡贤就是士绅、绅士。地方绅士指的是介于国家政权(官方)与地方社会(民间)之间,身份、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众,而可以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而乡贤则被囊括在这一概念中。[5]余新忠、惠清楼认为乡贤是指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绅士‛一词并不足以涵盖明清时期的地方民间社会力量,平民未必不能成为乡贤,相反,绅士也未必一定是乡贤。大体而言,乡贤可分为绅士与平民两部分,其中绅士又可分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为官在知县(或相当于知县)以上的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乡贤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6]在乡贤概念的强化上,魏峰认为其与地方社会势力成熟程度的差异有关。他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没有把受祭者与他的里籍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成为决定因素。地方先贤祭祀从宋代的先贤祠到明代的乡贤祠的变化,反映的是宋明两代地方社会势力的强弱差异。[7]王泉根认为‚乡贤‛是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8]胡彬彬认为现在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9]王先明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力量,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其认同的标准和资质或有所差异,但其一定是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某种意义上,它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在今天,‚新乡贤‛是一个具有榜样性的社会群体,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他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10]
二、探索古代乡贤的积极作用
乡贤在明清时期作用巨大,张玉娟认为乡贤在居乡期间推行各种义举,譬如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救灾、助婚助丧、开渠修学、学医救人等诸多方式,促进了乡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居官为民、居乡利民的崇高精神为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乡贤的祭祀又有特殊作用,清代前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对明朝人的祭祀十分普遍,既能安抚人心,又能激励风俗。[4]赖功欧、刘军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公共领域体现于官绅权威的在地共生,绅士在国家与民众的之间充当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在施善救济体现于绅士权威的社会渗透,由于传统基层政府财政的短绌,皇帝的‚赈恤‛没有办法被民众切实体会,从而发展出一种‚官绅会办‛社会救济体系。可以说,地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的绅士权力网络,而在某些时候,地方政府甚至可以不受中央指挥,而直接与地方绅士合作处理公共事务。[5]赵克生通过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教化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扶翼圣门、彰显人伦。二是激励后人追踵前贤。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三是化民导俗。各地建立名宦、乡贤祠的最终目的仍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使地方上的道德风尚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11]田冰、张玉娟通过乡贤祠分析乡贤的作用,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化百姓,乡贤以身作则,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通过推广礼教,宣传伦理,旌德扬善,惩恶规过,表率示范等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社会习俗。二是教化士人,士人在学宫中学习,能够直接接触到乡贤与乡贤祠,春秋祭祀乡贤祠时诸生可以随同祭祀,身临其境的观感自然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三是促进百姓、士人、乡贤的转化,先是使百姓转化为士人,进而使士人转化为乡贤,而乡贤祠架起了百姓、士人通向乡贤的桥梁。[12]毛国民认为乡贤的作用在于治理乡村,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并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乡贤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发挥作用。[13]张会会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认为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明代‚孝‛的书写已经渐趋摆脱激烈性的‚哭亲守墓‛模式,开始转向现世性的孝亲敬亲模式,平庸化的孝行,家族内部孝的传承被强调并行诸文本。乡贤传中作者所传达的教化思想,通过乡贤传的刊刻、传播进而影响了乡里‚孝‛的实践,因而乡贤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其中。[14]胡彬彬认为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9]
三、寻找现代乡贤的创新之路
王先明认为‚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获得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涵,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传统乡村社会型塑的‚尚贤敬德,奋进向上,造福桑梓‛人格品德的传承,也是其传统品格在当今核心价值观层面上的提升和高扬。在各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主导下,他们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将在传统文化的底色和现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描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10]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第一,乡贤文化研究发掘、整理与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文献,对促进本地区的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参考资料。第二,乡贤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区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第三,乡贤文化研究从人出发,由人及物,发现、抢救、保护了许多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为研究和光大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增加了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第四,探讨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第五,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发挥乡贤文化在民间‚外交‛中的精神纽带作用。第六,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励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8]毛国民认为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际有效性。[13]胡彬彬认为乡贤文化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9]贺佃奎通过对共同富裕途径的思考,认为将农村自发的乡贤松散组织加以规范,动员本地农村成立乡贤理事会,并采取多种方式发挥乡贤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乡贤理事会是实现农村由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乡贤发挥作用的机理仍然符合人性的需要,符合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即社会以一种荣誉尊崇地位换得乡贤的经济及智力的支持和付出。为更好地发挥乡贤的作用,建立乡贤荣誉礼遇制度很有必要,而‚绅士‛称号的授予是尊重乡贤、激励乡贤更好奉献故土的良好方式。[15]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2]辞源[M].商务印书馆,1980.[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1959.[4]张玉娟.明清乡贤文化浅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5]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J],农业考古,2012.[6]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 ——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7]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J],浙江社会科学,2008.[8]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9]胡彬彬.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 ——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N],光明日报,2014.[10]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光明日报,2014.[11]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12]]田冰,张玉娟.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3]毛国民.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J],南方农村,2014.[14]张会会.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 ——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贺佃奎.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径的思考——对云浮市乡贤理事会的考查[J],南方农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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