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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歧艾现象存在 防艾教育够广不够深?
大学生们在防艾宣传周活动上看宣传资料。
上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红十字会的“防艾宣传周”活动在学校举行。
“三年后，我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我要让大家看到，艾滋病学校的孩子也是可以考上大学的！”近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国家卫计委组织的主题活动中，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初三学生璐璐（化名）在人民大学的活动现场说出了心声。
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艾滋病患者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体检和学校复检中也都没有艾滋病的检查项，艾滋病患者可以报考大学。同时，从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来看，大学生群体感染者人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而现实中，一些高校对在校大学生中的艾滋病感染者仍然存在一定的歧视行为。
大学校园歧艾现象存在“你愿意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学生一起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生活吗？”当你在大学校园里向学生提问时，你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有的会微笑着回答“愿意”，也有的会尴尬地说“不愿意”。
记者在随机采访时还发现，不少大学生不愿意接受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认为他们“性生活混乱，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还有的学生虽然了解一些防艾常识，但觉得他们“有一种死亡的气息，让人压抑，不想和他们呆在一起。”
“目前大学校园里确实存在一些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行为。从我了解的个案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老师保密，继续‘悄悄’上学；一种是学校会让学生继续上学，但要求他搬离校园；还有一种则是被直接劝退。有的学生得知自己室友是艾滋病感染者后，会马上搬离宿舍。”孟林是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员，也是目前国内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之一，近些年他一直在关注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群体。
“之前我还接触过一个学艺术的高中生，他报考某市高校时主动告诉学校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于是校方明确告知他不能被录取。后来他据理力争，校方才同意他可以上学，但不能在学校用餐，不能住宿舍，最终这个学生被迫放弃上学。”
孟林说，虽然国内有法律法规明确表示，艾滋病患者拥有就医、上学、就业的权利，但现实中的歧视，使学生无法继续受教育。
疾控中心对大学生患者严格保密
在校园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往往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担心病情发展，另一方面也害怕老师、同学知道。“除了父母和极其要好的朋友，我不会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因为在现在的环境中，这样做肯定会受歧视，何必呢？”一位在校大学生患者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按照规定，大学生通过主动检测、献血等途径被发现HIV呈阳性之后，属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对本人进行一对一通知。“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权利和隐私，我们采取的是‘外松内紧’的服务方式。‘外松’，是指国家政策明确规定HIV感染人群享有就学、就业和婚姻等基本权利，疾控中心不会直接通知校方或用人单位，以免影响他们相关权利的实现。‘内紧’，则指会与HIV感染者保持长期联系，定期与患者见面、检测，我们还会引导感染者动员自己的性伴侣等密切接触人群去检测，避免近距离小范围的扩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所所长卢红艳说，对大学生患者的保密措施更严格，目前北京还没有出现医院将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泄露给学校、老师的情况。
“随着对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增多，高校对艾滋病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面对大学生感染者时也会做出妥善处理。”北京红丝带之家办公室副主任韩晶说，去年艾滋病日前后，国内某高校有一名大四学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名学生很优秀，即将保研。学校得知情况后，先联系地坛医院为学生看病，同时在学校范围内保密。通过吃药，这名学生很快从急性感染期的症状中恢复了。只是后来他没有选择读研，而选择了回家乡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校园里很多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等基本常识，但真正要面对这个群体时，却产生了畏惧心理。卢红艳指出，人们对艾滋病大都要经历一个“知信行”的过程，从掌握艾滋病传播的基本知识、到逐渐树立科学观念并打破恐艾心理，再到真正坦然地与艾滋病感染者接触、适应，需要克服一些困难。这中间的每一步，都将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也将是我们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 高校宣传
防艾宣传站将推广至80余高校
学校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活动形式：“防艾宣传周”、“同伴教育”培训、相关选修课
“同伴教育”已开展多年
12月5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红十字会的“防艾宣传周”活动在学校虹远小广场举行，红十字会会员举着“因为爱，无畏艾”的横幅，做着“我们都一样的”手语，发着防艾宣传小册，呼吁大家预防艾滋病传播，告别恐艾心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红十字会会长谢忠强介绍，每年12月的第一周是学校的“防艾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有奖问答来帮助同学们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此外，学校红会的培训部每年都会举行4期同伴教育，每期邀请20位同学参加，经过同伴教育的同学能很好地掌握艾滋病相关知识。据了解，目前北京大多数高校都会通过学校红十字会或者相关社团举办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同时，也会定期开展防艾宣传教育活动，其中“同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已经开展多年。
“这些防艾知识，通过同龄人坐在一起聊，通过游戏、讨论等形式来相互交流，传播效果要好很多。”北京科技大学青春红丝带社团副社长李玉山介绍，社团的核心成员都是经历过专业培训、有相关资格证的。这个学期他们每星期都会有一期同伴教育活动，每期两个半小时，二十多人参加，学生都是自愿来的。“有的同学跟我反馈，之前他们不是很愿意来，因为觉得话题敏感。来了之后反而觉得艾滋病根本不可怕，心里也放松了很多。有时一次活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该社团活动部部长李木子介绍，同伴教育互动会有一些游戏，如野火培训就是让同学扮演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模拟初筛、复筛等检测流程，体会那种感觉。同学们还会进行价值观的讨论，比如假设有一粒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是给感染的婴儿、性工作者，还是医生，每个人都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通过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和理念，我们希望能传播一种观念：艾滋病并不可怕，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要‘零歧视’。”
防艾内容成高校选修课热门
一些高校在选修课中也会涉及到防艾的内容，如北京大学热门通选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会在课堂上为同学们详细讲解性、生育和疾病防护知识，北科大每学期都开设的选修课《大学生医学卫生保健基础》也会有两个课时专门讲解艾滋病的相关内容。“每年在新生军训时，学校也会组织各种讲座，其中第一堂就是传染病防控知识讲座，里面就会有防艾的内容。”北京科技大学医院业务副院长李素君说，这个讲座在每次的满意度调查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据了解，近日北京市首个青少年健康服务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学生们在学校内就能进行免费的艾滋病检测咨询、领取安全套，这也是安全套发放首次走进校园。鉴于近年来艾滋病感染在大学生中呈流行趋势，防艾宣传健康服务站将推广至全市80余所高校。
卢红艳也透露，近年来在北京市的各大高校中，受HIV感染的学生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其中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其他两种途径传播的基本没有，而男男同性恋人群也已成为大学生中受感染的主要人群。卢红艳认为，必须增加大学生的性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 调查
多数学生不愿与感染者做同学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国家卫计委艾滋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介绍，从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来看，大学生群体感染者人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到2012年年底，15-24岁的青年学生感染者比例上升到1.7%。数据显示，在大学生感染者数据中，有70%是男男性传播感染者，95%的感染者为男生。
上周，结合以上数据，新京报联合新浪教育发起“你愿意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做大学同学吗”的网络调查，以下数据截至截稿日12月6日。
64.6％ 选择不愿意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学生一起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生活。
74.8％ 认为如果自己是家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同学习、生活。
40.4％ 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与普通学生共同上课。
34.7％ 认为应该为艾滋病感染人群设立专门的高校。
■ 大学生自述
退学，复学，再退学，想活出精彩
自述人：sunny，大学四年级学生，目前已决定退学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感染艾滋病病毒了，但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十分确定。我的体质本来挺好的，大一军训的时候，站军姿时我突然头疼得不行，好像得了重感冒，不过军训之后就好了。直到大一期末参加了学校在艾滋病日举办的知识竞赛，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那之后我下定决心去查一下，结果到了当地疾控中心，医生听明来意后连门都没让我进，说你在外面等就行了，之后说让我下周一带着身份证去楼上查一下。我当时就胆怯了，也没再敢去查。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在学校献了一次血，血站联系了学校，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告诉我，我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让我再等几天，不要冲动，不要有过激行为。后来，学校忽然把我叫到了院办，开导了我一次，说也通知了我的家长。最后，学校和我父母沟通过之后，我签了退学手续。
当时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死了。我回到家之后，父母刚开始也很绝望，尤其特别害怕我把病传染给姐姐，他们明确表态希望我不要再呆在家里。就这样我到北京来了，但一无所有的我，在北京混得很惨。
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学校不应该让我退学，我想回到学校了。我给那位关系不错的老师发了信息，说明了我的想法，老师将情况报告给学院院长和书记。老师之后回复说，复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搬出去住，学校会负担绝大部分房租。但我执意不搬，学校也没再要求，将我之前的退学改为休学。我终于回到了学校，住进了宿舍。之前我们宿舍里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我搬回来后他就搬走了。我再也不想把自己的情况再告诉别人，我担心会受到歧视。
今年我已经上大四了，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知道自己已经成熟起来。我现在更愿意活出自己的精彩，而不在乎外界对我的评价。我大学读的是理工专业，但我很喜欢美术。现在我决定主动退学，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室友“用他的杯子给我喝水”
自述人：小可爱A了，今年大学毕业，目前已工作
我是在大三时候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那是2011年的圣诞节前，我和同学一起去献血车献血，过了两三天，同学们都收到短信，说血能用感谢你，唯独我没有收到，他们就说可能是忘了给我发了。在圣诞节的那天早上，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血有问题，让我去一趟。我怕是骗子电话，不敢一个人去，就拉上辅导员一起去了。结果我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刚查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还哭了。除了辅导员知道外，我还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宿舍的同学，但学校始终都不知道我的病情。我们宿舍的人都非常好，他们没有排挤我，还开导我感染了早知道早治疗，他们自己也去查了一下，都没事。后来开学之后，我有一次大咯血，宿舍的同学还带着我去做检查，之后日夜轮流看护我。有一次我渴了，同学用他的杯子给我喝水，我执意不要，心里却非常感动。
后来，我的状态还算不错，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来，其他同学也没有觉察到什么问题。
我在学校的后两年其实生活特别困难，我没有医保，有时候打工挣钱太累，又怕累坏身体，得不偿失。每个月200多块钱的检查费都交不起，我有时就跟医生说，不用查了，直接给我药吧。
今年毕业，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单位也不知道我的病情。我每天都需要吃药，同事看见了有时会问我，但我也就随便应付过去。我觉得病情是个人问题，关系一般的人没有必要说。现在艾滋病日刚刚过去，我觉得在很多宣传活动中，多数学生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会觉得艾滋病离自己特别遥远，感染了才知道它就在身边。
■ 专家观点
高校性教育“扭扭捏捏”
●熊丙奇，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有关艾滋病宣传教育本质上是防范教育，它属于公共卫生教育，但主要属于性教育的范畴。但我们高校中的性教育开展得扭扭捏捏，防艾教育经常以两种方式来替代，一种是到了艾滋病日，搞一些大型活动，设展板，发放安全套；另一种是安装无人售套机。此外，平时很少在教育、教学中涉及。教育部已经要求学校开展性教育，但仍有很多学校因为师资欠缺等原因没有开展。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高校禁止谈恋爱，到新世纪教育部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我们对于“性”的观念在逐渐改变。但不可否认，一些高校还是在同性恋等话题上有所禁足。而且，我们的性教育还经常走向道德的引导，我们应该意识到要教给他们安全的知识。
希望专家提供有效的防艾教育
●卢红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所所长
防艾宣传教育需要整合并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与资源，大学生群体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影响力，是防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大学生做得更多的是反歧视的宣传。
我认为，目前高校层面的防艾教育在广度上做得还可以，比如北京市80多家高校都建立了青春红丝带社团，志愿者有几万人，这些年持续开展活动。但高校在教育的深度上还有欠缺。大学生往往从另外一些渠道如网络、朋友、自发组织的社团去了解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我希望医学、心理、教育、社会等领域的专家能够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的教育能达到一个怎样的度，以便更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防艾教育。
此外，我要提醒大学生，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非常明确，学生们要做的是多吸收信息，要有自我管理意识，知道什么底线不能逾越，能够真正抵御诱惑。
反歧视需要转变社会环境 ●孟林，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人
目前高校对艾滋病患者仍然存在一定的歧视行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和氛围的转变，我认为政府部门和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方面看，政府部门一方面在立法，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工作中存在歧视行为。比如近来商务部制订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公共浴室要设置禁止艾滋病人入浴的标志”；《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艾滋病不合格。一些学校、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也仿效公务员体检标准，将艾滋病患者拒之门外。这些歧视行为会造成公众的恐慌，危害也更大。
我认为要真正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要全面清理歧视性法规、纠正媒体的娱乐导向，宣传教育要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对高校歧视艾滋病患者的行为，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处罚。
■ 困惑
“告知”与否是个难题
●韩晶，北京红丝带之家办公室副主任
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因为母婴传染等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他们从小学上到大学都很顺利，但在大学或毕业时他们往往会面临着“告知”的问题，比如是否要将自己的病情告诉恋爱对方或单位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也是很多患者最困惑的问题。这在国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很多人会出于对对方的信任、责任感，告诉对方。还有的患者知道能获得对方的一些接受，但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内心真正的接受是最难的。我们的调查也发现，患者“不告知”所带来的压力往往没办法承受。一般来讲，很多人会告诉自己认定的核心家庭，如父母、伴侣、关系很好的朋友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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