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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作业
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穆延柯0932054027
儒佛的斗争和融合经南北朝、隋唐，至宋达到了顶峰，宋代佛教出现了禅教并重、援儒入佛的情况。宋代高僧延寿（904-975）针对当时天台、华严、唯识诸教相互矛盾及与禅宗的矛盾，约请三宗“知法比丘”，就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讨论，并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之。使得佛教内部各教派的佛法思想基本得到统一。高僧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扬儒佛合一，晚年更提出“总如为本”的见解。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而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是高僧契嵩（1007-1072），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极力宣扬儒佛“心同而迹异”，盛赞中庸，大谈孝道。
2、援佛入儒
就儒家而言，宋代已经出现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杨亿、李遵勗、张商英等，还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但却精通佛典，而很多的文人大家如王安石、二程、二苏、杨时、晁公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发掘佛教的思辨方法，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动与静、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知与学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
①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方克立先生的这句话正好谙合了宋代禅宗所信奉的“顿悟”、“见性成佛”、“非心非佛”等学说。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运用。
① 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67页。
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在佛教看来，人生便是痛苦，人间世界便是苦海。因而，佛教主张人要出家修行，专心静穆，屏除百事，亦即超俗出世，以求彻底解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而儒家则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整体结构。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入世的。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合一”，更不可能简单地“合并”。就像牟宗三说的：“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故儒自是儒，道自是道，佛自是佛，虽有其共通之形态，而宗义之殊异不可泯。”①
佛儒思想对范成大的影响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生有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一生。诗歌作为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到诗人的思想及生命历程，所以从范成大的诗歌中可以清楚的把握到佛家思想对范成大的一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与范成大等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儒家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此起彼伏，但最终占据了范成大的思想之主流。
关于范成大诗歌创作的分期，今人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五个分期”说。他在《范成大诗选·引言》中谈到：“综观范成大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始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作徽州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作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②如果是对范成大的生平和对诗歌进行整体或分类研究的话，这个分期都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探究范成大的佛儒思想，这个分期则显得不太分明，所以本文将范成大的一生分为未仕时期、仕宦时期、至仕时期，以便更好的对范成大的儒佛思想进行分析。
①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7、498页。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5页。
修行方法，或许是深深吸引范成大的一个地方，它为范成大提供了一个心灵得以庇护及安息的场所，所以这应该也是范成大自少就与佛家结缘的一个原因。
范成大在父母病故之前，生活可以说还是很富足的，其情绪也是高昂和激越的：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登西楼》）
少年行乐怳尚记，瑶林珠树中成蹊。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
少年豪纵。袍锦团花凤。曾是京城游子，驰宝马，飞金鞚。旧游浑似梦。鬓点吴霜重。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霜天晓角·少年豪纵》）①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在范成大青少年时期确实度过了一段放浪不羁的车马衣轻裘的快意生活：华衣宝马，驰骋京城，尽显意气豪纵的英姿；寻访青楼勾栏，留恋酒色欢娱，一派“京城游子”的举止风貌；还有酒兴诗发，秉烛夜吟的风流雅趣；雪中猎兔，奔走穷追的粗豪都形象地展现了范成大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
但是随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范母的亡故、绍兴十三年范父的去世，范成大便移居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少师（案：指范雩）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意科举。欲买山，无赀，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范成大父母相继去世后，其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不如前，不仅如此，他还要担起家中抚弟嫁妹的重任，加之以日常生计之琐屑，成大持家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成大在遭际家庭变故之后，回忆、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气性时亦曾感慨地写道：“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元日山寺》）。有与无的戏剧般的幻灭加重了他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了解，加深了他对佛教思想的认同，所以在父母亡故之后，他才有了十年寄居荐严寺的生活。
①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3、107、485页。
甘露寺遗事二首》）；有描写世间不平事的如“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高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长安闸》）；“姑不恶，怨姑还当被姑责。但愿生身复作妇，死别不如生见乐。”（《姑恶并序》）；有着意于评论历史人物的如“嫡长承祧有大伦，老公爱子本平均。”（《读唐太宗纪》）；“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重读唐太宗纪》）等。这些诗歌表明范成大在遭受生死考验及家世颓变后，虽对人生痛苦及虚无有所看破，但自小父母那里因袭到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其体内与佛家的摒弃外物，超脱尘世等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其内心深处矛盾不堪。
2、仕宦时期儒家思想的凸显
周必大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所记范雩同年王葆对成大所言“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①从字面上来看，范成大转入仕宦生涯的原因乃是其父辈好友的诘责以及恐有违父命，但从上文所提到的范成大自少所经受的教育及其在荐严寺十年的矛盾思想可以看出，潜藏在范成大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心才是真正促使他进入宦途的根本原因，而王葆之诘责与不敢有违父命都只是外因，这种借口就像吴梅村非不欲殉人主，奈何其母尚在一样。但无论如何，随着范成大的应试成功，其三十年的儒家治世功业就此展开，儒家积极用命的思想在这三十年中占据了其思想的主流。
作为文人的范成大在三十年官宦生涯中的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在处州任上，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减轻了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为丁钱重得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也设法请减；在起居舍人任上，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问题上书进言，均获得了一些采纳。在范成大的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出使金国是表现出来了那种不畏强权，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的最有力的体现。后来他流转于静江、成都、明州、建康 ①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羊耳，未用苦商略。”；《次韵温伯苦蚊》：“小虫与我同忧患，口腹驱来敢倦飞。”；《晓出古城山》：“吏事亦挽我，归路盘朝阳。”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苦闷无奈以及希求解脱，出世无忧的愿望；诗人曾经做过静江、成都、明州、建康的大吏，尤其是在到静江和成都的任上，千里跋涉，路途遥远，险山恶水，艰苦难行，处在这样的情况，诗人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深陷枷锁，无力挣脱的痛感。这时诗人对佛家关于人生苦痛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对佛家的参禅、静修以期超俗出世之心就会更加强烈。《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来朝风一席，随处且浮家。”；《珠塘》：“路傍行役苦，随处有柴荆。”；《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吾生一叶寄万木，况复摇落浮沧溟。渔蛮尚自有常处，羁官方汝尤飘零。”；《胡孙愁》：“仆夫酸嘶诉涂穷，我亦付命无何中悲风忽来木叶战，落日虎嗥枯竹丛。”；《鲁家洑入沌》：“可怜行路难如此，一簇寒芦尚税场！”这些诗歌就是诗人此种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范氏入仕目睹过官场中的风风雨雨后，常有人生如梦的感慨。隆兴元年，积极抗金的胡栓为秘书省少监，这年他曾上书论政令，用语及情感甚为激越，因此范氏有次韵诗：“斯言向来立，千古敢疵瑕。有命孤蓬转，何心劲箭加。人穷名满世，天定客还家。回首冥恩怨，虚空不着花。”范氏显然是以释家的命理来规劝胡栓不应太冲动，生命一切都是虚无的，何必去缔结这些恩恩怨怨呢？功名利禄之争也完全和蜗角的争斗一样是虚无的。他认为事从口生，只有心如枯井，消除一切欲望，人生方能清净。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东归后的他更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二千里往回似梦，四十年今昔如浮。”（《宋举老归庐山》）
所以，在范成大仕宦期间，虽说用世思想占据着他思想的主流，但佛家的出世思想也和他如影随形，在他痛苦无奈时给予他一定的舒缓和解脱。
3、至仕时期佛家思想的回归
在仕宦的晚期，由于历经宦海的沉浮、衰老和疾病，范成大人生
已，人便可领略天地造化，享受人生的快乐。范成大诗中有很多是表现这方面内容如“习闲成懒懒成痴，六用都藏缩似龟。”（《习闲》）；“林下故人知几个，就中老子得闲多。”（《放下庵即事三绝》）。范成大对白居易晚年生活态度的审度，较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思想。诗共有三首：
“乐天号达道，晚境犹作恶。陶写赖歌酒，意象颇沉著。谓言老将至，不饮何时乐？未能忘暖热，要是怕冷落。我老乃多戒，颇似僧律缚。闲心灰不然，壮气鼓难作。岂惟背声尘，亦自屏杯酌。日课数行书，生经一囊药。若使白公见，应讥太萧索。当否竟如何？我友试商略！”（《读白傅洛中病后诗戏书》）；
“香山晚岁错芳辰，索酒寻花一笑欣。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若将外物关舒惨，直恐中涂混主宾。此老故应深解此，逢场聊戏眼前人。”（《再题白傅诗》）；
“白傅病犹牵爱，晃公老未断嗔。莫问是情是性，但参无我无人。”（《自箴》）
范氏认为白居易虽“号达道”，但他内心并没有忘却外物，而常为之“作恶”，心绪不平，其情感的波动仍需依赖歌酒来陶写、渲泻。这是一种“有待”的生活，是混淆了静修与外物的关系。诗中表白自己已离情舍欲，内心不再为外物所激发，如死灰不复再燃一般，过着屏弃了歌酒，只以书药为伴的“闲心”生活。
对“闲”的寻求，又促使他更趋向于注重日常生活的享受。《殊不恶斋铭》中“困则佳眠，饥（则）大嚼。但觉日月之舒长，不知户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为，而擅区中之闲乐。”这一段言语便已流露出了这种倾向。“憨憨与世共儿嬉，兀兀从人笑我痴。闲里事忙晴晒药，静中机动夜争棋。心情诗卷无佳句，时节梅花有好枝。熟睡觉来何所欠？毡根香软饭流匙。”（《睡起》），在憨痴的面目下，诗人更注意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下棋、写诗、观花、睡觉、吃饭，甚至连晴日里晒药似乎也成了一件使人感觉得有乐趣的事情。
“习气不解老，壮心故嵯峨。忽与乡曲齿，方惊年许多！有眼不自见，尚谓朱颜酡；今朝镜中逢，憔悴如枯荷。形骸既迁变，岁华复蹉跎；悟此吁已晚，既悟当若何。乌兔两恶剧，不满一笑呵；但淬割
[1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3] 朱人求.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J].学海，2010年，01期.[14] 赵彩芬.浅谈儒教佛的碰撞对中国古代文学名家的影响[J].邢台学院学报.1994年，03期.[15] 林德龙.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万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16]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7]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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