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大学生活动中心调研”。
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
从2000年首批京津大学生支农队深入走进农村开始，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里了。从2002年6月份开始福特基金会开始给予赞助，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多的时间。今天，这个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以温铁军为首的乡村建设中心指导下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一百五十多所高校的学生先后参与了这个活动，一百多个学校的大学生支农参与者在校内组建了自己的农村发展社团，先后参与这个项目的同学已经达到万人。很多地方学校已经开始主动参与这个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一种官方认可的活动，有的地方开始由这些社团承办原来的“三下乡”活动。两年来，几乎所有踏进农村的大学生都会有感受，非常多的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很多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有些甚至休学或者放弃工作进入农村，为大学生支农活动开始做专职的志愿工作。支农调研不断推出各项创造性的活动，所有活动如火如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关注农村，塑造自我，建设新乡村”的大学生支农调研的热潮。
一、我们做了什么？
高校支农社团建设
在各高校内，始终都有一批来自农村，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热血青年，希望为农民做些事情。他们根据学校和专业特点和优势，建立了涉农社团，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极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寒暑假、“五一”、“十一”下乡支农调研、支教扶贫、资助失学儿童、日常的三农方面知识讲座和培训等活动。各支农社团的发展和支农活动都得到其所在学校团委和院系领导的大力支持。
目前，已有100多个支农社团成立，遍布在除西藏、台湾、青海、海南之外的各个省市。国内名牌高校基本都建立了涉农社团，北京地区的社团数目最多，已达30多个，其次是重庆和上海。河南是涉农社团发展最快的地区，自2002年10月，已建涉农社团近20个。北师大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天津科技大学新希望发展促进会、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学会，建立时间都比较早，他们是最初在没有资金支持和社会支持的环境下走进农村反映真实声音的先锋。
这些社团分别依据不同的学科专业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开展自己的特色活动，如师范院校的支农社团在教育方面比较擅长，不管从教育调研还是支教都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方法；法律院校的学生针对农村政策法规缺少的状况，开展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法律讲座、农村常用法律法规小册子编辑发放、法律咨询等活动；农业院校的学生更多的优势在农业科技方面，学生除提供的免费科技信息外，还长期地保持联系进行跟踪服务。
本着节约下乡成本和就近合理利用资源，所有社团在自愿独立原则上接受项目组的宏观调控，在选点时尽量选择离所在院校较近的农村，这样也可方面周末及元旦等较短时间假期跟踪服务。比如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几所高校和兰考几个农村、武汉几所高校和湖北房县三岔村都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主要为这些社团的成立发展提供指导和信息，支持一些社团活动的开展，并且组织各地社团参与我们策划的活动，召开支农调研经验交流会，定期组织大型的培训会，对各社团进行支农调研培训，同时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大学生支农队已经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各个支农社团的支农志愿者工作组，他们分不同的部门，如发展外联部、编辑部、秘书部、培训部等，担负起了定期组织学生网上交流，不段的发展社团，编辑支农小册子和支农通讯，整理调研报告，宏观调控各个队伍的下乡活动等工作。
在农村的支农调研工作
根据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每次下乡我们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支农工作，如给农村贫困户募捐衣物，为孩子们带去同学捐赠的文具，组织当地文艺活动和村民联欢、协助建立乡村文艺
演出团体，帮助村民组建政策法规学习小组，成立“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建立适合当地农村发展需要的合作社。
调研和支农同时进行，大学生志愿者结合当前国家“三农”问题的焦点、当地农村的状况及自身的专业和兴趣，选择课题，预备、学习相关资料，进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之后根据调研分析结果，撰写调研报告。每次调研结束，我们都收到各地高校寄来的调研报告。我们邀请了三农问题专家对调研报告进行评奖，并对调研期间涌现出的优秀报告，编辑成调研报告集。现已有五本报告集完成编辑，包括了2002年7月至2004年10月的优秀调研报告。有些报告经过专家处理，被递送到有关部门，成为政策依据，促进了三农问题的改善。如。中国农业大学李学祥的《湖北监利某乡的肝病状况调查》，得到了高层的批示，并且得到了当地非常的重视，不仅仅为当地的百提供了医疗保障，而且也为当地修建了各种基础设施，大大改变了当地的面貌。同时，和中国社科院和科技部等部门也进行了合作，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好评。
在三年多的支农活动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经验方法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段的创新。每次下乡前半个月项目组都要做出计划书，同时各个社团在此基础上也做出自己的活动计划书，并在规定日期内提交项目组进行修改及审批，审批通过的队伍成为项目的合作对象，必要时做队伍调整。下乡前要接受统一的培训，京津地区的一般在北京集中时间地点，外地的约定时间在网上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下乡基本的调查方法，针对不同的点如何切入，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如何处理等。为了维护支农队的荣誉，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我们特制定《大学生支农调研队纪律》，各支农队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纪律。比如安全第一，与农民同吃同主同劳动，住宿吃饭必须给钱等。下乡过程中每个队伍必须有安全员、记录员、队长，每天要交流总结记录并制定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并随时与项目组保持联系。调研结束后，项目组组织各个队伍及时进行总结和交流，每个队伍必须要向项目组提交一份整个队伍的活动总结，结合所到村庄的群众反馈，综合评定是否给予队伍资金支持。
大学生支农队发扬“红军精神”，所到之处常常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和信任。当地农民因此给大学生支农队一个称号“大学生是红军”。
为形成高校和农村的互动，在一些比较成熟的农村地区，我们建立了大学生与农村的共建基地，与当地农村签订长期合作的共建协议，和村民保持长期往来和协作关系，推动当地农村的多方面发展，同时也为大学生找到一个社会实践、锻炼才智的基地。到目前为止，已在许多省市农村地区成立了多个共建基地，包括安徽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湖北房县窑淮乡三岔村、山东招远县辛庄镇白石夼村、山东鱼台姜庄村等三十家合作共建基地。
在农村的支教活动
支教是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大学生到农村支教，对农村的孩子不仅仅进行书本上的教学，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安排一些活动，寓教于乐，希望对他们未来生活和学习有所启发引导，给孩子们放映一些最新的、有意义的影片，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唱歌，给小孩讲外面的世界，这些都是我们支教活动的内容。同时，我们还发现新的观念和思想要在农村推广，比如环保意识，孩子们是很好的切入点。多次下乡经验表明，和小孩子搞好关系也非常有利于支农活动的开展，小孩子会积极发动父母参加表演联欢，从小孩子口中得出的一些关于村中的情况相对客观真实等。
重视支教活动的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在村里呆上几天后就一走了之，让孩子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大学生志愿者还帮助一些乡村学校建立了图书馆、手抄板报、广播站等，让孩子们学会自己去组织、管理，开辟一种文化氛围，创造一个学习的空间。同时，大学生的教育方法也影响了很多父母和老师，并被他们学习和采用。另外，大学生在支教时非常注重引导小学生的观念意识，激发他们热爱自己的农村，长大后立志改变自己家乡面貌建设新乡
村的思想。
在支教的过程中，大学生实际考察并搜集一些失学儿童的资料，回到学校后为这些贫困学生寻找资助对象。到目前为止，已经资助了上百名失学儿童，并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救助贫困学生的资助程序，有的学校还建立了爱心基金。
农村的信息站建设
通过长期的乡村调研，我们发现农民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政策法律和农业科技以及教育等方面的信息。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窄小。且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不重视实用信息的推广工作，有的甚至有意识地加以阻碍，以致于农民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中央的各项政策和信息。信息渠道不畅、信息匮乏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限制了农民在致富和精神建设方面的改进能力，农民有时为了获得一点信息，如中央政策、法律知识、教育知识或者实用技术资料，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另一边，这些信息被大量地堆积在城市的科研所的资料库和网络中，没能惠及农村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因此现阶段，“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现在又发展出农村信息站这个子项目，为解决农村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解决渠道。我们组织动员了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法规，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参与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的发展。事实上，大学生们也很愿意参与到这项活动。
三年来，通过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0多个“大学生与农村信息交流传播站”，让当地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农民精英作站点的负责人，他们将大学生提供的最新科技、政策、法律等信息资料通过宣传板、开会、广播等形式向广大农户宣传，同时将农村问题搜集起来，通过大学生这个中介，向各个科研机构、政策部门、新闻媒体反馈，大学生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大多数的信息站工作情况良好。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农村——高校”信息传播渠道，逐步引导高校团委、农村村委会、涉农组织及社会公益组织加入进来，争取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农村信息传播网络。
信息站的建立，缓解了农村信息闭塞的问题，加快了城乡互动和沟通，引导农民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展，对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意识，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合作共建村的建设
在信息站的基础上，为了形成大学生和农村的稳定的互助关系，促进新乡村运动的展开。我们在全国各地选择了二十个比较好的村庄开始了新乡村试验工作。这些村的特点是所在村与大学社团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互助合作关系，经常往来，形成互动，互相促进，大学促进了村子的发展，村子促进了大学生素质的提高。
2003年7月的安徽南塘的“共建学习型乡村”之行，使大学生支农队完成了从最初的调研到乡村建设的成功转型。大学生通过不断的深入调查和总结交流，认为仅仅以调研和简单的支农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凋敝破败的现状，而南塘村当时的现状也恰恰证明了现在农村其实并不缺少物质和金钱，更多的是需要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村里社会治安不好，养老状况急差，很多留在家的人农闲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文化生活，每天沉迷于打麻将，农民一盘散沙，偷盗成风，村中基础设施建设破败殆尽。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学生和村民骨干一起评选出了村里的“十佳儿媳”，并敲锣打鼓的为她们送奖状和简单的奖品，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且大学生把村里的文艺骨干挖掘出来，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他们自编自演，用以前破旧简单的道具，让死气沉沉几十年的乡村重新燃起了生机。所有这些仅仅需用了二百块钱资金投入。大学生走后，村里相继成立了妇女协会、购销合作社的农民自己的组织。
在此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大学生们一遍实验一边培训，重点放在了农民的精神激励，进行
精神扶贫。每到一个地方，大学生就通过考察发现村子的文艺骨干、有公益心的能人等，把这些骨干集中起来学习培训，通过培训宣传合作理念和协会合作的基本知识，树立村民的自信心，并协助他们成立文艺队、老年人协会等。因为一切活动的主要因子都是当地村民，所以大学生走后的所有村庄的各种协会的运作和各项活动的开展都持续得非常好。首批二十个村已经获得初步成功，农民成立了自己的文艺演出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经济合作社、学习协会，文艺宣传队把法规政策科技养老等改编成歌词，歌颂勤劳致富，表扬好人好事，到处传唱演出，而且人人都能参予；老年人协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组织老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村子的养老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他事业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参与到合作共建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因此得到了锻炼，人文精神和职业精神都得到发展。其他辅助性的工作：
在总体的支农调研活动的过程中，也不断的产生一些附带性的工作。如农民工支持工作，如各地的对农村发展的研究工作。等等
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就在学校周围，生活着很多需要关注和帮助的打工者群体。因此，农民工支持活动也成为了我们的支农的大学生们在星期六日的关注对象之一。2004年我们特设农民工扶助指导小组，对大学生支持农民工的活动给予指导。大学生的这些活动主要是针对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开展了民工真实生活的调查、教育培训、法律宣传、义务演出和捐衣捐物等活动。以北京为基础，为各地社团作指导性的工作。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一直坚持开办“工友维权培训班”。很多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到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支教活动。
二、我们改变了什么？
被支农改变的大学生们
1．支农活动让大学生们进一步了解农村现阶段真实情况，锻炼了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前，很多从农村来的学生并不是真正了解自己生活的家乡，城市的学生更是仅能从报纸、电视、广播上了解相对片面有关农民的信息。但是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给这些学生提供了一个最贴近基层、了解底层声音的很好的平台。很多学生长期在封闭的校园内无法接触社会，只能看到一个虚拟的看似真实的世界，没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尤其一些学农村社会学、经济学的根本没有去过农村，这是大学教育体制的一项极大弊端。而部分学校组织的下乡活动机制没有正确引导学生，只是观光旅游、敷衍了事、流于形式和表面。大学生支农活动让很多人开始深入实践，用检验角度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审视自己学过的知识，让那些盲目找不到方向的学生知道哪些知识学有所用，让那个曾经只会考试的“机器”开始勇敢的去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也那个曾经与陌生人说话都脸红的学生，开始在几百人的会场上侃侃而谈。
2．增强了大学生对农民和家乡的感情，加强了自己对建设家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责任感和责任心。大学里面虽然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学生，然而有的同学的思想被城市和大学教育环境所扭曲，或远离家乡淡漠了乡土热情，或在生活中找不准人生的定位，他们很多甚至自卑不愿意承认自己来自农村的事实。也有的同学拥有热情，却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缺少自信、支持与交流、实践。在下乡过程中，项目要求支农队伍做最便宜的车，与车内的进城务工农民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要求大学生穿农民的衣服，要求克服掉精英作风虚心向农民学习。很多学生开始以自己出身农民家庭为荣，开始从农民身上学习的精神，开始以农民化而自豪。有的学生积极开始放弃出国机会回乡搞建设，有的毕业后进了最基层的机构工作，有的主动联系自己的家乡和社会资源搞发展。总之，大批学生开始身体力行投身到农村发展中来。
3．经过我们的支农调研活动，很多大学生开始反思学校的现行教育，从而使得自身开始了改变。这种转变其实是很根本性的，一方面是教育的本质的反思，二是关于现有教育方式的反思。教育必须关注人的成长，教育必须走出校园。因此有些人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直接到农村进行农村项目发展工作；有些人经过思索后休学一年，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支农调研的长期实践中来。来自西南农大的肖青、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白亚丽、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陈科灶、来自武汉大学的詹玉平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进展很快、工作卓著，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大学本身也开始了可喜的变化，很多学校的管理层、团委开始转变了姿态，由原来的不支持也不反对，甚至公然抵制转变成了现在的默许，甚至主动合作。大学生支农活动正在成为各个参与学校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主流，同时也成为各个学校活动的引人注目的亮点。先后有东北的、河南的、重庆的、北京的的多处学校开始了和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紧密合作，大学生调研支农活动终于由幕后走向了前台。大部分社团承办了学校的“三下乡活动”，解决了经费紧张问题，也承担了转变“三下乡活动”方向的责任。
4．大学生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不只惠及自己，提升能力并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增强自信；也影响周围的同学以及所在的学校，真正实现了“关注农民、塑造自我、影响他人、服务社会、共同发展“的理念。大批有责任心的社会青年通过系统外的推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取向，使之更贴近生活和民众，更具人文情怀。通过我们的活动，培训了一批优秀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人，这些人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支农志愿者工作团队。几年来，这个团队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农村发展工作，开拓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运作发展思路，他们的培训发展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进一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尽量少投入钱，被很多培训机构采用，更多的吸引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合作，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能力。学生作为主体，精神激励为主，在实践中和运动中锻炼学生的才干、能力和品格。
项目的持续和发展
1．现在我们专门成立了中国梁漱溟文化发展中心，持续和发展着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
2．为了把支农工作推向深入，适应支农调研和新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打造我们的支农品牌，形成我们的支农精神。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组建了大学生支农志愿队。使之能够真正承担起新乡村建设任务，能够起到带动和指导作用，能够随时给农民和志愿者培训，能够形成更加丰富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3．大学生支农活动的广泛开展也吸引了大批社会志愿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大批知识青年的大规模的支农行动，得到了媒体、企业、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通过报道、资助、参与等方式给予肯定和支持，一些专家学者也成为大学生支农活动的方向和理论的指导者。
４．形成了一整套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自我教育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工作思路，并进一步形成了一大批很有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都为未来大学生支农活动的开展和自我完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尤其是网站的建立，该网站目前已经成为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必上的网站，相当多的大学生在这里汲取营养，交流思想和心得感受，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支农调研文化。这种文化的建立为未来中国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改造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工作。
５．今天的大学生支农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一种时尚，虽然能够参与这个活动的人还只是很少一部分积极的人，但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示范和推动效应。在这些人的带动下，社会整体环境的感召下，在大学生里谈论三农问题以及实践三农精神已经不再是什么难言之隐。
学校也给予了各个社团更多的理解支持甚至参与和帮助。支农精神必将成为未来大学校园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我们缺少什么？
项目的执行不足：
一、社会认同问题。主流的说法一向认为知识、科技是改变问题的唯一渠道，所以，大家不能理解这种没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下乡的意义。学者们也经常会问，改变了青年怎么办？不学习，不考研，没有出路；大学生没有钱没有物，对农村有什么用？他们坚信知识是改变农村的唯一手段。所以，没有什么学者愿意站出来说话。从做事的方式上，他们反对这种大规模展开的行动方式，他们认为这样很可怕；主流做事方式是做点，做小事。他们反对大规模，反对轰轰烈烈。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传媒，很少有传媒来系统的报道这件事情。传媒通常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看得到的人或者看得到的点，可以拍，可以写？
二、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工作团队。大学生的流动性大，存量少，辛辛苦苦的培养两年，最后没有办法，还是要回归主流。同时我们缺少志愿者传统。其实对大多数支农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虽然自己喜欢这个志愿工作，有时甚至要把他当作事业来做，但是因为主流社会的压力太大，有生活上的，家庭的，未来预期的，所以最终没有办法还是屈从于主流。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陈乐乐，几次要休学到农村，但是由于母亲的压力，一直都没有成行。每天郁郁寡欢。
三、后续的资金问题很大。事情进展到了这种状态，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渠道很少，这些资金来源渠道还受着来源渠道价值判断的影响所以想获得资金的继续支持就很困难。不仅仅影响到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影响到工作的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都难以形成稳定的工作团队，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亚行的赞助问题的争论，40万与200元，哪一个更好？比如，詹玉平，武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找工作，不想参与到目前的珠海的公司里的工作，但是又没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进退两难。还有很多这样的无路可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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