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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素材——莫言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
负责评奖的瑞典学院在陈述颁奖理由时说，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记载和当代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
据新华网介绍，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11部，中篇小说《爆炸》、《透明的红萝卜》等20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80余篇，还创作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莫言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译成20多种外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蛙》是莫言的近作，2011年8月，莫言凭借这部长篇小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南方周末》曾就小说《蛙》采访过莫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据莫言介绍，《蛙》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
南方周末 专访莫言
高密，山东半岛中部的一个县级市。
2012年10月11日，这里成为中国最为灼热的新闻中心。
连续两天两次的媒体见面会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莫言宣布“不再接待任何人”。
见面会的下午，莫言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被主持人董倩问道“你幸福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2012年10月13日上午8点，南方周末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经拥挤在客厅中等候采访。
莫言要求穿着一双拖鞋接受采访，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镜头，他还是配合着脱掉了运动外套。“这几天我实在是有点疲倦。”10月16日中午，南方周末记者接到了莫言的邮件，他说：“从昨天开始，感冒发烧，浑身酸痛。”
为什么惊喜，为什么惶恐
南方周末：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几种不同版本：狂喜和惶恐；惊讶和觉得遥远；还有“没什么可兴奋的”。上述表达哪种更准确？或者都准确？再或者是一种复合式的反应？
莫言：10月11日18点40左右，我接到评奖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彼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为什么惊喜？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中国——都没有获得，排着漫长的队伍，我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年轻的。他们有的八十多岁才获奖。为什么说惶恐，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有获奖的理由，但他们没有获得，我得到了，因而惶恐。“惊喜”经过两道翻译就变成了“狂喜”。白岩松电话连线采访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当时心情比较平静。应该说，最准确的表达是“惊喜和惶恐”。
南方周末：颁奖词用十分简洁的评价概括了你的文学成就，其中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是一个关键符号。你曾经说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并且多次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作品，但四大名著独缺《红楼梦》，而尤其推崇《聊斋志异》，这与文学界的主流评价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你对“聊斋”格外偏爱而冷落“红楼”？
莫言：关于古典名著，当然读过《红楼梦》，天天说话，有时候为节省时间，就没有提到。即席的讲话总是有漏洞。即便是反复修改的文稿，依然不会面面俱到。《红楼梦》我是18岁读的，在老家高密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从一个工友那边借来看的，它对我的影响很大，里面的很多诗歌名句都能背诵。比如描写贾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对“聊斋”、“三国”、“水浒”的兴趣与年轻有关，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红楼梦》就读得出味道，《红楼梦》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什么特别推崇《聊斋志异》，因为作者蒲松龄是我家乡人，“聊斋”里的很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村里的老人讲过。还有就是他的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入迷。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瑞典文的只有三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为什么是这三部？是出版社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莫言：是翻译家的选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on）翻译的。《红高粱家族》，是因为电影在前面，有一定的影响。《天堂蒜薹之歌》，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英文的版本，还是不错的。至于《生死疲劳》，他们的选择很准确。这都是翻译家的选择，我从来不干涉，也不会向他们推荐。最虚幻，最现实南方周末：《生死疲劳》是你被翻译成瑞典文的“最近”的一部作品。颁奖词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生死疲劳》充满了“魔幻”色彩，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几乎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莫言：关于颁奖词，据说翻译得不太准确，我看到有两种译法，一是“幻觉”，二是“幻象”，好像还有一些译法，总之是一个与“魔幻”不同的概念。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作品的特质，当然用一两句话很难精准地概括一个写了30年的作家，但是还是相对准确。我觉得颁奖词很可能是因为《生死疲劳》这本书。虚幻的部分，比如生死轮回变牛变马，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这部分是现实的。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年。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年之前的，100年之前的。
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出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既是现实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现实生活，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南方周末：马尔克斯之于你是一个被重复了许多遍的名字。这次的诺贝尔颁奖词也有他。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见过马尔克斯？媒体曾经报道，你因为要见到他，在前一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却反而发现了他的败笔。
莫言：《百年孤独》我很早就读过，但没有读完。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2008年要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马尔克斯也要参加。我想，要见崇拜已久的大师，就应该读完他的《百年孤独》。用两个星期读了一遍。读完感觉18章之后写得勉强，甚至有点草率。感觉作家写到这里，气不足，有点强弩之末。我就说，即便是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巅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挑出不足的，当然这只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个人看法。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没去参加这次会议，他因身体原因也没有出席，很遗憾没有见到。其实，作家之间互相读作品，就是最好的见面。
南方周末：法新社曾经发表评论，认为你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蛙》的时候，你有付出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
莫言：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1980年代的中短篇，《枯河》、《爆炸》、《金发婴儿》、《欢乐》等，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他们也可以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当然他们很可能指的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接受采访时也说了，作家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写小说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报告文学当然是越真实越好。小说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写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蛙》是以我的姑姑为人物原型，她从解放初期开始担任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物，自然要涉及到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
开放的故乡，爱知县的“莫言”馒头
南方周末：《生死疲劳》里，元旦之夜在县城广场上，万众欢庆，大雪纷飞中辞旧迎新的场面，你说其实不是高密，而是你2004年底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经历。那个夜晚有多重要，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场景加进了文章里？
莫言：这是个故乡经验的问题，一个作家老写故乡经验会不会资源穷尽？作家开始写作时，一般都会写自己的故乡，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亲朋好友的故事。但这些资源很快就要罄尽，这就需要不断补充。我说过，作家的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变化的概念。作家作品中的故乡，是不断拓展、丰富着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四面的小河小溪往里面涌入。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的事件，各种故事，包括风土人情，自然风光。都有可能拿来移植到他最熟悉的环境里去，于我而言，就是我的高密东北乡。这个日本北海道雪夜狂欢的场面，就被我移植过来。
南方周末：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你的名字“莫言”命名的点心，味道是玉米味的，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在日本的影响？另外，请你谈谈你跟大江健三郎的故事，很多人都认为是他在矢志不渝地把你推荐给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他在本届的竞争中呼声也很高。
莫言：我在日本出版的作品是比较多的，多数都是长篇。除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翻译家吉田富夫教授和藤井省三教授也来过中国高密，后两个都是日本当代非常优秀的中文翻译家，本身也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很深，尤其对中国农村社会非常了解，在翻译我的作品当中，也渗透了他们汉学研究的学术功底。由于优秀的翻译，我的作品在日本赢得了一定的读者。
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有个称念寺，住持和尚伊势德，是个文学爱好者。日本和尚和中国和尚不一样，可以结婚不需要剃度。穿上法衣就是和尚，换上西装革履就是平常人。和尚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分发给周围的信众看。点心铺老板夫妻就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奶油，馒头还不错，我吃过，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那边。和尚还做了酒，红萝卜酒，红高粱酒。
日本文学对中国影响很大，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等，我看过很多，也很喜欢。大江先生是非常有担当、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边写作一边参加政治事务，对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强烈地反对，他最可贵的是有博大的胸怀。大江先生在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颁奖典礼上提到了我。后来到中国的数次演讲中也提到我，他一直说 4 我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近十几年，他是不是每年向诺贝尔奖推荐，我不知道。但以他的影响，一直在说我，这是客观事实。
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在全世界读者很多，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很不容易，我非常尊重他。他虽然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英文很好，西方交流比较广泛，具有更多现代生活气质。他写日本历史方面比较少，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我是无法相比的。我也是他的读者，比如《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他的作品我写不出来。做歌德，还是贝多芬
南方周末：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首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大家应该领会我的潜台词。贝多芬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否真实谁也不知道。当年的音乐家要依附爱好音乐的贵妇、国王或者有权势的人，他们需要被供养，否则就饿死了。贝多芬见到国王扬长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脱帽致敬，被认为没有骨气。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据说是贝多芬自己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个”。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科长，局长，成千上万，而我只有一个。我在军队工作时，有一晚上在办公室看书，一位老领导推门进来，说：“噢，没有人。”我立即回应道：“难道我不是人吗？！”这位老领导被我顶得尴尬而退。当时我还暗自得意，以为自己很“贝多芬”，但多年之后，我却感到十分内疚。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他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和你小时候父母对你的教诲有关，他们叫你不要在外面说话。你吃过“乱说话”的亏吗？什么时候开始“不乱说话”了？
莫言：确实吃过亏，那是“*”时期，人人自危。我现在还是乱说话——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我经常乱说话，有时候得罪了这一方面，有时候得罪了那一方面。要两方面都不得罪，那只能闭嘴。其实，我一直用文学在表达我内心的话，我习惯把我要说的话写到小说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
北京时间12月8日0点30分，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题目为“讲故事的人”演讲。与前一天参加记者发布会时轻松幽默的状态相比，拿起讲稿的莫言更为稳重，甚至显得有些拘谨。在演讲中，莫言大篇幅地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小时候听说书人讲故事的经历，国内外的文学导师蒲松龄、福克纳等，以及自己的重要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蛙》等。
以下是莫言的演讲全文。
忆亲人
此刻最想念的是母亲
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话成长
童年最喜欢当说书人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派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文学路
从蒲松龄到马尔克斯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21年，其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
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4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
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
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谈作品(此处有删减)
钟爱《透明的红萝卜》
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讲故事
因为讲故事获得诺奖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扬扬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8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7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诺贝尔奖颁奖词节选
他是个诗人 让个体升华
莫言是个诗人，他„„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
他以俏皮而难以掩饰的轻快口吻，揭示人类存在的极端阴暗面，几乎无意识地就找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收藏着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历史往昔，但只有极少真正意义上的旅程得以超越这些，描述出一个爱善与邪恶皆有超乎寻常之能量的地方。
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他对大自然有了不起的描绘„„他描写英雄、恋人、拷打者和强盗——他尤其擅长描写坚强不屈的母亲形象。
莫言的故事里带有神话与寓言的伪装，但到头来他却颠覆掉这一切。
莫言采用了源自神话与民间故事的夸张、模仿与派生手法。
何时曾有如此史诗式的春潮席卷过中国与世界？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与一个声音对话，这个声音足以湮没大部分的同行者。
相关评论
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
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昨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界的喜事。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作家也曾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也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这固然会令国人兴奋，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这个奖项。
事实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对待这个奖项，也都非常淡定，并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光环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说，接下来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弟弟得奖自己“很高兴”。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全家共同庆祝时，他平淡地答道：“这很平常。”
相对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非常正常，谁也没有权利强制别人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奖，莫言也不会成为舆论焦点，一贯低调的他，或许仍然会和火热的公共舆论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
当然，莫言获奖或许与中国今日之国际地位有关。近年来中国因为经济的腾飞，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来了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如果以此而证明中国文学就怎样了，则仍然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然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心理，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无论有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文学，而对更多作家来说，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对得起“作家”的称号。
（作者：致渊）
莫言获诺奖中国文学路漫漫且长远
评论员 周东飞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现在，我们似乎终于有底气说，其实获不获这个奖都没关系。在此之前，说出这样的话来，最低限度的风险是被质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看来，还是获了奖的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至少表明了颁奖者对于作家本人和对于中国文学的认可与肯定。因而，我们有必要向莫言也向更大范围的中国作家们表示祝贺。至于最贴切的祝贺语，则要借鉴作家韩少功：“高兴一个小时后，继续写作。”这句话对莫言本人适用，对中国文学界同样适用。
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好消息一定会让很多人由衷兴奋。但是，真正熟悉莫言甚至只是知道莫言的人又有多少？在知道莫言的人当中，通过电影《红高粱》知道莫言这个名字的，恐怕又要占去一大部分。中国文学的小众化，长期以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阅读习惯不彰，文学阅读更加凤毛麟角的情境下，一个作家的获奖，在本质上属于“旁人的事情”。至于因为中国二字而传递开来的兴奋，那是爱国的功效，与中国文学无关。
文学早已习惯于偏居社会之一隅，或者满足于迎合世态掀动一点点喧哗与浮躁，洛阳纸贵、一书动天下早已成为尘封于历史深处的传说。这是中国文学当下的客观事实，不需要用一种主观化了的外在评价来修饰或纠正。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和弱质化，不会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突然发生指向另一端的突变，这应当是韩少功所说要“继续写作”的原因所在。文学的边缘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从脱离说教工具的角度看，“去中心”未必不是回归文学本质。但是，当文学为市场和流俗所俘获，当“去中心”体现为远离心灵共鸣的时候，边缘化的文学依然是让人悲哀的。
文学是经营灵魂的事业，以民族语言为工具的文学，终极的使命应当在于塑造民族的心灵。多年来处于U型谷底部的中国文学，恐怕已经很久没有重温过这样的意识自觉。有人将其归咎于文化载体的多样性与纷繁化，认为在网络和多媒体时代，纯文本已然蜕变为触之即毁的古董。也有人以为人类已进入无可挽回的“浅时代”，深奥的思想是最不受欢迎的物件。作家们乐于在开脱中沉默，经营着文学的肌肤，淡忘了文学的灵魂。
诺贝尔文学奖终究不过是一种评奖，以评委的主观感受来赋予某个人以荣誉。那种认为中国籍作家必须获得诺贝尔奖，而一旦获奖就表明了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性高度的看法，是浪漫的也是无逻辑的。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莫言获奖，如果这一刻中国文学因此就站上了世界的山巅，那么18时59分的时候它在哪里？作家以他创作的作品说话，文学以其对心灵的作为说话，那种靠外在的奖项来寻获自信与自知的态度，说到底是一种浸淫其间太久的不自信与不自知。挟奖以自重，不是中国文学的态度与气派。
诺奖的最大好处，大约是可以促使世故者真正来审视一番中国文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面前重新留意一本书。而今天的中国文学，依旧需要在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砥砺自身来寻找抵达民族心灵的力量。心灵不死，文学不死。诺奖不是山巅的高标，而是中国文学走向民族内心的一块路标，且已在身后。
诺贝尔奖的意义何在？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
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莫言获奖应该是一个提醒时刻。关注获奖没有错，为莫言获奖欢呼更没有错，但是更应该明白，诺贝尔奖的意义绝不在于能否获奖，而在于其所设立的奖项上所代表的知识、技艺和经验。中国文坛应该从莫言获得文学奖上找回曾被我们忽略的人文情怀和文学造诣，抛却浮躁之风，踏踏实实的创作，像莫言那样立足生活，深入社会的最底层，搭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脉搏，深刻揭示小人物的命运，那中国文学才会因为此次莫言获奖而走向世界，才会迎来文学的复兴、文学的繁荣和文学的辉煌。而科技领域，应该从诺贝尔的各个奖项中了解，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哪些知识是最前沿的，哪些领域是需要努力的，查找自己的不足，才能拉近距离缩小差距，才有可能实现超越。而行政部门，更应该为科技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提供充分的保障。
“莫言热”误入恶俗消费
文学应回归本真
距离莫言(微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周不到，细心的民众一定可以发现，一场“莫言热”正在我们周围悄然弥漫。昨天，我们阅读莫言，莫言是我们的朋友、导师、偶像；今天，我们消费莫言，莫言是我们的商品、英雄、图腾。诺贝尔文学奖重新丈量了你我与莫言的距离，近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热爱仍在，文学的信仰与责任从未抛弃；远是因为奖杯吸引了无数陌生人，他们一同站在了莫言面前，阻隔了你我与莫言、与文学的距离。莫言获奖后，实有必要提出以下诸多问题：他将走向何方？我们对他的期待是什么？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学？
就在这些天，诺贝尔文学奖从未像今天这样鼓舞人心。沉寂的中国文坛自不必说，莫言获奖，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中国作家享受重逢，时间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与乡情，他们重温莫言的文学世界，回顾莫言的另一种人生；中国作家还享受鼓励，他们想象下一个莫言，庆幸莫言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期待莫言成为后来者走向世界的“护照”。
诺贝尔文学奖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触目伤怀。过去我们所亟亟批评的话语方式正被部分人重拾，对莫言和中国文学的嘉奖试图超越文学本身，莫言被赋予其个人甚至文学都不可承受的时代嘱托。
而更进一步，附加在莫言身上的恶俗消费亦让人汗颜。童年的莫言“掉过粪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高密火烧”和烤鸡被标注“莫言故乡”，与莫言无关的产品也牵强附会，“送老师”、“送领导”的广告被抛弃，代之以“送莫言”。莫言个人的身价亦在暴涨：手稿一夜飙升百万，升级成“中国最贵作家”；传言《百家讲坛》力邀莫言加盟，开价750万元的天价；以莫言旧居为基础，红高粱文化品牌开发已在推进中；某白酒网站也不甘落后，在其软文中称，“莫言作品多有对中国白酒的描写，可以说，白酒是他文学作品里的一种文化象征。”
一切看似都在变化，一切却又毫无变化。这是一场荣耀的狂欢，却也是一次失落的见证。荣耀刚过，我们难免要回归庸常，走向俗套，踏入陷阱。难怪有网友大胆预测“莫言必登央视蛇年春晚”。文学家莫言正被搬上舞台，痛心的是，我们消费的不是文学。一个被期待赋予永恒价值的文学家，正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他正在被加工，被装扮，被想入非非。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文学这么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离文学那么远。
无意贬损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反，清醒的恰恰是莫言本人。对于自己获奖的原因，莫言说，“最重要的是我作品的文学的素质”；对于获奖的价值，莫言说，“得奖不代表我就是最好的作家”；对于中国文学，莫言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对于文学创作，莫言说，“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对于作家的责任，莫言说，“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应该包含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家的价值离不开作品。作家莫言在他的文学巅峰，不忘清醒认识自我，仍然皈依文学价值，这种回归，就像麦子对土地的眷恋，果实对种子的忠贞，飞鸟对天空的守望。它是作家应有的风范，亦是作家基本的觉悟。
莫言在坚守，却也是在拷问。文学何以变异，作家为何浮躁，而我们的土地为何也在排斥文学的本真。莫言获奖，时间进入下一个轮回，忘却那些不该有的自负或伤痛吧，人生短暂，而文学之树必将常青。成群结队的文学巨人，明星闪耀的中华文明，让我们以惯常的仰视姿态，回眸历史的闪耀瞬间，丈量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心灵与文学本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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