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散结构与园林艺术的逻辑行程（精选10篇）由网友“叮咚响”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耗散结构与园林艺术的逻辑行程，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耗散结构与园林艺术的逻辑行程
耗散结构与园林艺术的逻辑行程
耗散结构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文化,20世纪下半叶科学思想的代表,它解决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难题,对世界科学图景和人类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耗散结构角度研究园林艺术发展的逻辑行程,对当今园林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作 者：韩步阳 Han Buyang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海通镇人民政府,江苏,射阳,224343 刊 名：林业勘察设计 英文刊名：FORESTRY PROSPECT AND DESIGN 年，卷(期)： “”(1) 分类号：S7 关键词：园林艺术 耗散结构 开放 非平衡 非线性 涨落篇2：《金刚经》逻辑与结构
《金刚经》逻辑与结构
综观《金刚经》，不但有其清晰的主题，并且其逻辑结构也很严谨，层次分明，一目了然。这无不说明佛陀说法度生的权巧方便、化导有方;译人的翻译水准之高超，义理组织之周详，于此可见其一斑矣。
据说古印度的逻辑学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五明”中的因明学，所谓的“宗、因、喻”三。 “宗”就是指所立的论题; “因”就是为了说明“宗”之所成立的缘由; “喻”就是用浅显易懂的比喻、事例说明“因”所阐述的道理。即就是先“标宗”，立论题，次“述因”，摆事实、讲道理，后“举喻”，举例子、打比喻，以做进一步的浅近说明，以达到预期的功效。也是“宗——因——喻”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佛陀当年说法也采用这种因明逻辑，也就是说以“宗、因、喻”的形式进行阐述、论证佛法的真理。
作为逻辑学的一种，因明又与内明有所不同，内明是指佛教的内典因明学。而因明的宗又与佛典的宗有着根本不同的内涵，因为佛典的宗是整个佛法的核心部分，也是佛陀说法的宗旨所在。如小乘佛典的宗旨是以明“人空”为主，大乘佛法的宗旨是以明“法空”为主。一般的经只有一个宗，如《佛说阿弥陀经》以信愿行为宗， 《金刚经》以发菩提心为宗等。因明的宗是论辩者自身所要阐明的观点，像这样的宗，一部佛经可以有很多个。在因明学中，宗、因、喻三是同等的重要，若无因，宗则难以成立;若无宗，因则无所归;若无喻，则难以说明因之正确，宗之成立。所以，标宗、述因、举喻三者是同等的重要，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佛陀在《金刚经》中，为了开启人们的菩提心，发扬菩萨的入世度人精神。围绕须菩提的三问，首先阐述欲发无上菩提心者须先“降伏其心”的必然性，次则说明菩萨广行六度时应“无住生心”的不可或缺性，后则详述诸佛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深奥道理。这是告示人们，由因趣果的一条层进式的渐次修行道路，也是佛陀说法遵循因明逻辑规则的明证，使抽象难懂的道理显得有条理化，也易于人们理解接受。
在《金刚经》里，佛陀为了论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重要性，大概分了三步进行论述。因为此句是全部经文的节骨眼，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远离“四相”的具体落实，是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必由之路。佛陀有次第地先开示人们，要远离四相树立佛法正确知见。如经云： “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 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接着又示其“住心”之方，令其付诸于实践。如经云“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最后佛陀又结示受持、读诵、演说、流布此经的种种福德，胜于“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祗世界七宝持用布施”的福德。而流布此经的最佳方式在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陀这种由“观念——行为——观念——行为”，互为里表，层层深入的，像“庖丁“解牛”似的论证方式，是有很强的逻辑征服力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正确性，启发人们的深信心，破除人们的疑惑，不惜唇舌地花费了大量时间宣说了种种菩萨所应行的理论根据。就如在正宗分中，佛陀接二连三地问了三十个“于意云何”，分别就十方世界、如来色相、五眼六通、小乘四果、授记有无、布施忍辱、来去有无、诸相非相、菩提无法、净土度生、说法有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激烈精彩的论述。终于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角度出发，彻底打破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僵局;以“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无相行施精神，唱出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寒梅考验，证明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千古铁案。
作为因明的逻辑学，不是完全专注于空谈理论，而在于举例及喻说，以期达到人人心悦诚服的真实可信才行。为了说理的透彻，特别是为了能取信于人们， 《金刚经》中就列举了许多的.事例，并以恰如其分的比喻作了说明。如在阐述“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以佛陀自己的往昔修因事例作了有力明证，文云： “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阐述得诸佛授记无法可得的道理时，又以自己当年得记为例说明，经云“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说明。
为了发扬“无住行施”的菩萨道精神，可谓是佛陀苦口婆心，以“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的身份，告慰须菩提说：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又恐众生难以彻底深信奉行，则以种种譬喻说明了住与不住的利害关系，如文云：“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经中像这样的比喻是很多的，举不胜举，不再列举说明。
综观《金刚经》经文：主要是以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貌三菩提心为宗，展开了探讨，以种种譬喻、因缘、本生等故事为证据，说明“离相伏心”、 “无住生心”的般若妙用，此经除了“发菩提心”这个大宗外，还有几个小宗，也都采用了同样的说理方法。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等。当然这些小宗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围绕“发菩提心”这个宗趣而服务的，相互间的归趣是统一的。
总之， 《金刚经》体现出了因明逻辑学的宗、因、喻的特色，再加上优美的语言文字，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从宗而因，由因而宗，因宗一致的逻辑推理来说，可谓是达到了恰到好处的境界。而其中的“喻”说体现出了佛陀说法普被三根的悲心，也为经文增添了色彩，处处显示了经文组织结构的严谨，读后回味无穷。
拓展阅读：《金刚经》要义
“金刚”是喻，比如“般若”，般若是智慧，是破除一切无明的大智慧。智慧如“金刚”一样坚固，锋利光明。所谓坚固者，可摧坏一切烦恼障。但不被诸障所破坏，故名坚固。
所谓锋利者，能打开一切迷梦，穿透一切障碍，故名锋利。所谓光明者，智慧心地普照十方，故名光明。坚固喻其体，锋利喻其用，光明喻其相。“金刚”之喻可以表诠般若之妙义，故以“金刚”为喻。再者依玄奘法师所译，“金刚”是指一切烦恼，坚固难破，故名金刚。“般若”之智能断“金刚”，故名“能断金刚般若”。两种比喻虽然有一定用意区别，但实质都是认为般若可度彼岸。依本人理解，“金刚”应是指“金刚道”，所谓金刚道是指十地菩萨于十地终心之无间道，即金刚心。此之为入佛法界，故名无上乘。前一刹那为大乘菩萨十地，后一刹那即是圆满无上佛果，此为金刚道，也是无间道。由此尽断一切微细之障，故可名曰能断金刚。
篇3：成都武侯祠园林艺术与结构布局论文
三国时期能够保留至今的园林并不多，成都武侯祠因而在我国古典园林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成都武侯祠是为了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而建造的一座祀庙，由于诸葛亮这一人物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广为人知的影响，因而成都武侯祠背后的文化意涵一直以来都掩盖住了其本身的园林艺术特色。事实上，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特别是结构布局方面的特色也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武侯祠本身的建造目的是为了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及蜀国皇帝刘备等蜀国英雄的，属于祀庙园林的范畴，但是在后来的改建变迁中，也不断融合了新的园林艺术形式，吸纳了祀庙园林的特色和川西园林的一些艺术形式，成为一座包容性很强的综合性园林。
一、成都武侯祠概述
成都武侯祠始建于223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多有损毁，经过几次较大的变迁和修缮保留至今。成都武侯祠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而修建的，诸葛亮身为蜀国丞相，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历史影响深远，而且成都武侯祠君臣合祀的形式在我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诸葛亮病逝于234年，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由于诸葛亮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成都武侯祠因而也是成都的一个重要景点，自古以来便有许多人参观游览。据《三国志》记载，223年刘备病故后葬于惠陵，并且修建了汉昭烈庙，而成都武侯祠最早便与汉昭烈庙相邻，后在南北朝时期被合并在一起，目前成都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修建于1672年，现为我国AAAA级旅游景区，也是我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在一千多年的变迁中，其结构布局和园林艺术风格也多经改变，因而从园林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风格是在历朝历代修缮变迁中不断融合而成的园林艺术[1]22。同时成都武侯祠作为川西园林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其修缮变迁中，川西园林风格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前成都武侯祠的面貌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川西园林的影子。并且在1672年的修缮中，将刘备与诸葛亮合祀的格局打破，分为了汉昭烈殿和武侯祠殿，这一格局保留至今。因而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成都武侯祠面貌，其主体沿承主要是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其园林艺术特色和结构布局也受到当时园林建造的一些影响。
二、园林艺术与结构布局鉴赏
1.古朴典雅的园林风格。从整体的园林艺术风格上来看，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风格是古朴和典雅的，园林文化以“三国文化”为主要脉络，这也是将之称为“三国圣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成都武侯祠在园林艺术中有着浓厚的古朴和典雅气息，追求诗情画意般的意境，既有规则布局又有自然布局，以静远堂后的荷塘为分界线，荷塘西北有船舫和桂荷楼，桂荷楼是水景区域的最高点，也是欣赏全部水景的最佳地点。从桂荷楼上放眼望去，整个荷塘景色尽收眼底，而船舫则采用悬山样式建造，与荷塘交相辉映，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荷塘的水景部分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气息，并有着浓厚的文人底蕴。唐代杜甫曾居住于成都，多次游览成都武侯祠，并留下许多传世佳作，杜甫诗作中对于武侯祠的描绘在后来的修缮改建中也起到了很大影响。因而成都武侯祠园林艺术风格中古朴典雅的气息与杜甫诗作文化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在武侯祠的密林中修建有三座独立庭院，分别是听鹂馆、听鹂苑与和畅园，这三座独立庭院中有着浓厚的川西园林特色，建筑形式古朴简约，隐藏在密林中，由小路连通，正可谓“曲径通幽”。从我国的传统园林文化中可以看出，这种建筑形式背后的文化意涵也有“藏而不漏”、“君子守拙”之意。这三座独立的小院在建筑风格上也别具一格，将自然元素有效地利用了起来，建筑布局也并非完全对称，而是以融合外界自然事物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对称，并不追究繁琐和奢华，以简约、古朴、自然为主基调[2]3。
2.具有人文气息的植物景观。成都武侯祠的植物景观也是其艺术风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杜甫诗中所言“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树便是武侯祠中主要的植物景观。柏树在我国园林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柏树常被种植于纪念性园林中，在我国现代的一些烈士陵园中也多有种植柏树，以示对先人的怀念和祭奠。同时，柏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还有着其他的含义，柏树被看做君子的象征，而武侯祠中柏树景观的形成一方面源自杜甫诗作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柏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成都武侯祠中种植的植物景观非常多，以柏树为主，辅以榕树、松树、喜树、香樟等常绿乔木，并且还种植有大量的灌木，如丁香、宝珠香、六月雪等等，地被则以麦冬为主。在此之外，武侯祠中另一个重要的植物景观便是竹，竹同柏树一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君子形象的代表，武侯祠中种植的竹种类很多，有棕竹、毛竹、文竹、紫竹等等，数量超过一万根，分布在溪畔、江岸等各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古朴典雅的独特景色[3]37。正如诸葛亮所说“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竹这一意象不仅符合诸葛亮的形象和品质，也符合我国文人雅士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从中也可以看出，成都武侯祠在植物种植选择方面并非是无意的，而是通过自觉的人为选择，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具有深厚人文气息的植物景观。这种植物景观与武侯祠本身的建筑文化风格也十分协调，充分烘托出了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并且也给人以更多的文化意涵。
3.富有层次的空间处理。武侯祠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开敞式、封闭式、楼停式等各种建筑形式错落其间，园中的建筑风格也并不统一，祭祀殿以庄严肃穆为主，而其他景致院落部分则以古朴典雅为主。在刘备殿西侧的碧草园中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心处建有鸳鸯亭，通过廊桥连接，构成“品”字形，这种庭院格局就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并且其他院落也呈散落式分布，这些院落又与武侯祠的整体布局形成了空间层次结构。各个院落独自构成一个封闭的小区域，各自之间又相互连通，没有破坏武侯祠的整体格局，而又将院落建筑风格与整体建筑风格相融合。如荷花池、香叶轩、爱树山房、三顾园等等，在层次结构上十分丰富，巧妙地进行了空间处理，形成了立体感很强的空间结构。因而整体上而言，院落之间的封闭与开放在空间处理上就形成了统一，并且辅以树木和亭宇，保持了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各自封闭院落之间也有着一些重叠之处，走廊和花墙成为院落间相互渗透的关键点，通过这种渗透，使得独立封闭的小园相互融合，空间上的处理与层次丰富更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4]28。这也使得游客在游览武侯祠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空间视觉上的错觉，形成一种独有的美感，置身其中能够领略到各个小园中曲折蜿蜒的独特景致。刘备殿较为宽敞，大气庄严，十分肃穆，而其他独立院落的风格就与刘备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同的建筑风格在武侯祠中实现了统一。在这之中，空间上的巧妙处理与丰富的.层次结构，就是融合这两种建筑风格的重要部分，正是在这种过渡效应下，二者的融合才更加协调和自然。
4.中轴线对称的整体布局。以中轴线为分界，两端对称的布局结构是我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布局方式，在成都武侯祠的整体结构布局中也是如此，武侯祠中的主体建筑分布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分别为诸葛亮殿、过厅、刘备殿、二门、大门，其中大门是武侯祠的入口处。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中，刘备殿和诸葛亮殿是主体，这两座建筑以中轴线为基准，分布在整个武侯祠的中心处，两座大殿建筑风格十分庄严肃穆，刘备殿更加宽敞、大气，诸葛亮殿则更为紧凑。从大门处一直到最后的诸葛亮殿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中轴线两端散布着众多独立的小院落。这种布局方式是我国古典建筑中常用的方式，在川西园林中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在康熙年间对成都武侯祠的修缮中，将原本合祀一殿的诸葛亮与刘备分开，并且刻意将刘备殿修得更加宽敞，放在诸葛亮殿前，以此体现君尊臣卑的思想。但是事实上，从诸葛亮殿的结构形式和其他院落的分布来看，诸葛亮殿依然是武侯祠中的主体建筑，依照我国传统古典园林建筑中的思想，中轴线上位置最后的大殿并不是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应当在前或者在中间部分。武侯祠中的刘备殿位于中轴线最中间部位，大门、二门在前，过厅、诸葛亮殿在后。但是事实上，诸葛亮的名望和影响很大，并且武侯祠的建造目的也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因而虽然在清朝康熙年间被人为地进行调整过，但是依然无法改变诸葛亮殿的主体建筑位置，这一影响并不仅仅是文化因素造成的，从其建筑的后续修缮中，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张俊峰.儒家思想对四川名人纪念园林植物选择的影响[J].四川建筑,（4）.
[2]张丽君.成都武侯祠园林特色赏析[J].四川文物,（4）.
[3]刘金梁.浅析川西历史名人纪念园的造园艺术[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4）.
[4]刘庭风.巴蜀园林欣赏（二）武侯祠[J].园林,（2）.
篇4：耗散结构与农地可持续利用
耗散结构与农地可持续利用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地利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说明耗散结构是我国农地可持续利用的前途与生命力所在,并用该理论指导我国农地可持续利用.
作 者：冯祥锦 陈洪昭 作者单位：冯祥锦(福建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福建福州)陈洪昭(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刊 名：农村经济与科技 英文刊名：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 年，卷(期)： 16(12) 分类号：F3 关键词：耗散结构 农地 可持续利用篇5：《逍遥游》的逻辑结构与本义新探
《逍遥游》的逻辑结构与本义新探
《逍遥游》可分为六段,六段之间在逻辑结构上高度一致,其共同逻辑指向是“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代表惠施的境界,以出仕为官作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大知”代表庄子的境界,否定以出仕为官作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大知”境界即是“逍遥”.“逍遥”的`本义是“无为”之乐,具体涵义是心存高远,不汲汲于功名.郭象、支遁二家对“逍遥游”的阐释,都不合其本义,问题出在不顾文理,没有认清《逍遥游》的内在逻辑结构.
作 者：檀作文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100037 刊 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4) 分类号：B223.5 关键词：逍遥游 逻辑结构 本义篇6：新闻实质定义的逻辑结构与新闻的属性
新闻实质定义的逻辑结构与新闻的属性
定义并不一定反映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特性.这是因为事物的`特性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特有属性,这种属性只具有区别性这样一个特点;另一种是本质特有属性,这种属性既具有区别性特点,又具有规定性特点.规定性就是某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那种性质.
作 者：姜竹潭 作者单位：沾化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刊 名：青年记者 英文刊名：YOUTH JOURNALIST 年，卷(期)： “”(8) 分类号：G22 关键词：篇7：素质与序秩--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教育学原理探析
素质与序秩--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教育学原理探析
“智慧素质是知识的序秩”,由于“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所以智慧素质是在“情感势”和“意识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融合性教育激励“爱”,“爱”就是智慧素质形成中的.“情感势”,所以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融合性教育.
作 者：李德昌 田东平薛宇红 LI Dechang TIAN Dongping XUE Yuhong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710049 刊 名：系统科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年，卷(期)： 14(2) 分类号：N941 关键词：素质教育 耗散结构 高等教育 素质与序秩篇8：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作者：吴素雄陈字吴艳
中国行政管理 05期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02-0049-05
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来，过去单位组织中分解出来的社会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使得社区这个原本无实质组织意义的居住单位，逐渐突破了社会求助的范畴，并转化为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地域单元。社区减弱了行政性、单位性，正在形成社区居民新的利益整合点和组织层面，并产生出大量具有中介性质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然而，众多内生于社区的自发性草根组织在承担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存在规模过小和资质不足的问题。如何找到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点，需要深入研究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一、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
在社区范围内，居民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琐碎的、不确定的，因此居民所要求提供的服务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使得政府整齐划一的制度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需求，而提供这些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服务正能体现社区组织的价值。所以，政府在行政事务域中无法用制度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社区自主性和弹性的服务来弥补。与此相应，社区需求会刺激社会分工从而内生出非规模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体系融合于不同的社区内部的单元之内，这些单元是自生的，带有明显的自治性色彩，所以，社区工作不能单一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方法，社区矛盾必须用自身的方法解决。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是在自主性的空间中，面对琐碎的、差异性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发现需求，寻找激活资源，而政府是资源提供的一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购买服务，提供服务的成本。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为社会服务性组织发育提供了可能途径。在这里，政府不是延续家长式的管理，而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为非政府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这种服务供给模式，是多元主体代替单一主体的一个突破，也是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其核心是要形成社区需求驱动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体制，从而改变政府向社区投入资源的决策方式。自在自为的社区空间所形成的需求为导向及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如图1)的展开理论上会走向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要素的互动的社区发展方向。
图1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需求导向模型
然而，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项目完成模式必须以契约为中介，必然会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这里指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所需要的成本，包括经济活动能获得贸易收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本。[1]威廉姆森认为契约交易费用的多寡取决于三个方面：(1)完成交易所需要特殊投资的专门化程度；(2)经济活动中交易的频次；(3)确定性的程度。[2]在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中，社区社会组织并不具备下政府合作的常规条件，非规模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处于社会组织及社会层次的最低端，在实际操作中，结构缺项、功能失调最为明显。尽管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社区微型及异质社会服务需求，但除少数非企业单位外，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达不到民政注册的正式要求，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会导致这种组织行动的法人资质不充分，加上众多的数量和类型，使得监管和评估无从着手。
社区社会组织的微型化、草根化取决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客观需求，而社区社会组织难以规范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区社会组织规模小，资质不够却又在社区或街道备案得到活动的合法性，进而形成了不清晰的责任主体。如果责任主体和责任关系在公共服务的供应环节中缺失，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阻塞。而责任关系又分长期责任和短期责任两种。短期责任是公民和客户在交易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服务要求。而长期责任则体现为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表达权和契约来实现的。政策制定者和机制服务联系的要素是契约。[3]然而，草根性的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功能缺失一方面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定位，另一方面又无力对社区居民负充分责任。
二、社区社会组织生产公共服务的整合逻辑及整合主体选择
在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之下，政府会从两个方面提供公共服务：由其中一个组织将其它同一水平的非营利组织合并重组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使整合后的非营利组织的承担能力加强，运作更为规范；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的二级服务提供方，并形成依附控制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平等合作关系就不再存在，于是就会再处理所谓分包服务的情况。[4]目前的情形是，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只是在社区产生以满足社区成员临时性需要的松散性单元，这些组织通常只对成员负责，因而成立的条件较低，它们只在街道或社区备案，并不能承担政府委托服务，因而政府与之互动的法理基础缺失。然而，随着就业单位社会功能弱化，从其中分离出来的服务需求增长，要求社区提供婚姻介绍、幼儿教育、文化艺术培训、文娱体育、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各种养老、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政府就此会面对两种选择：一是创造政府与社区通过契约进行治理的条件；二是将政府科层延伸到社区。第二种情况在当前的社区治理中具有普遍性，而第一种选择在当前是一种理性兼理想的模式，其运用就必然会出现社区公共服务的二次分工(如图2)。[5]
图2 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二次分工模型
上图体现了社区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政府直接整合社区社会组织来生产公共品，资源配置与消耗过程直接在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发生，这一模式体现为单次分工的公共服务供给。其二是在政府与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再出现一种专门性组织，这个组织对于微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来说具有枢纽性质，相当于一个信息和整合平台，并且通过这个平台来扶持、协调、监管和评估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然而，按斯密与杨格定理，专业性的生产出现和存在与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要正相关，市场范围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就会提高。同样，市场范围没有大到一定程度，专业生产者不会实际存在。[6]相对于当前社区的限定范围，体制外的整合性枢纽组织还难以自动出现，还需求要政府自上根据实际需要自上而下推动。这样，就会出现在政府推动下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二次分工：第一次分工体现为政府向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第二次分工体现为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对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的组织。无论是单次分工还是二次分工都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与生产的分离。[7]
政府退出社区为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并一定程度节约人力、财力资源，但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政府出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考虑，必须强化枢纽性组织的法人地位、专业程度以及其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其自愿承担政府的部分功能。基于此，政府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积极建构一个专门性组织代理政府处理相关事务；二是让居委会承担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的责任。前一个方案较多出现于经济与社会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后一方案具有普遍性。但无论那一个方案，按二次分工模型来分析，并不能形成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为前一个方案组织是半社会化，后一个组织是半官僚化，都不利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产权明晰化。而要真正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关键是做到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的分离，而两者分离的性质与水平则取决于取决于“委托―代理”的方式和性质。
尽管国家法律明确界定了社区居委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在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却承担了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工作，其范围涉及家庭婚姻、收费收款、治安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宣传教育、社会救济、环境卫生、文明达标、就业服务、取证盖章、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各类检查评比。居委会这种应然角色和实然角色的冲突源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也意味社区居委会很难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过程中形成与政府的平等主体地位。在这种治理结构之下，对政府来说，逻辑的选择是强化利益关联来强化居委会对上负责。《居委会组法》明确地将居委会的工作性质、工作目的和任务、办公经费、资金来源及社区工作人员工资赋予了较为强烈的行政特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党组织在社区中的作用以及党政之间难分彼此紧密关系来强化居委会和政府行为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居委会与政府之间建构了一种事实上的上令下行的半官僚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策的贯彻，但不利于建构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契约性合同关系，因为居委会的政治性身份使得其与政府间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的交易过程无法实现产权的明晰化，而不能成为有效率的供方。
当前，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居委会代替政府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具有普遍性，但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公共部分的改革要求。通常，公共部门的改革有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改进结果或节约成本。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前者，最优的选择是引进新的制度、技术和项目；如果目标是后者，缩减则是迫不得己的选择。[8]缩减是政府的改革的一个趋势，但并不是确定不移的，是要好的结果还是要缩减要视国家的总体需要而定。目前国家的行动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公平以谋求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以有效性为基本目的。因而，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在较为低效的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找更为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必然是题中之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专门性组织首先由政府自上而下建构，其人力和物质资源来自于政府，这使得政府与这种专门性组织的关系落入政府与居委会的雷同关系。要避免这种情形，关键是要以承包合同取代等级制度，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态势。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为其物品和服务不停地刺激和模拟竞争。[9]这一关系的实质是要形成政府与一些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合同治理关系。与从政策到产品的权力链条不同，承包合同是一个能分离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产出的谈判性文件。[10]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合同来实现执行权力和责任的移交。合同的可以使得合同双方平等地约定双方责任、义务和权利以减少机会主义。[11]另一方面，这种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又体现为功能性群体，它与生活社会相对应表现为人类组织的基础性。在市场的作用下，基础性社会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为社会整合的需求，功能性组织必须得到发展。[12]因而，为弥补国家体制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非竞争性缺陷，国家必须在体制外发展社会整合所需要的专门性组织。
三、体制外枢纽性组织的发生逻辑及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结构
随着体制外整合性组织的出现，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事务主体从社区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公共服务的治理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关系主要发生于政府、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消费者之间。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多层次、多类别、多数量、微型规模的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评估、监管与孵化事务。这种整合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解决了政府在预算约束下监管能力不足的困境，但这种枢纽性组织一方面并不是社区居民直接需求之下市场内生的产物，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尽管为非营利组织，并非典型的市场交易，但并不是没有交易费用，事实上，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市场利用费用、企业内部命令传递费用、政治实体制度结构运作与调整相关的费用。[13]国内的实践中实际存在着广泛的产权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组织交往运作成本、各种风险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体现为产权交易、信息共享和监督规范平台，这一析出的专业化分工能克服政府监管社区自主域空间的不便，减少其它社区社会组织完成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然而，这种自上而下建立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整合平台，并利用信息技术实行网格化管理，但由此会出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的进一步分离，分工链条加长，会产生新的经济外部性，与预算约束形成紧张关系。同时，官办组织会模糊产权，降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给效能，这意味着，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是否能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其有效性取决于专业化与分工节约的费用与带来费用的比较。
社区社会组织的非规模化约束使得社区社会组织的在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过程中的整合不可避免，这尽管包含了政府的理性选择，但也体现了社区的需求导向。整合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枢纽性整合平台是市场和社区需求导向下的专业化产物，但如果不能克服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就不能化解社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过程中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因此，枢纽性组织作为作为一种专业化形式虽然使得政府购买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成为可能并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但这并不是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充分条件，当我们认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实现过程仍然存在交易行为时，它的充分条件在于其在实践中的交易效率。
枢纽性社区组织的交易效率理解为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与交易费用之比，其中专业化收益包括原先生产费用的节约和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因此亦可以表述为当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出现时，在其带来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分工最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交易费用。当枢纽性组织的作为社区社会组织中新析出的专业化组织，其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信息集散功能，还在于其具有统筹功能，可以将原先相互分割的局部性需求将逐步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从而节省交易费用，否则，当交易效率太低，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小于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退回到专业化以前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枢纽性组织的的效率不高，人们宁愿放弃新的专门化组织所带来的好处，回到原先各社区社会组织的分割状态，也不愿承担新的专门组织出现所带来的费用。这也意味着即使社区的需求规模能提供更优的专业化水平的费用，也会由于新的枢纽性组织的效率太低而不会出现，因而会出现内在的供给不足。
当枢纽性组织的交易效率提高到即专业化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费用时，人们就会选择新的分工方式，供给就会增加，因此交易效率实际上是为专业化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主观可能性，形成了内在的供给推动力。所以当这种客观可能性与主观可能性相一致即外在需求与内在供给相统一时，就会形成新的交易效率均衡点，新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就会出现。然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要提高效率存在三个约束性条件：其一，社区公共服务范围狭小，加上其非营利性质，使得其缺乏市场驱动因素，所以要提高其效率，并保证其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就要改变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问责主体；其二，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易受政府的强势约束，而成为实际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使其服务行为难以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导向原则相一致；其三，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有性，客观上决定了经济市场上难以存在大量提供此类产品的经济主体，无疑又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程度。
在克服资产专用型约束方面，存在三种基本途径加以解决：一是将其纳入到层级组织体系内；二是完全放弃契约；三是制定专门的契约规则。[14]由于公共服务中存在着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为了防治契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制定非标准契约进行防范，私有机构往往要求签订长期契约，弥补资产专用性的缺陷，使政府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之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机构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寻求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政府往往缺乏相关的信息，难以有效地约束私有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
篇9：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逻辑与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度化明晰社区社会组织产权的社会属性(如图3)，强化一般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消费者的对于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评议。这意味着政府评估各类草根组织的责任已经转变为政府对于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评估，从而大大简化了评估的复杂性以及评估对象的数量。政府的评估是政府对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购买、奖励或资助的依据。这样，政府与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实质上形成了长期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纵向一体化的替代方案时可采用两种形式：(1)由政府或某些外部机构在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明文契约来保证；(2)如果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则通过“断绝往来”的市场机制强制执行的暗示性契约来保证。[15]显然，前一方案会破坏市场化过程中产权主权的平等地位，后一方案意味着政府必须打破预算约束在社区内建立多个枢纽性组织，当这两种方案在目前都无法实行时，政府只得与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形成长期合作。
然而，由于契约制定者很难预测到未来的情况，而且现有的契约制定技术很难将契约的适应性与准确性良好地结合在一起，长期契约常常存在很大的漏洞。[16]在长期合作的契约约束下，一味推动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产权，就会使政府不得不被动应对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面对类似的困境，以威廉姆斯沿袭Macaulay“私人秩序”和科斯“交易费用”的认识，提出通过科层、混合形式或企业、市场或和官僚组织等多种治理结构来解决契约不完全问题。[17]因而，在现实的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目前仍然不得不折衷地以对人的考核来代替对事的评估(如图3)，而这一折衷事实上仍然将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留在体制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社区内部只有单一的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事权与财权倒置的权责结构所造成的预算约束的产物。[18]政府通过强化对社区枢纽性组织的体制内压力，从短期而言，取得了效率上的比较优势，简言之，在于通过政治过程确定公共服务的目标、数量、标准以及规划，并运用监管，补偿等办法保证其顺利实施。[19]这种压力结构在报酬递增规律作用下得以强化使得枢纽性组织难以明晰产权，也就难以摆脱其体制内可有可无的的尴尬处境。
四、结论
在宏观的公共管理体系转型不够以及支持社会福利的预算不足的情况下，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难以打破其社区内的垄断地位，因而始终存在着社会化不足的压力，作为回应，当前基层政府在实践中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压力型体制以及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来发挥枢纽型组织作用，并通过党员的先进性来化解其官僚性质，从而形成了体制内考核，加上体制外民主评议的治理结构来代替理论上更为合理的第三方评估，在这种官僚制压力结构之下，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尽管能够通过整合社区社会组织来达到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目的，但仍然偏离了其需求导向及提高效率的社会化初衷，因而，目前的治理结构只能是一种权变手段，从长远来看，政府应通过提高预算、明晰产权及第三方评估来还原社区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
作者介绍：吴素雄，温州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陈字，温州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吴艳，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温州 325014
篇10：从耗散结构理论看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教改革--兼论创造性思维的耗散结构模型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教改革--兼论创造性思维的耗散结构模型
耗散结构理论作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具有普通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以耗散结构理论的启发为依据,揭示了创造性活动的发生机制,建立了创造性思维的耗散结构模型,探讨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及高等教育改革应该努力的方向.
作 者：陈士俊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天津,300072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3 19(5) 分类号：N941.91 G649.21 关键词：耗散结构理论 创新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改革江南园林造园特点南方人口较密集，所以园林地域范围小；又因河湖、园石、常绿树较多，所以园林景致较细腻精美。因上述条件，其特点为明媚秀丽、淡雅朴素、曲折幽深，但究竟面积小，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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