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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共15篇）由网友“沙地”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篇1：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
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
摘要：民族文化是构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因素，民族题材纪录片具有记录保存文化、阐释文化意蕴、传播交流文化等功能，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民族题材纪录片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本文旨在探寻民族题材纪录片对于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化意义与传播效应，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思考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价值，以实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担当。
本文对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界定为：由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创作者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纪录片。这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题材的新闻纪录片、民族志影像、少数民族专题纪录片和一部分人类学纪录片。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题材纪录片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
一、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传播功能。
民族题材纪录片发挥着重要的传播民族文化的信息载体作用，作为一种有机的艺术生命，它具有吸收文化精髓、铺垫文化底色的功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纪录片的文化意蕴，是指纪录片在叙事的同时，着意透露的民族、历史、地域背景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生存状态以及生活情感方式等具象化、感性化的文化信息。
纪录片的文化
意蕴使纪录片叙事有了内在的张力和深沉的底蕴，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
（一）记录保存文化。
首先，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和生命，是科学性的基础和前提。巴赞认为“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揭示真相，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
所以，用摄影机镜头记录事物原貌的纪录片在记录民族文化、表现民族文化本质方面具有真实性和无限接近真相性。其次，影像手段可以保存拍摄对象的本源形态或者说原生态性。《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中认为“,传统研究手段，虽然也包括实物收集与保存，但主要是诉诸文字，难以真切细致地保存文化事象鲜活生动的本源形态”,与文字或其他传统记录方式相比，影像手段更能保存拍摄对象的本源形态或者说原生态性，因此用影像手段记录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另外，影像可以展现时间维度的完整性。由于人眼观察及人脑记忆的局限，文字不可能记录事件的全部，会存在部分被忽略的情况，而摄影机既可以捕捉视野内的全部视听信息，又可使观察者在任何时候重复观看任意情节，归还当时记忆，这是摄影机的重要功能之一，确保影像采集在时间维度中的完整性。相对于传统记录手段，纪录片能够更好地记录和保存文化。
（二）阐释文化意蕴。
纪录片不仅可以记录和保存文化现象，还可以通过影像手段独立地描述文化现象，将一些文字无法表达的抽象的学术观点具象化，影像资料可以用于佐证研究者的观点和论据，使民族文化相关的理论阐释更加有力。影像手段可将原本象征隐喻的资料变得具象浅显，也可将具象浅显的资料变得象征隐喻，保留民族文化最深层的意义。影视通过图像传达信息，与抽象化的文字相比更直接、具体和形象化，因此依靠影视图像储存的资料更加直观，影视语言能将一些寻常而又浅显的画面放置到当时它们所处的环境中，与其他的一些浅显的画面发生“化学反应”,促使其发生升华，挖掘其象征及隐喻意义，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源意义。另外，影像手段既可宏观取景，又可把拍摄对象的细微之处纳入镜中，甚至能把现场的各种轻微的响动清楚地记录在案，这样就能实现把在同一时间画面中各个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联系完整地表现出来，确保了影像采集在空间维度中的完整性。民族题材纪录片承载创作者对于人类本身的思考，解释各民族地域的文化现象。
（三）传播交流文化。
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在传播中才能实现，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增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背景的了解。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
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纪录片作为电视传媒大军中的重要一员，具有电视传媒典型的特征，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通过纪录片传播，能使地域文化以其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充分发挥它的文化效应，同时使民族文化的呈现形态有声有色，赋予其审美感受。
二、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价值构建。
民族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而作为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题材纪录片吸收民族文化的精髓，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底蕴，强化了传播的双重效益。二者相结合，意义深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族文化的影像传播手段的运用，还是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意蕴彰显，都没有呈现出理想的文化景观，民族题材纪录片文化传播的困境重重，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价值构建。
（一）文化意识：民族文化与审美现代化结合。
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纪录片是人类视觉的延伸，它通过挖掘本土题材的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气息，从而体现民族特色。民族题材纪录片追求民族文化与审美现代化的结合，用现代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思维，去回顾和审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一方面要让受众深刻了解和认识自己民族的过去，另一方面更要熟悉和了解自己民族的今天。运用现代化的审美方式，民族题材纪录片力求找到一种民族意识对话的途径，才能获得真正的文化更新契机。
首先，纪录片是记录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思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一种方式。要用现代意识去审视民族原生态文化，超越意识形态史观和道德史观的束缚，促进文化领域的古今对话，强调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实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实现文化吸引和文化交流。
其次，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应该是供人们观赏沟通的艺术品，提倡“用世界语言、艺术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我们要转变以往的纪录片僵硬的叙事思维，认识到纪录片在不违背真实性原理的情况下，也可以变得丰富和有趣。纪录片也可以运用讲故事的现代叙事方式，通过戏剧冲突凸显镜头的视觉冲击力，通过制造悬念、镜头组接和捕捉细节来使纪录片更具有趣味和吸引力。
（二）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影像书写。
担当文化责任，实现文化传承，民族题材纪录片义不容辞。用影像手段书写民族文化，饱有民族原生态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实现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具体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
监视社会环境，展现人文关怀。
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者要时刻关注社会动态，洞悉时代变迁，保持敏锐的头脑，在发现、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关系人类自身命运与社会生活的纪录片，如同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审视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给人们以认识和警醒。
促进文化整合，加强社会联系。
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者要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选择，来反映不同的文化，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认同，在组织，协调和监督社会各个有机体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社会各部分不能有机地统一与整合，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所以，民族题材纪录片要在联系社会，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凸显效益。
三、结语。
民族题材纪录片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理应成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介质。当前，民族文化危机深重，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发展也困难重重。因此，担当民族文化责任，自觉传承民族文化，实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价值构建，用影像书写民族文化的诗性图景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迫切需求，也是民族题材纪录片自身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徐甡民。 来自电影圈外的评议---“中国电影现状与中国文化”研讨实录[J].电影艺术，1992（6）
②[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篇2：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一、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篇3：一个民族的文化寻根的论文
一个民族的文化寻根的论文
【摘要】电影《黄土地》是陈凯歌的处女作，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他背负着厚重的责任感，用电影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并不新奇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在本篇文章中我着重根据故事情节以及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观念，来阐述我对该片中愚昧无知的黄土地农民与社会新生革命力量的矛盾，以及那个年代部分劳动人民的挣脱旧枷锁，寻找新希望与阻碍他们的愚昧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二元对立 文化寻根 黄土地 愚昧 希望
婉转悠扬的信天游，不绝于耳……既流淌着苍凉雄浑的艺术血液，又承载着厚重深远的文化使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界掀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之下，导演陈凯歌以小说《深谷回声》为基础，拍摄了这部为新中国电影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黄土地》。
《黄土地》的电影大海报上有一个片名的副标题，叫做“万民篇”。显然，影片《黄土地》决不仅仅是要向我们讲一个在陕北农村封建包办婚姻制下一位少女的逃婚故事；而是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与这片黄土地之间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永远是一片土地，一群人民所赋予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中华民族与黄土地之间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前者不仅仅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孤立的存在与宇宙空间的，而是真真正正地镶嵌在了这片神圣的黄土地之中，吸取这她的精髓，她的气魄；黄土地如果没有了中华民族的融入，她便真真切切的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一片没有任何历史沉淀的土地，她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从更深的人类文化学层面来讲，，土生土长，长期以来似乎是中国人的人生准则，老子对这种准则坚信不已，“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的《史记》称土地为“地一神”或者“地袛”。到了汉代土地又被称为“地母”或“地媪”。在“金、木、水、火、土”中“土”是“五行”的中心。在人民的心目中，土地都有着超自然的'力量，传说中掌管土地的神最受人尊奉。张艺谋在谈到《黄土地》的摄影体会时说道：“冬日的残阳悬在峁尖，四面望去全是沟，全是梁，全是峁，全是黄土。这快好大好厚的土沉稳的坐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像个老人，静极了。太阳远远的，像张饼。在淡淡的黄色光线下，这土塬伟大，雄伟，悲壮。”
在这部影片中，在我看来最大的闪光点，同时也是最大的矛盾冲突便是黄土地上孕育的贫瘠落后的文化精神和象征着新希望的新文化的传播。这就是该片的一个最大的二元对立面。具体细化，即是该片中象征着千千万万黄土地人民的翠巧一家的封建思想与象征着新文化的“公家人”顾青相互融合之后，通过翠巧和她弟弟的思想变化中突显封建思想与先进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片中最令我震撼的一个场景就是，黄土地人民大规模的朝天膜拜，乞求降雨，那万民“祭天求雨”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决不是电影编导故弄玄虚、力求制造传奇效果的“猎奇”；它是真实的，又是典型的，浓缩着这一黄土地上的万民命运的深刻的必然性——人们贫瘠到形成这样一种风俗，从他们瘦削衰老的面孔中看到的是无力抵抗现实命运的悲凉，他们平静却又痛苦着。当看到水里那一点冒着泡泡的希望后却有如此的自豪与开心，自豪他们生长在这片受到上天眷顾的黄土地上，开心他们又将迎来一期新的耕作，保证自己不会没有粮食。它是真实的，又是典型的，浓缩着这一黄土地上的万民命运的深刻的必然性——人们贫瘠到形成这样一种风俗。在最豪华的婚宴上，除老肥肉，另一道荤腥，就是仅仅作为“摆着是个意思”的“木鱼”。这“鱼”，不能供人嘴来享受，而只能饱人“眼福”，因为它就是锯成鱼形盛在餐盘中的木头!不过，“木鱼”作为当地物质生活的观念化的形象载体，倒自发地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化，它是木雕，是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品——不过在这里却被扭曲成食欲的对象而非审美的对象! 矛盾的由头“公家人”，踏上了这片纯净的土地，他告诉翠巧她爹，南边儿的女娃都自己找对象了；他告诉翠巧，部队的女兵都剪了头发，看着可精神了；他冲着憨憨放声高歌，他教会憨憨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自己的未来。人虽生于地且成于天，终究仍不甘于作为苍天之奴隶，亦不愿等同于地上之草木。
在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憨憨这个人物，他是本剧二元对立的一个焦点。“憨憨”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土地人的愚昧无知，但同时又代表着他们憨中又带着天生黄土地赋予的灵气，是一批能被时代进步所不断教化的农民。当翠巧说出“带我走”的时候，她就已经意识到要向着光明向着新生活前进了，当翠巧在经过无畏的抗争之后，换来的是一双极度丑陋的大黑手伸向她，强占她时，一切的一切又是那么具有宿命论的色彩，她的抗争以失败告终。而憨憨是她的唯一希望，他还小，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认识和改变，在故事中，当憨憨逆着人群奔向顾大哥的时候，他艰难的向前迈进，却又没有丝毫后悔，这使得这对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没有这股在现代中国社会革命逆流而上的力量，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功。
正如陈凯歌所说：“黄土地的世界不是一个话语所能拯救的世界，正如它不是话语(酸曲儿、祷词)所能表述的世界。……喜儿尚可以在山洞中等待，琼花尚可以巧遇常青投奔红军，但这里，这山，这水，这土地天空，这匍匐的群体，这无谓的物态的生存却无可等待，什么也不投奔，它原本自生自灭，既无善亦无恶，既无鬼亦无人，既无罪孽又无正义，甚至没有名称，没有任何一种‘意义’本身。这里，连窑洞上的对联都不外是无意义的‘物象’，在本该有字(意义)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圆圈。物象徒而有之，物的存在未经编码或不可编码。”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无法抹杀那个属于黄土地人民的年代，挣脱旧枷锁，寻找新希望是他们永恒的矛盾所在。一方面，他们顽固不化的守着这片黄土地，用最原始，最愚昧的方式生存着，不用思考生活，不用思考生命，祖祖辈辈留下的东西够用，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无奈；另一方面，当新思想流入到这样一个集体中的时候，某些善于发现的人们，便开始了他们无力的抗争，即使力量微弱，但他们的确是在改变着什么。
参考文献：
[1]老子.
篇4：民族音乐教育中的文化特色论文
民族音乐教育中的文化特色论文
一、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础乐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陈旧
音乐教学内容作为基础乐科学习的载体，其内容首先要体现全面的音乐性，其二才是技术性。然而，多年来我们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教学，“事实上，‘技能性’（或‘艺能性’）的教育倾向在目前仍占主流，从而缺少对‘人文性’教育的深刻反思，而真正深刻的教育反思视角恰恰应当是‘人文性’的”。[1]教学中教师忽略音乐中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忽略音乐在表达民族文化和人的情感方面的独特意义，缺乏民族音乐性方面的教育，把一般音乐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当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民族院校的基础乐科老师，应该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灵魂的解读者。但是，目前的教学及教学理念确实偏离了这样的路径。首先，教师把自己定位成仅仅是完成既定教学任务的工匠、音乐知识的传授者、音乐技能的示范者，而忽略了对于音乐本身的生命力、感染力的体验和解读。在这种教学理念下，音乐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表达情感的手段；其次，面对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零起点”学生，目前这种标准化的、偏重音乐知识技能学习的分级制教学体系看上去程序严密，教学层次分明，教学质量可控，也许可以让学生掌握一定音乐知识和技能，但很少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基础乐科的学习对他们的专业学习的益处，并因此怀疑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以西方音乐素材为主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体制的引入，塑造了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和音乐观念上的依附性，这是有很深层的和持久影响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在强化西方的音乐价值观、知识观还有作品及音乐的理解方式，这样一来自然西方是中心，我们是边缘”。[2]不可否认，西方的基础乐科教学体系由于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它的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我国音乐院校长期沿用这个体系至今不变。但毕竟是西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音乐文化，它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音乐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同，依托特定文化的音乐特征也有显着差别。因此，如果我们过于注重西方音乐素材的使用，而忽略中国本土的音乐素材，尤其是忽略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传承，显然远离现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结构和情感体验的实际。
（三）教学方法无法实现教学目标
从民族院校的教学结果上看，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未能达到教学大纲要求，而且产生了厌学情绪。教学实践证明，这种以枯燥的音乐知识传授模式和以单纯的音乐技能训练为教学目的标准化教学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局限性表现在实施教学中只能“一刀切”而不能因少数民族大学生之材进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片面性则是教学中过度强调音乐学科的一般知识技能，忽略了学习音乐中的民族文化性和人文特色。我们在教学中把教学重点和主要精力更多放到了如何完成教学任务而无视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传承的内在要求，忽略师生的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交流。少数民族大学生面对生硬呆板的教学内容和缺乏情感交流的教学，没有了在家乡时欢歌弹唱的生气与活力，失去有对自己民族文化、民族特色的向往和激情，更多表现出的是对老师的唯命是从和漠然厌学的消极心理。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基础乐科教学的可行性路径
（一）转变教学理念，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地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中和父母遗传的基因里已经获得了较好的音乐感和基本的音乐能力。但由于他们进校之前未接受过系统的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且文化基础薄弱、音乐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致使很多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授课内容难以理解。“教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实施必须因人、因事、因情而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机械制作和数学逻辑演绎那样，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和界定”。[3]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学习接受程度，教学中使用与汉族学生、其他专业学生相同的教学内容授课，并要做到“标准化”和一视同仁对待显然是不现实的。老师要依据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原则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案；再根据学生特点、基础程度灵活地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模式，启发引导教学。只有有针对性地实施基础乐科教学，才可能改变目前的教学状况。关键是老师需要把学生当做课堂教学主体，深入了解他们的民族特质、民族音乐基础，以及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接受能力、兴趣爱好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从观念上、教学上、方法上做出适应性调整，树立教与学辩证统一的教学思想，做到教学过程中淡化传统教学中单一的知识传递过程，增强课堂中师生共同体验和表现音乐的感受，从而达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的“课堂共同体”。
（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教学内容是教学的核心，因此，教材的内容要体现民族特色，以民族的音乐内容为主。按照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可以说没有音乐的音乐教育不是音乐教育，而没有民族音乐的音乐教育是失败的音乐教育。[4]具体来说，就是基础乐科的教学内容应以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为依托，由他们耳熟能详的“田间”音乐学习入手，并将基础乐科音乐理论知识和音乐技能训练内容巧妙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教学内容还应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活动，例如各民族学生自己家乡的歌舞音乐、器乐演奏展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讨论与交流等等。作为教学者应该认识到学生本身就有丰富的音乐资源，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地区，才艺表演突出，有的甚至对本民族文化、历史有深入了解。同时，不同民族学生一起学习，这本身也为多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笔者的问卷调查中专门问到学生对于增加民族音乐教学内容问题的看法，结果在45人的有效问卷调查中，赞同的达到96%。因此，要解决教与学的分离现象，制定符合民族特点、学习程度的教学方案势在必行。目前实施的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学方案中教学目标不太明确，教学内容起点高、难度大。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做到两点。一是在教学方案的制定方面，应在遵循学校的基本办学方针的前提下，了解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现状，熟悉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使制定的教学方案还可成为学生学习体验和弘扬传承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渠道，同时详细了解学生音乐学习的背景和个体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二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采取如下的方法，如课堂上学生之间相互展示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定期开展视唱教学演唱会、学习成果交流会等，这种拓展的方式对于学生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三）实现教学方法的现代转型
“学校民族音乐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材固然重要，教学方法及教学设施也要跟得上，才能达到预期目的”。[5]应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教学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在教学的每个环节中通过声、光、色的多种形式，并辅之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歌舞场景，这种集视听一体的现代化教学模式，缩短了学生与实际作品之间的视听体验距离，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课堂的学习氛围。当然，这些量大、面广、丰富的民族音乐素材，我们不可能信手拈来，需要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去搜集、整理、研究，并按照深浅、难易程度编排，同时还依赖于现代教学设备及音乐软件制作技术将这些具有教学价值的民族音乐素材按不同程度、不同风格编辑整理纳入电子教学曲库中。特色教学不仅只体现在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模式的创新上，选择什么教学方法实施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也是不能忽视的。为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教学中实施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选用何种唱名法的问题，一直以来音乐院校学生在运用什么唱名法来进行视唱练耳的学习争议不断，有的认为专业音乐院校就应该用“固定唱名法”显得更专业；有的认为根据中国国情应该用“首调唱名法”；还有的则认为应该两者兼之并用。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的音乐听觉训练和视唱教学中，从他们音高听辨、旋律记谱，首调方法视唱的表现上来看，笔者认为首调唱名法与实际情况更加吻合，如果背离学生的音乐思维习惯而进行固定音感学习的训练，只能使教学流于形式。
（四）建立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学评价体系
提高民族院校的音乐教学活动水平，必须针对培养合格的少数民族音乐人才需要。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与他们的自然遗传、民族文化、家庭环境乃至教育经历等诸多因素都有密切关系。但是现有的考评体系比较注重音乐技能，忽略音乐能力和综合素质，这种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反映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音乐认知水平及基础乐科的学习实际，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民族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个体间的差异，事实上就是不能够正视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色的评价体系应具有多元性与合作性。多元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对于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予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鼓励以及耐心的指导，评价体系要体现“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的演奏或演唱、教学、传承、发展和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专业人才”的特色和宗旨。而合作性则是在教学活动中把学生的普遍参与与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帮助、思维能力的发展，也能够使每位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发展的空间，同时让他们在合作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合作。这种注重学生主体学习与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性、合作性的评价，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而且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集体互评，形成多主体共同积极参与、交互作用的评价模式，真正建立起一个能够真实反映少数民族大学生各方面音乐素质的指标体系。
篇5：浅谈中华民族声乐的文化定位问题论文
浅谈中华民族声乐的文化定位问题论文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的名族声乐经历数十年的的历史，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它以自身独有的特点一直闪烁于中国的音乐舞台之上，并且深的观众的喜爱。我国的名族声乐主要来源于民间，同时也继承了民歌、戏曲等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精华，经过一代代的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延续发展至今。笔者认为想要更好的引导中华民族声乐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站在中华文化的高度上进行思考，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抒写了一些关于民族声乐的体会，给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中华民族声乐的文化特征
每一个民族的音乐形态都与该国家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民族声乐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必然产物，它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已经成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
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四大组成要素。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音乐已经被逐步的弱化，慢慢的退出中国的音乐舞台，而宫廷音乐则因为受众较少，也未能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民间音乐由于受众广、群众基础浓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直流传至今。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也主要是从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乡土特性决定的，一直哺育着民族声乐成长。再加上中国的国土辽阔，民间音乐来源广、内容丰富，进而使得民族声乐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民族音乐的创造者与接受者都可以归结于广大人民。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民族音乐的融合
中国的民族声乐是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相互交汇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过去由于战争等因素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伴随着朝代的更替，汉族文化也开始逐步的传入少数民族之中，各少数民族也开始接触到汉族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进而形成了以汉族为基础，进一步衍生出了五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文化。
二、中华民族音乐的审美观点
音乐的审美观点对于民族声乐的演唱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民族音乐中主要使用神韵、意境、韵味等几种方式来满足对音乐的审美要求。音乐与审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古代的《诗经》中就已开始得到体现，音乐已经开始成为了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中国古典文化对于音乐的影响已经从人们对音乐的审美中展现出来，中华民族声乐的发展取向深受着传统文化、时代的审美要求、大众的喜好等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音乐一直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摇篮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审美观的色彩。在中国传统声乐中非常注重关注与演唱者之间的互动，关注观众的回馈，同时，演唱者也能够引导观众的审美等。观众对于演唱者的审美主要包括：音乐的细腻、语言的亲切、情感的丰富、动作的到位等。受着观众回馈的影响，民族音乐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刻把握着时代性，在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进一步的结合艺术美，实现艺术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完美配合。
三、中华民族音乐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中华民族音乐的表现过程中，十分重视时代性的体现，当然这都是在保证其合理性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作品、声音、情感的融合较为统一，同时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重视演唱方法的创新。开始从以前的纯民间演唱转换为多形式的演唱方式，并开始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民族声乐在借鉴其它姊妹艺术演唱方法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西洋音乐的演唱风格，使得作品中的声音、气息等都能得到最完美的展示。这种方式已经开始深得群众的喜爱和欣赏。第二，民族声乐中所使用的.腔体、咬字等都符合本名族的发音习惯以及欣赏水准。不同的语言对于咬字位置和发生腔体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正是这样才造就了中华民族音乐与西洋声乐两种不同的音乐艺术。
结束语
虽然中国的民族声乐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民族声乐在保证规范化的同时，还要尽量使其风格多样化。这主要是由于艺术多元性的特征决定的，只有实现了科学合理性与多样性的有效结合，不断的提高民族音乐的创作水平、保证其创作数量以及质量，创新其表演形式，才能保证其长远的发展。当然中华民族声乐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需要各级领导的肯定与重视，更重要是音乐创作队伍本身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演唱中的不懈努力。经过我们不断的探索、发展和传承，这门兼具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民族声乐必然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谋得自身的一席之地，更好的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文化与艺术。
篇6：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研究论文
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研究论文
自1993年起，台湾教育部修订了中小学教育课程标准，增设“认识台湾”、“乡土艺术活动”、“乡土教学活动”等课程，开始全面推广台湾乡土文化，有政府助推后，台湾乡土文化绘本的规模得到迅速发展。随之出版了一大批在国际社会享有盛名的乡土文化题材绘本，例如《南瀛之美图画书系列》、《田园之春丛书》、《台湾真少年系列绘本》等等，这些绘本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台湾的人文风物，在推广台湾乡土文化的同时，也将幸福来自于生活的细节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给大陆地区绘本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我国绘本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次研究不仅希望能够解读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绘本的风格特色和内容发展脉络，还能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内在支撑，并通过总结其成功经验，为未来国内此题材绘本的发展提供新的取材思路、挖掘潜力领域，并为此题材绘本发展的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记录和资料整理备份。
此次研究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总结出以下几点结果：
从风格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绘本的风格现状为主要以抒情写实为主，各种风格并存。整体变化趋势为由厚重浓烈转向清新淡雅;所用技法上水彩画居多，少量电脑绘图;构图上由画面和文字分离转向文字逐渐成为图画要素;逐渐开始注重设计感和平面化;画面描绘大多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表达方式多为温暖。
而风格发展的趋势则是由三点组成：一，随着年代推移，风格多样化越来越明显的呈现出来;二，自起，“抒情写实”风格从相对较低的出版量，稳步增长，逐渐超越所有其他风格，并持续稳定的占据了所有风格中的主导地位;三，所有风格发展中，“漫画风格”和“类西画”风格的发展最为稳定，“怪趣”风格则因其特殊性可以纳入图书市场中的小众市场考虑范畴。
从内容上来说，内容分类的多样化越来越明显的呈现出来,题材丰富性和成熟度在不断加深。其中“乡土艺术”内容分类的发展最为稳定，而发展最迅速的则为“乡土日常”题材，随着时间推移，“乡土日常”内容分类逐渐超越所有其他题材，并持续占据了所有内容分类下每年初版数的主导地位。其中“乡土地理”、“乡土艺术”和“乡土日常”这三种分类，从不同的角度伴随时间发展，除了内容广度上的扩大，深度上亦有所加深。
从出版方式上来说，有政府助推后，台湾乡土文化绘本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版方式的趋势为：由独立出版向政府和独立出版商联合出版发展。出版风格的选择上来说，不论是那种出版方式，最受亲睐的都为“抒情写实”风格，“童话卡通特质”和“漫画特质”成为第二选择。而最受亲睐的内容分类则为“乡土日常”，其次为“乡土艺术”和“乡土地理”。除此之外，“乡土语言”这一内容分类被纳入图书市场中的小众市场或市场缺口考虑范畴。
和非台湾地区同类题材绘本相比较可发现，台湾乡土文化绘本虽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和国外相比，还仍有一定差距，首先在绘本的用色和构图需要更加重视和考究，在内容题材上也需要和流行绘本做进一步的结合，在内容体系上也需要进一步的梳理。但就从社会接受程度来说，台湾社会对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的接受和推崇程度和国外相差无几，这为日后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受众基础。
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的内在支撑的研究中可发现，首先其作为绘本本身，在读图时代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仅仅在于图画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其文本本身的诗意，作品对台湾现代社会的描述、对现代社会心理的直观展示，都从内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台湾社会，将浓厚的人文情怀以一种润雨无声的方式在台湾人心中扎根。
大陆地区的现代绘本市场相对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而乡土文化这一题材下的绘本却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未收到广泛的关注，但市场潜力却不可小觑，以《舌尖上的中国》2的前期取材在社会上引发“回味家乡的味道”的旋风就可以看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思乡情怀、寻找本我的社会心理浪潮已经成型。加之近年来，国内绘本市场的火爆，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所带来的美育需求空洞，以及绘本大量在儿童早教上的应用，国内绘本市场急需找到新的题材缺口。在此背景下，对台湾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的研究总结，正好可以为大陆各地区乡土文化题材类绘本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新的思路。
篇7：民族院校构建和谐宿舍文化途径的论文
民族院校构建和谐宿舍文化途径的论文
一、影响民族院校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因素
1.生活习惯、民族文化的差异
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同学在生活习惯的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民族之间的习俗习惯差异、南北地域文化习俗差异及东西地域文化差异。在众多的影响构建和谐宿舍文化的因素中，近一半的同学认为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是最影响和谐宿舍团结的主要因素。在调查中一些学生承认与同宿舍成员间存在着排斥感，尤其在与他人交流时，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以致于产生分歧。
2.人际交往的自我阻隔
当代大学生的各种信息来源途径不仅仅是从老师、同学那里获得，网络上广泛的信息充斥着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他们的所见和所闻也不只是局限于身边的人和物，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则成为了自我隔绝，减少交流的工具。
二、民族院校构建和谐宿舍文化的途径
在民族高校中，对实现构建和谐宿舍文化发挥巨大作用的是民族学生，他们是构建和谐宿舍文化的设计者，也是构建和谐宿舍文化的实践者，更是构建和谐宿舍文化的受益者。通过问卷和调查的方式我们得到的`构建和谐宿舍文化实践的途径如下。
1.以活动为纽带，增强宿舍团结意识
根据问卷显示，对于培养团结意识的途径问题，30%的学生提议学校和各学院可以多创建一些以宿舍为单位的比赛，让宿舍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此增强宿舍成员间的团结意识。此外，活动的细节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习惯和禁忌，活动主题的选取要积极向上，发挥团队意识，增强彼此交流。
2.加强自我管理，促进和谐宿舍文化建设
伯克说过：“与制度结合的自由才是唯一的自由。”因此，要想创建和谐的宿舍文化，重要的是学生的自我管理工作，选好各宿舍的宿舍长、楼层长，与其他学生组织结合，起到定期与宿舍成员沟通交流、督促的作用。尤其对于民族校园学生而言，和谐的宿舍文化更是与民族团结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因此民族院校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创新，通过设置校级院级学生组织，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和引导，借助学校报刊，校园广播，学校网站和各学生组织进行和谐宿舍文化的倡导和宣传，以此来保证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有序进行。
篇8：英汉委婉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特质比较论文
英汉委婉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特质比较论文
语言作为人类交往的符号系统，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和基本组成部分。委婉语 euphemism 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用“好字眼说话”.陈望道在其《修辞学发凡》一书中对它的定义是：“委婉是修辞的一种，即说话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1]
换言之，就是用间接、含蓄或婉转的语汇表达不雅或禁忌的话题。在英汉文化中，委婉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美国学者休·罗森曾经指出：“委婉语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语言当中，很少有人（即使是那些自诩为坦诚直接的人） 能够整日不用委婉语。”[2]
委婉语是一个民族道德、风俗、政治、生活方式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镜子。英汉两种语言在各自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从建立到趋于成熟，其委婉语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体现出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气质等。
一、文化价值取向。
著名学者尼曼曾经指出“不同的文化标准决定了什么事情可以接受，什么属于禁忌。”[3]
如今，即便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标准也开始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语言（尤其是委婉语）受文化影响更是首当其冲。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能够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东西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差异。以下是笔者对英汉文化价值观中几个重要概念的分析。
（一）“年长”的英汉委婉语 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之下，人们对待年龄问题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和职业精神决定了人们对“年老”的排斥性。在当今美国，工作和事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应该凌驾于家庭之上。工作已经超越了获得物质享受的范围，甚至关乎一个人的荣誉感和信心。年老则意味着虚度余生，成为社会的负担。此外，美国的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往往孤身独居，身心倍感痛苦，所以美国人谈“老”色变，言语中尽量避免提及。例如：美国人幽默地声称：“现代社会中没有”老人“,只有 seasoned（老练者）和 well-preserved（保养好的人），他们还正处于自己的 golden years（黄金时代）呢。替代 old（年老）的其他英语委婉语还有：mature（成熟），a distinguished gentleman（尊贵的绅士），third age（第三年龄），pass one's prime（已过鼎盛），second childhood（第二童年）等等。由此可见，西方人对”年老“十分在意，言谈中经常用委婉语表达。
与西方文化相反，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并不以年老为耻，反而要求年轻后辈尊老，敬老，因此汉字”老“通常暗含经验阅历丰富之义。有许多与”老“有关的含有褒义的成语，如：老成持重，老当益壮，老马识途，老骥伏枥，姜还是老的辣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称呼对方为”老张，老王“而无丝毫冒犯之意。
（二）”贫穷“的委婉语 在西方国家，财富意味着智慧、权力和地位，贫穷则被视为懒惰和无能的象征，是一种耻辱。尽管美国提倡平等和人权，但贫富之间的鸿沟仍在扩大。词汇学家艾托指出”:对贫穷的羞耻心令委婉语的使用顺理成章。任何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都不愿承认自己囊中羞涩，他们会千方百计找出一系列词汇来替代那个可怕的‘穷’字。“[4]
英语中常用的贫穷委婉语词如：needy（有需要），out of pocke（t有损失），self-defeating（自我挫败），deprived（机遇不佳）和 disadvantaged（条件不利）和 have-nots（无恒产者）等等。体面的词语固然赏心悦目，但”穷“的事实不变，难怪有人将此类词语称为修饰表达或安慰性表达。反观中国文化，贫穷不像在西方那样令人讳莫如深。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泰然面对贫穷，视金钱和富有为奢侈腐化的象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国家繁荣和百姓富足的重要性，对待”穷“的态度也由欣然接受转变为望而生畏。于是，汉语中取代”贫穷“的委婉语词应运而生。例如：手头紧，拮据，低收入者，不宽裕和弱势群体等等。
（三）”婚育“的委婉语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一向以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比拼关系处于首位。社会环境为个人的奋斗拼搏和追求成功提供了便利。因此，对个性和独立的崇尚冲淡了人们的家庭观念。
现代西方社会中，家庭似乎不再是为人遮风挡雨的温馨港湾，而是成了个人发展的累赘，于是年轻人大多成为”恐婚“一族。他们把 marriage（结婚）称为get hitched / yoked （结合），但这两个单词都含有枷锁或羁绊的意思。tie the kno（t结为夫妇）的汉语直译为”打结“,同样是一种束缚。相反，单身者则是unattached man/woman （独立自由的人）。与西方不同，中国曾经是农业大国，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聚居，繁衍生息，婚姻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的”人生头等大事“,在中国文化中，如果一个人 30岁以上仍然单身，她 / 他便被委婉地称为大龄青年、单身贵族或剩女（男）。
结婚之后当然要生儿育女。英语中人们在谈及怀孕生育时尽量避免直接使用”pregnan（t怀孕）“一词。常见的委婉语表达有：wear the apron high（把围裙系高），in a bad shape（身材走样），in a delicatecondition（弱不禁风），eating for two（吃两人的饭），in a family way（有了）等。上述短语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在英美文化中，怀胎生子对女性来说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受其宗教文化的影响，西方人普遍认为胎儿是神的恩赐，人无权去干涉正常的生育过程。因此，节育和问题在英美等国非常敏感。前者一般被称为 B.C,即 birth contro（l节育）的英文缩写，后者则为 the procedure（手术），bring it away（做掉），criminal / illegal operation（违法手术）这些委婉语多与西方的生育政策有关。与此不同，中国人通常把子女视为福气，因此怀孕是件好事，是”有喜，怀喜，身怀六甲，身子不方便“等。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项基本国策，所以汉语中罕有关于节育或的委婉说法。
二、人际交往原则。
人际关系层面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某一特定区域的制度、行为以及风俗特点。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委婉语应该遵循一定的合作行为准则以确保交流的顺利成功，即礼貌谦恭和自我保护原则。
（一）礼貌谦恭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缺少礼貌表达。礼貌要求讲话者时刻考虑对方的感受，避免难以启齿的话题和可能出现的尴尬场合。以礼貌为基本原则的委婉语无疑是促进成功交流的重要工具。根据哥夫曼的”面子“理论可知，在人际交往中，如果话语过于生硬直白，不假思索，对方的感情必然受到伤害，而我们自己也会被视为粗鄙无礼而颜面尽失。
英语中的委婉语使用大多出于礼貌，如：人在内急时，通常会对朋友说去 wash my hands （去洗手间）、answer the call of nature（解决生理需要）或leave off the burden（减轻负担）；容易得罪人的`英文单词 fa（t肥胖）经常被弃用，而委婉说法 chubby（丰满）或 heavy in weigh（t体重稍大）广受欢迎；形容吸烟者的 hidden smoker（隐君子） 一词巧妙地使用hidden（隐）代替了 addicted（瘾）。另外，讲话者经常采用一些晦涩或模棱两可的语言来避开敏感话题。
英语中的代词 it,thing, this,that（它，这个，那个）等在特定的语境下往往具有委婉语功能。例如：
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的女官员在受到汉尼拔博士的言语污辱后怒不可扼的吼道：”take that thing toBaltimore.“（把这个”东西“带回巴尔的摩）女官员碍于身份，无法出口不逊，只好隐晦地使用”thing“这个词来代替”禽兽，疯子“等诅咒字眼。与之相似，汉语中也有许多表现礼貌的委婉语词。例如：关于排泄的词语有”方便“,”去 W.C“,”净手“,”去补妆“等；我们称酗酒者为”贪杯“而非”贪酒“,肥胖则美其名曰为”发福、丰腴、富态“等；婚外情一般说成是”外遇“或者”有第三者“.此外，含混说法”这个，那个，这事，那事“等词在汉语中同样屡见不鲜，如”:尤氏道：‘我也暗暗地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暗指棺材），且慢慢地办着吧。’“（曹雪芹《红楼梦》）（二）自我保护 在人际交往中，除礼貌谦恭的行为举止之外，自我保护同样不可或缺。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以体现个人价值，保全自身颜面。对于那些薪酬微薄、职位谦卑的人们，委婉语更能因其”elevation（提升）“功能而备受青睐，例如：营销员（salesman）通常自称为业务代理（business deputy），理发师（barber）现已升级为造型设计师（beautician），厨师（cook）更愿意别人称他为美食烹调师；政治话语中也不乏类似的”保护性“词汇，如：Ministry of Defense实质上的 Min-istry of Wa（r战争机器），economic recession（经济萧条）要比 crisis（危机）让人轻松得多。在美伊战争中，新闻媒体均避免使用 invasion（侵略）一词，而是将其改为 liberation（解放），虽然一字之差，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总之，要实现成功和谐的人际关系，委婉语功不可没，它们不仅使我们彬彬有礼，还能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尊严。
三、宗教背景。
基督教是被西方世界广泛接受的宗教，其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英语委婉语产生和使用的源泉。基督教义作为西方道德、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基石，对社会文化、生活和语言等影响深远，委婉语亦不例外。《圣经》中含有大量关于死亡、生育以及人体机能等的委婉语词，现在成为交际的必要用语。以”死亡“为例，传统基督教义认为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人，人死后便是归于尘土 （return to thedust），为世间了帐（pay the debt of nature）。如果人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离世后即可升入天堂（as-cend to the paradise），或是在耶稣的怀抱中安息（tobe asleep in the arms of Jesus）。除”死亡“之外，与基督教有关的委婉语比比皆是，例如：惹人发火称为get one's goa（t夺走别人的羊），此语典出《圣经·约伯记》一文中的记载，上帝曾经许可魔鬼放火烧死约伯的羊群以检验他的衷心和忍耐；恶毒语言叫作serpent's tongue （毒蛇之辞），显然是出自亚当和夏娃的传说。与西方世界的一神论宗教观不同，中国是一个多种信仰的国家。例如：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
相比之下，多样的宗教文化造就了汉语委婉语词的丰富性。道教文化影响下的关于死亡的委婉语有仙逝，羽化登仙，驾鹤西游等。佛教是中国最主要的宗教，其影响也最为广泛，例如：佛教称僧侣逝世为坐化，归西，登莲台，圆寂或是去极乐世界。张拱贵研究发现，汉语中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多达 481条，但大部分不含宗教色彩。上述委婉语在民间极为少见，通常仅用于宗教圈内。
四、结语。
当今世界，”交往“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关键词。学习一种外语不再是简单地掌握其语音、语法或词汇，而是要了解该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特色。
委婉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英汉两种文化，如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及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异同之处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各自的委婉语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做到入国问禁，入乡随俗，以避免由于语言引起的误解和分歧。
参考文献：
[1]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2]Rawson, H. A Dictionary of Euphemisms and Other Double-talk[M]. New York:Crown Publishers,1981.
[3]Neaman, J.S.&Silver, G. Kind Words-a Thesaurus of Euphemisms[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World Publishing Corp,1993.
[4]Ayto, J. 1994. Times Euphemisms[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Limited,1994.
[5]Goffman. Communication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M]. Penguin,1972.
篇9：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意义论文
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意义论文
［摘要］对于旅游对象物真实性的讨论衍生出了客观本真性的概念，客观主义的研究范式也被广泛用于探寻旅游对象物的本真性要素。维护和保持客观本真性对于保护民族文化、维系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满足游客本真性体验诉求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构建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保真模型，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本真性要素；保真多维度；具体语境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06（2015）11－0039－05
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从“民族文化”到“民族旅游文化”，文化经历了被选择、被建构、被展示的商业化过程，民族文化也因此体现出更丰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在民族文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存在过滤性选择、扭曲性建构、迎合性展示的过度开发现象，致使民族文化在旅游语境中逐渐失真变味。本真性理论为“民族文化”到“民族旅游文化”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尝试回到本真性理论的起始点———“何为真实”，解读客观本真性的概念及其重要意义，概括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要素，构建守护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模型，探究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目的在于保护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提升游客的本真体验。
一、客观本真性的文献回顾
本真性一词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博物馆学将“本真性”概念用来描述和鉴定展品的真实性，之后被借用到旅游研究中，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麦克康耐尔认为，旅游帮助人们逃避异化的、无意义的现代生活，为游客创造纯净的、原始的、自然的、不受现代文明破坏的体验机会，因此，寻找本真性、了解旅游地居民的真实生活成为游客旅游的真正动机①。科恩也表示远古、原始、自然、异域的形象是多数游客出游的预期②。在此理论引导下，学者开始探寻旅游对象物的客观本真性，寻求旅游客体的真实存在，并提出了客观本真性的概念，进而引入客观主义研究范式，提出了客观主义本真性的研究框架。
客观本真性强调本真性是旅游对象物本身固有的一种特性，游客追求没有经过设计和加工的、原汁原味的旅游对象物。布尔斯汀和麦克康耐尔认为客观本真性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测量和评估，而节日、仪式、美食、工艺品等则要看是否由本地人按照传统来制作或组织①。
夏朴雷认为旅游商品，例如手工艺品、节日、仪式、美食、服装、建筑等都根据一定的标准被描述为“本真的”或“非本真的”，这些标准包括是否由本地人根据本地习惯与传统制作和加工。在这个意义上，本真性意味着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来源，是一种真正的、独特的真实感②。王宁强调了本真性概念的适用情景：客观本真性的确与某些旅游类型是相关的，例如民族旅游、历史旅游、文化旅游等，这些旅游类型涉及到空间异地性或时间历史性③。
为了证明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实证主义成为常用的研究范式，学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揭示旅游对象物和旅游目的地的本真性。李特瑞尔等在研究中讨论了旅游纪念品的真实性，他们深挖了旅游纪念品应有的特征，确定了游客眼中影响旅游纪念品真实性的因素，如独特性、原本性、纯正性、历史文化特质、工匠的手艺、使用的材料，以及纪念品的审美性和实用功能④。
威特选取澳大利亚悉尼的岩石旅游区作为研究案例，提取了13个关于本真性的指标，其中4个指标关于“环境”，5个指标关于“活动”，另外4个指标关于“建筑”⑤。瑞委拉和多德研究了游客对墨西哥普埃布拉（Puebla）特拉维拉彩陶（Talavera pottery）的本真性定义，提取了5个主要因子：外观与用途、传统与认证，获取难度、本土生产、价格优惠，并且发现本地游客更看中的是彩陶的外观和认证，而国外游客则更加在意彩陶是否为本地居民在本地所生产和加工⑥。
林龙飞等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真实性评价体系，认为建筑遗迹、服饰、语言及口承文化、节庆及礼俗信仰是影响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最重要因素，决定某地区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最主要方面⑦。卢表示客观本真性使游客对旅游对象物的真实性的感知⑧，但是在多数客观主义学者眼中，客观本真性不是由游客来感知的，而是由专家来鉴定的，因为游客感知到的本真性可能并不真实，可能是舞台化的、虚拟的、模仿的，原因是游客可能对旅游对象物了解不多，游客可能受媒体宣传的影响而对旅游对象物产生了某些刻板印象。在斯坦纳等看来，客观主义本真性不具备理论范式特征，应该摈弃，应该为更明确的术语取代，如真正的、确实的、精准的、真实的、实情的等⑨，而不能因为概念的多元和模糊而否认客观本真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意义
纵观本真性概念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再到存在主义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自从王宁“存在主义本真性”概念提出之后?瑏瑠，学术界更强调自我本真（self－oriented authenticity）的意义和诉求，强调游客摆脱日常生活，在不同寻常的活动中更自由地成为自我和表达自我?瑏瑡，也强调旅游对于存在主义本真性不是替代物，而是催化剂①。可是，存在主义本真性过于强调旅游是一个自我表现、自我塑造、追寻本真的过程，存在主义者倡导的旅游方式中，游客更多地关注自己，与他人的沟通和交往的需要相对较少。而且，单纯的存在本真性不能推导出人们旅游的原因。因此，真实性的定义应同时结合旅游客体（旅游对象物）和旅游主体（游客），忽视旅游客体不利于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对民族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也许比主体的本真更为重要②。到访民族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比游览自然山川的游客更加注重客观本真性，即在乎民族旅游文化的真实性，因为存在主义的自我本真离不开旅游对象物的真实。
民族旅游目的地少数民族在旅游活动中身兼多职，既是旅游目的地主人、也是旅游对象物，既销售文化，也销售自己。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让本地少数民族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能够感受到自己文化的空间特征，能够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本地少数民族通过参与民族文化客观本真性的讲解、展示、认证，能够增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通过参与民族旅游文化的开发与经营，本地少数民族重新认识和界定了自己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少数民族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此外，对于民族旅游目的地来说，客观本真性所提供的真实文化土壤和文化空间是游客不远千里到遥远偏僻乡镇去体验民族文化的原因，这也正是其旅游开发和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民族旅游文化异地复制模式在大众旅游时代曾经红火一时，但随着游客旅游频率和旅游经验的增加，这种模式逐渐受到市场冷落。这一现象说明复制的、虚拟的、人造的、真实环境缺位的民族旅游文化难以让游客获得客观和主观的本真体验。总之，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对于游客体验、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维持和保证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显得迫在眉睫。
三、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保真框架
本文尝试构建起民族旅游文化保真模型，首先归纳出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应具备的要素：（1）源于真实的历史时期。民族旅游文化应该来源于某一真实的历史时期，体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让民族文化游客不只是沉醉在传说与神话之中，而散失了历史感和时代感。（2）根植于真实的文化环境。民族旅游文化离不开真实的自然与文化土壤，民族旅游目的地建筑风格、服装饰品、饮食习惯、作息时间、生活方式、音乐艺术等文化事象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经年累月形成的，离开了物质环境的文化就变成了空中楼阁。（3）真实的原件和原物。真实的原件与原物的展示对于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民族旅游目的地原件原物展示是很容易做到的'。（4）体现本地参与。本地参与不仅包括来自本地的材料、原料、商品、活动、时间等的参与，还包括了本地少数民族的亲身参与和贡献。（5）体现传统思想和技艺。传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民族旅游文化应尽量保持和展示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朴素的宗教思想、传统地生活方式、地道的手工艺制法、淳朴的音乐绘画技艺、真实的仪式节日等。（6）伴有佐证或认证。由于游客并不是文化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等，游客也并不总是知识渊博，他们或许还带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他们可能难以准确判断旅游对象物的客观真实性，因此，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需要出示一些佐证以说服游客何为真实，或者需要某些机构、专家、精英的认证以证实其真实性。围绕民族旅游文化的客观本真性要素，本文总结出维护和保持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四大维度，即从时间、空间、地方和传统等多角度守护本真性，并且每个维度之下附有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以保证该保真模型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时间维度强调民族文化的本源，即要尊重时间、尊重历史，从时间纵向上追溯民族文化的来源。在溯源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脉络将会随着挖掘日渐清晰，而最终触及到民族文化的真正本源，保证了民族旅游文化的纯正性和正宗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民族旅游文化开发的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现象。文化挖掘过程中收集的各种老照片、回忆录、遗物、信件等是时间最有效的佐证。动态记录历史的影像资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等专家的认证，事件当事人、文化精英、德高望重者的认证等，增加了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可信度，同时也向游客展示民族文化的历史真实感和时代真实感。
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空间维度注重原地空间、非复制空间、原生态空间、旅游舞台化空间、非旅游后台空间。原地空间是民族旅游目的地社区真实环境的客观体现。非复制空间则指真实的建筑空间、真实的生活空间、真实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在异地复制、模拟、再造，也不是隔离空间，将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改造成一个民族文化博物馆。原生态空间就是未受现代文明改变的、未受主流文化影响的、淳朴的、原生的物质环境与人际空间。旅游舞台化空间虽然在本质上属于建构主义本真，但其舞台化的取材往往源于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并且由于受游客游览时间和旅游成本所限，旅游舞台化空间被认为是民族文化体验最直接的方式，因此要求舞台化空间应尽量真实反映民族文化。非旅游的后台空间是民族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专属的空间，是不向外来者展示的空间，该空间有助于保护少数民族居民的个人隐私，更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真实性；关闭该空间给游客带来的神秘感和遗憾感不但不会减少本真性体验，相反可能会增加体验的真实感和“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感。
从地方角度来维护民族旅游文化的本真性，强调本地少数民族居民作为旅游对象物的重要贡献，他们的外貌、言行、服饰、性格等都是民族文化本真性的构成要素。近年来古城旅游兴起，出于经济原因古城居民移出古城，造成的古城“空巢”和“人口置换”大大破坏了古城文化的本真性，云南丽江古城等都存在相似的问题。其次，研究者不止一次地强调客观本真性的标准之一是本地人用本地传统方法参与到旅游文化开发和旅游商品生产中，因此，维护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地方视角还包括本地少数民族的参与。让本地少数民族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代表者、表达者、展示者，那么民族旅游文化真实性和可信度就不容质疑了，本地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新西兰毛利人旅游纪念品强调毛利人的参与，并制定了一整套认证标准及体系，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原住民手工艺品被复制。加拿大政府也明确规定禁止非权威认证的原住民艺术品的复制。除了强调当地居民的参与，地方维度保真还应该包含本地收集和收藏的代表民族文化的实物和原件以及生产旅游文化商品所需要的材料和原料，如布料、食材、药材、金属等。
传统亦是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主要体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手工艺制法、音乐绘画技艺、仪式节日等。在展示传统上，笔者认为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民族旅游目的地的本地少数民族作为文化的持有人或曰主人，应该有自己做主的权力，掌握主动决策权，而不是被动地被游客需求和市场牵着鼻子走。同时，本地少数民族还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矜持，知道哪些文化是可以示人的，哪些是隐蔽和神秘的、不容外来者窥视的。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容外人窥视的保留才使民族文化更具有神秘性，更能激起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此还想特别说明的是“传统”并不是“现代”的对立面，而只是不同时间节点的产物，今天的“现代”在多年之后有可能被称为“传统”，因此并非“现在不用的”都是传统，选择性地展示优秀民族传统要考虑时间继承性和代际传承性，这样才能保证传统的新鲜活力。
每一个民族旅游目的地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讨论时间、空间、地方和传统四大维度维护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性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两个具体语境，一个是民族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另一个是游客类型和旅游动机。由于民族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经济发育水平、社会与家庭结构、民族文化特征、居民的文化意识、居民的话语权力和话语能力、对旅游的依赖性、旅游业发展阶段等都存在差异，所以维护民族旅游文化客观本真的重点和措施应有区别。另外，完全不考虑需求方的民族旅游文化开发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对游客类型、旅游动机、旅游频率、旅游经验、消费行为等的研究将会增加客观本真性的针对性，同时供需双方协商互动的本真①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折中与尝试。
篇10：探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论文
农耕文化，既反映了农耕生产的全过程，同时还折射出与农耕生产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精神文化。云南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各民族在长期适应客观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农耕文化，在这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了各民族团结合作、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些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民族农耕文化类型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篇11：探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论文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对于云南各民族丰富的传统农耕，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客观、全面地进行科学的调查、总结和研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反映了各民族的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审美意象等，是云南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各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精神特色，发展决不能忽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力的作用，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系生物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篇12：高师民族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传承论文
高师民族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传承论文
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传播媒介的支持，而音乐教育本身正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因为首先音乐教师获得关于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然后通过教学过程用音乐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学生，最后实现学生的审美品格以及爱国主义情操的养成。这一过程正是通过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实现了文化的传播。
早在我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上，音乐教育界就曾达成“重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共识,表明了学界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目前音乐教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教学者进一步地研究、分析与实践，将传统音乐文化融于教学中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
一、高师民声教学中传统音乐教育现状
我国的传统音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千百年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愛。关于其分类，一般把其分成民歌、歌舞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曲等五大类。但是有专家提出同属于中国传统音乐范畴中的诸如福建南音、西安鼓乐和一些宗教音乐并不能完全归于这五大类音乐中。因此，杜亚雄在〈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将中国传统音乐划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四大类，这样有些学者提出的不能被“五大类”包含进去的音乐便得以准确的划分进来。
当代的学校音乐教育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音乐一直处于音乐教育的边缘。“一项对来自广西各地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的1700多名学生进行的￡有多少学生会唱家乡的歌’的问卷调查显示，仅有3%的壮族学生，5%的瑶族学生，27%的苗族学生和31%侗族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这一调查充分显示，熟悉和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的学生越来越少。民声艺术是学院派较为系统地研究我们民族的一种教学方式，通过教学让我们的学生系统科学地学习民族声乐，高师是民族声乐艺术传播的重要阵地，而高师的民声艺术教育模式也多是采用示范练习的模式，而对于民族音乐背后的传统文化意义的讲解少之甚少，这也造成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流失。
二、高师声乐教学中应增加本土音乐作品内容
高师是培育中小学音乐教师的.重要途径，因此，高师音乐教学中要适当的添加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重视培养学生了解并热爱传统音乐的情操。通过培养学生对传统音乐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做到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目前高师院校的教材主要是;声乐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出版)、高师声乐教材〈声乐曲选集，(徐朗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世纪高师音乐教材”丛书之一;.声乐曲选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几套高师声乐试用教材，这些教材多涉及的是艺术歌曲以及经过改编的民歌作品，而对于高师院校当下的典型的民族作品及原生态艺术作品均未能涉及，而对于学习者来说，受当地人文熏陶以及民风影响多种因素，对于当地的民族音乐或原生态音乐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此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本地民族特色音乐作品的注入和讲解，让学生接触多种风格的声乐作品，融入真正“原汁原味”的原生性传统剧目。如东北地区最传统的东北小调，山歌、歌舞曲和萨满调。如徵调式的〈东北风.、、〈放风争.、、〈翻身五更.、、〈小看戏.'、回娘家摇篮曲，等，宫调式的;.丢戒指：、〈卖饺子小拜年：等，再如羽调式的〈茉莉花之二：、〈正对花：等等，乐曲表达了东北人民勇敢的精神、勤劳的作风及火热的情怀，东北人民破朴实的生活情怀，生动活泼的热情性格均通过作品像我们诉说。这些作品源于学生生活环境，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使得本土的音乐作品得到了切实有效地传承。
三、高师声乐教师教学思维和知识的及时更新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将自己长期以来的表演经验和理论经验传授给学生，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避免了错误的方式和方法，将这些经验消化理解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由声乐教师和观众检验学习的水平，这使得声乐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教学技能和理论修养，如果教师缺少对传统音乐的理解和掌握，那么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也必然造成其教学过程中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度不够，影响了学生的传统音乐文化素养的养成。
而我国早期的音乐师范教育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教学体系和理念上深深烙上了西方音乐文化的印记，在结构上西方文化偏重而传统音乐文化偏少，在钢琴、视唱练耳、和声、作曲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上侧重的较多，而缺少对戏曲、说唱等“原生形态”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系统练习。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应注重自己的知识结构调整，在思想认识上提升传统音乐文化运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调整学习结构，多接触传统音乐深化自身知识，提升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能力，教师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度决定了学生在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传统音乐文化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高师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可以说高师教育理念对青少年思维的影响是久远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重视传统文化，传承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
篇13：消费文化传播与新媒体责任的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传播与新媒体责任的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消费文化 新媒体 传播责任
论文摘要：本文从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论述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引导及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负的责任。
消费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XX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的消费文化与新媒体正在走向共谋。新媒体通过源源不断生产出的各种符号，持续刺激着人们的物质欲望，引诱人们接受各种消费文化的传播形态，使人们体验各种消费主义的快感。然而，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肩负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使其更好地传播。
一、消费文化的提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不断丰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逐渐消除了原有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消费观念，开始向注重享乐、张扬人性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XX心已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消费时代已经到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各类与消费相关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
消费文化在当代已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已内化为相当多人的价值理念，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受到以下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是消费文化产生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使消费真正发生转变的契机，使消费品多样和多产的生产从可能逐渐转变成现实。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交换和消费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控制和引导消费的形式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政策导向是消费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舆论引导对消费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消费文化的形成既有经济学的原因，更是人为诱导和推销的结果。媒体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保证人们消费热情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诱导出商品的新的意义，用来引导人们的消费。
由此可见，消费文化既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通过有意识的政策调整及各种商业活动，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和生活XX。政府在其XX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通过各种有关的经济政策助长公众的消费欲望。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们利用各种传播媒介，铺天盖地地进行商品广告宣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XX习惯于按照这种宣传进行消费。因此，消费文化的传播对媒体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晌及问题
媒体是传播消费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在现代社会尤其以新媒体为重。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熊澄宇教授用三句话来阐述:“首先，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于旧而言;其次，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代表这个时间段的新媒体形态;第三，新媒体是一个发展概念，它永远不会终结在某个固定的媒体形态上有人认为“新媒体就是对新出现的媒体形态的一个统称，”包括了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的自办网站、楼宇电视、手机等，……但从目前的媒体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新媒体界定为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融合进行对等个性化交流的即时信息传播媒体，它包括了目前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和“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或网络移动媒体。在使用过程XX无疑可以发现它的很多优势，主要表现为开放式的交互平台、交互式的生产关系、摆脱了制作成本上的束缚等。
新媒体作为消费文化传播的载体，消费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要求新媒体的发展壮大。为了使消费者更好的接受到消费文化，新媒体必须不断的完善自身使其更好的适应受众的需要。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娱乐、休闲的内容在新媒体XX比重日益增大。近年来，各种新型媒体的不断出现，竞争日益激烈了，而受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媒体为了在市场XX占据优势位置，倾向于增加报道娱乐休闲的内容，事实上，受众对这类新鲜、时尚和富有趣味性的内容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第二，在新媒体XX广告扮演了消费文化意见领袖的角色。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广告成为了消费体系XX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预示流行、时尚或者成为象征某种社会阶层的标志，它可以引导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它传达价值，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指导你的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你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第三，反映消费文化诉求的新的方式的开辟，比如出现新的网站、新的版块、新的论坛等。
然而，消费文化的传播在带给新媒体一系列的`改观之后，仍然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新媒体也应更快的加以适应，因为新媒体在发展XX也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如在把关上的缺失，舆论导向上的失误，公信力不足等。所以新媒体在消费文化的传播XX不能只一味地迎合受众需求，而要根据自身的特性以及责任与义务来进行传播。 三、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责任与义务
现代社会无疑是媒体的社会，特别是在新媒体出现之后，媒介传播系统及广告声像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它们不仅是人们消费发生的策源地，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活动，并最终引导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坚持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新媒体在兴起之后，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功能，在带来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改变的同时，更是由于传媒文化的日益膨胀和过剩生产，从而更好的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兴盛和传播。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不断制造欲望来强化消费文化观念的传播与建构。新媒体由于自身的独特特点，在宣传消费品时通过“个性化”、“符号化”等形式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以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新媒体除了向消费者传输消费观念外，也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对受众的控制。第三，新媒体不断“生产”各种“消费活动”以丰富和构建消费文化的内容。新媒体除了传播消费品和消费观念外，自身生产的节目、光碟、录影带等本身就是“复制品”，即消费商品其XX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也遵循消费生产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也要追寻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新的媒介产品也会带来流行文化，提供新的卖点，形成新的消费热潮。总之，新媒体由于其独特性，使之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建构XX更具有了特殊的功能与影响。
新媒体在飞速发展的过程XX，不断打破原有的消费文化传播模式，深刻影响和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进程XX，不可避免地使消费文化矛盾重重，因此，为了减少这些矛盾，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遵循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首先，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该遵循国家相关的规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播。同时，新媒体XX的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其次，从观念上来说，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消费文化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种思想体现在消费文化上表现为求同特征和从众心理，不突出自己，更多的注重商品的实用性，以避免和他人产生隔阂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新兴潮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享乐”的思想开始盛行，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因此，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坚持对公众负责的原则，真实客观地传播，避免虚夸浮夸，树立自身的公信力，塑造传媒形象。
最后，从模式上来说，广告是消费者了解消费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广告已成为消费体系XX充满生机而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贡献在于它使人们沉浸在一个无止境的新产品潮流之XX。而在这一过程XX，又促成了大众行为与欲望—形成了消费经济的生力军。广告的传播功能本质上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它履行了指导消费行为的职能。因此，新媒体XX的广告首先在内容上要坚持真实，客观地传达信息，避免欺骗行为的出现，其次在形式上要坚持创新，要新颖独特，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更好地指导消费行为，影响受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消费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新媒体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交织的。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就要求新媒体也有与之相应的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其发展需要。同时，新媒体对消费文化有着引导作用，它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来传播扩大其影响。然而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XX不能只一味地为了其影响采取各种手段，而是要在遵守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来进行，这样的消费文化的传播才是积极的健康的，在消费文化影响扩大的同时我们的新媒体也能更长久地发展。
篇14：城镇化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变化与调适论文
城镇化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变化与调适论文
引言
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较为固定的场景中，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场景中久了，自然便会形成与场景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便是其所在的基本场景，因此具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民众的基本特征。场景文化依附于外在物质条件，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个体熟悉的文化氛围转向陌生，个体原有的文化心理和现有物质条件上所承载的文化便会形成冲突。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在进入新的环境中时，其必然面临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根据外在条件适当调整自身的文化心理，使自身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是每个个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城镇化中的民族民众也不例外。城镇化的本质是在工业环境下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方式向城市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较，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从居住方式到生产方式，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被彻底改变。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变意味着少数民族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距离越来越远，依附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随着原有生活图景的远去而在城镇化环境中面临着无处搁置的困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城镇化，更需要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民众必须适应和调整好民族文化心理，由此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居乐业。民族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适应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熟悉并按照城镇化文化设置生活的过程。
一、城镇化对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影响
（一） 居住方式影响
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多是偏僻、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地区，人口较为分散是民族民众分布的普遍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少数民族民众虽生活条件艰苦，但在居住方面各自独立，按照宅基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院落。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物质外在上形成了较为自由封闭独立的私有空间，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保守的、独特的。由于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化特征，在少数民族民族城镇化的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有的独家小院居住方式向社区居住方式转变，原有的独立院落变成了和他人共同居住的楼房，原来散居的人群集中居住于社区，这样的居住方式改变使得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城镇化的居住方式使得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如土家族的火塘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不需要再设置火塘，火塘消失，与火塘相关的文化表现也随之消失，火塘文化下面潜在的心理意识在城镇化中难以表达。另外城镇化相对公共化的居住方式与民族民众保守的文化心理有所冲突，因此在原有居住方式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居住方式的调整而难以适应。
（二） 风俗习惯影响
在民族传统的生活场景中，因民族生活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节庆习俗，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民族民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想意识文化。民俗和节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的外在使然，通过这些习俗活动，民族民众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实际上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或出口。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游牧民族不再游牧，狩猎民族不再狩猎，与游牧生活和狩猎文化相伴生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随之消失，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城镇化进程中因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逐渐淡化消失。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或者消失，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不仅缺失了表达的窗口，也丧失了滋养的土壤。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的现代文化环境，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使民族文化心理不适应。
（三） 交际环境影响
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交际方面多有不便，民族民众因此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熟人交际和定期扩大范围的联欢等交际活动。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当地多个民族于深山峻岭之内，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民族民众的日常交际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户人家，交际是人群的本能，为了有更多的交际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聚会习俗，以便于民族民众的婚恋交流等。草原民族同样也有自己交际环境方面的特征，游牧生活方式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有更多的人群集中居住，于是便形成了那达慕大会等节庆大会来促进民众交流。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交际方式下形成了相应的的人际关系交流心理和秩序观念。而与少数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不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使更多人享受公共设施，必然要把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城镇化的'方式颠覆了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化也使更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而这显然和民众原有村落居住时少数的熟人社会有很大区别。城镇化下交际环境的变迁使得民族民众原有交际观念和思想与现实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冲击了民族民众固有的社会交际心理。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适应与调整
（一） 坚持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在现代技术条件支持下，多元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对个体而言，多元文化环境下如果固守一种文化思维或者文化心理模式，必然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冲撞，不利于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更好生存和发展。文化是多元的，而个体的文化心理模式一旦形成便难以调整，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便成为现代人必须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所秉持的文化心态。[2]
少数民族民众在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适应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以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新的环境，显然是不够的，新的交际环境，新的文化条件意味着民族民众如果坚守原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不能对其他文化有所包容，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中，对于民族民众的结果只有一个：难以在城镇化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心理所对应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场景，如果在城镇化环境下依然固守民族文化心理，用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无疑是刻舟求剑，自然难以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文化心理源于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对于民族民众而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应并发展，就需要秉持开放性文化心态，去认知和理解现有城镇化环境的文化，从新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文化知识，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将更有利于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环境的和解，从而使民族民众避免与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心理僵持。
（二） 继承民族文化心理的精髓
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个体头脑中所内化而成的认知心理、价值体现及思维方式等，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积淀演化，因此文化心理相对比较稳固。[3]
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较为偏僻和封闭的民族地区，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支配着民族民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传统环境的同根性意味着在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与环境是和谐的。但是城镇化更多的强调众人的参与和交流，城镇化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享受较为先进的公共设施，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在其物质变化的过程中，转变其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使其形成与新的环境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数少数民族民众与大众生活的区别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城镇化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众而言所带来的变化更多。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场地及生产方式改变，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被淡化或以其他方式取代。因此城镇化环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更大，民族民众在城镇化环境中更需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调适。文化无高低之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较弱，但是民族文化维系着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民族环境中世代沿袭。在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支撑，历史岁月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的无可取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根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文化性格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文化的表现。虽然民族文化心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化，但是在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历史行为和表现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和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撑。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完全否定，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给予合理地引导，在尊重文化心理本质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适当继承。
（三） 糅合城镇文化的新元素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民族文化作用于民族民众心理层面的结果，要使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的城镇化环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民族民众的心理层面上接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新文化，并使之内化，当新的文化也成为民族民众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时，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与城镇化在内在上达成一致。与城镇化所对应的文化是现代文化，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先进。
对于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其在城镇化之前所接受的民族文化虽然优秀，但是对原有的民族文化的接受更多是对过去文化的继承，对民族民众而言，文化继承自然不可少，但是在现代化环境中所生存的民众更需要现代文化的补充，才能与时代发展合拍，在时代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城镇化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向新文化学习的机会，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个机会，不仅可以使自身的文化心理更好地适应，同时也有利于民族民众在现代文化方面的更快提高。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因此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要紧的是在对于这种文化冲突有正确的认知，并尽快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对民族民众而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适应，主要在于对于现代文化形式的参与，在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要克服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更多地参与到城镇化生活中，使自身更多地接触现代文化表现形式，并从心底里对现有的文化方式中的有益的成分进行吸收，如现代文化所倡导的更加开放的交际观念、更加合理的价值观念以及各种各种关系的处理等。[5]
在对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吸收内化中，城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化自然会和民族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城镇化所带来的的文化心理的不适应问题自然便难以发生了。
（四） 采用合理的心理表现方式
意识支配行为，而行为对于意识的表达有多种形式。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促使民族民众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民族场景下形式各异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中的各种表演形式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在城镇化之前民族场景下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仪式活动都是和民族场景相吻合的，但是同样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这个新场景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民族文化心理关涉着民族民众的行为模式、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虽然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但是就行为模式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而言，其更多地是文化心理的展示，对于文化心理本身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它的表现形式。而在现实场景中，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心理形式表达，以民族宗教信仰为例，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城镇化中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是民族民众心理适应的重点问题。宗教信仰是民众内心对于世界及未来的精神认知，信仰的关键在于民众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相对应地，宗教法器及宗教仪式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或表达方式。个体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信仰，当个体的信仰以较为突出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时，往往容易引起非议或误解，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信仰是必要的，但是在信仰表达方式方面也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以大众能为接受的方式出现可以使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由来已久，这种心理不会因城镇化进程而立即中断，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更重要地是意识到文化心理在内在层面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仅仅执着于形式的固守，新环境下新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意识或现象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文化影响下民族民众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是民族维系的内在精神支撑。城镇化进程对于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改变，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原有的场景，使得民族民众产生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否定或忽略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而是在正视其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民族文化心理与新环境融合，由此少数民族民众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城镇化。
参考文献：
[1] 查明华。 民族文化心理概念辨析---兼论民族心理学学科特性的显现[J]. 广西民族研究，,（1）。
[2] 滕 驰。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交往[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5）。
[3] 程 洁。 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研究[J]. 宝鸡文理学院报，2014,（3）。
[4] 柳建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城镇化问题探索[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1）。
[5] 赖晓华，聂 华。 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J]. 贵州民族研究，2014,（7）。
篇15：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思考论文
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思考论文
摘 要:中华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瑰宝，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有着重要影响。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践和了解有助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模式和音乐结构构成的转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模式
音乐文化既是最代表一个民族本质、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又是最能反映各个民族文化特质、情感特征，并且可以用直觉感受和交流的具有宏观上相似的世界艺术文化现象。由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比如语言沟通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模式等的不同，中华民族音乐将社会思潮、社会现状、人民勤劳劳动等文化以高超的音乐艺术方式展现给世界。中华民族音乐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也在随着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即特殊性,包含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正是由于上述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具体反映。[1]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自身形成的艺术系统的独特性是它保持自身个性，具有民族共同气质的基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能够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得到完整保存，而且能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民族音乐教育是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全面素质教育得以实施的基础内容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乐文化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结构的调整、促进音乐实践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现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师资严重紧缺，并且我国民族音乐教育设备不完善；在音乐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传授音乐技能为主导思想，为应试教育服务。缺乏对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且在音乐教学方向上依旧用传统保守的方法对待东西方的民族音乐教学，缺乏对多元化民族音乐对比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因此造成了我国民族音乐教学模式的.死板化，无法在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旧的观念，注重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学习，正确理解民族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逐渐使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回归艺术化、审美化的教学方向。教学模式在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例。[2]具体到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就是围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以及民族音乐教学理论并兼顾到民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元化的适合学生心理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模式是由音乐教学理论转化而来的，是经过音乐教学实践检验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学框架，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操作性。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除了合理选择运用一些常规的教学模式外，还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与推广。[3]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的完善和普及。对于建立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长远意义。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不断加强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完善中小学的音乐基础教育设施，提高中小学基础音乐的师资力量，制定科学的管理条例，强化教师科研意识，不断把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实现规范化、科学化。是新时代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我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性社会建设人才的责任，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在实现对人们的爱国情感、民族意志、创造能力的全面开发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通过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转变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战略，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以审美为目的的发展，加强基础民族音乐教育的管理，促进和谐社会观念在民族音乐教育中的融合，加大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经费投入，构建一支具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民族音乐师资队伍，最终构建一个完善的具有和谐思想意义的校园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民主音乐文化体系发展做出贡献。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上的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要通过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通过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改革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制，调整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促进学校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三、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新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应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同样应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不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和创新，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修订民族音乐教学计划,整合民族音乐课程；逐步构建民族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制度体系，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科学和完善等措施，建立科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不同民族文化、音乐的交流及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人民音乐》2000年第5期总第409期
[2]李秉德主编《教育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
[3]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及实施建议信红霞G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4]傅有明高校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国高教研究 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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