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许多琐事需要梳理和总结，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总结要具备可操作性，即能够指导实际行动和改进方法。多参加语文活动，可以增强语文学习的乐趣和动力。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提出，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外关系诸方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正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科学文化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对外关系上，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方向前进。
4、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主题：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推进科学发展；坚定不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共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内容都是产生在：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中国国情没有改变，理论主题没有改变，实践基础没有改变的基础上。
1、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中国国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理论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论对这个理论主题进行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初步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4、实践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新时代新形态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经过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
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主义、别的道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进步的问题。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二
[摘要]企业文化理论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石，现代企业文化应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
任何企业都有企业文化，它以自发或自觉的态式存在着。中国的老字号同仁堂和瑞福祥正因为有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才能传承至今。但是，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时尚和热潮。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继人才、物质、资金、知识之后的第五大经营资源而备受企业重视。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世界知名的管理科学权威和领导科学权威科特教授预言：未来十年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财富》杂志也曾指出：世界500强企业之所以胜出其他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善于不断给企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凭借企业文化，使它们保持百年不衰。
企业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文化理论初始阶段代表作，被称为“美国工商管理圣经”的《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比德斯就坦言，绝不再版这本书，因为“现在的境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中国，企业文化理论虽然起步较晚，也是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共同宣扬“以厂为家”，而职工则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很少有个性的企业文化，而且这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均处于自发阶段。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地企业文化建设才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但由于思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更侧重管理，例如“以职工为本”、“管理出效益”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涌现出海尔、联想、宝钢等一批被世界认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现在，中国企业要想融入世界经济的浪潮，必须立足实际，放眼未来，创建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企业文化，这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石，创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以人为本”
温家宝说：“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曾庆红说：“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以人为本，首先强调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人是世界上惟一具有主体性的动物，人可以根据需要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创造条件千方百计激发人的能动性。其次就是对人的尊重，人不是机器，而是有独立情感和个性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被尊重、被理解、被重视的需要。以人为本就是关心、爱护、尊重每个个体，让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完整的人格和尊严。再次，强调个体的价值意义，每个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都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劳动表现出来，以人为本就是创造机会使每个人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提供条件满足个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
西方经济学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模式靠4个因素：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凡是优秀企业的经营都要建立在这4个轮子之上，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主张是有缺陷的，因为他缺少了人，知识经济也就是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的不同在于对人的态度，没有了人才，一切将无从谈起。传统经济重资源，轻视人，而现代经济则重视人，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就是以员工为本。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管理更加人性化，“泰勒制”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现代的管理，由于“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理论的出现，现代的管理更强调尊重，激励，发掘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也不是上级和下级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团结、合作，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人才的态度更加宽容，只要你有聪明才智，就给你最大的自由空间。二是在企业外部，以人为本就是以顾客为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要充分满足顾客的需要，体现人性化、个性化，使顾客的自我尊重得到满足。“顾客就是上帝”的观念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企业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真正将这种观念内化提升为企业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次、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它是人类以沉痛的代价换来的认识成果，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根据联合国组织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持续性原则即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持续性。第二、共同性原则，即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的全球性要求全人类通力合作，共同保护地球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三、公正性原则即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即要求代内公正也要求代际公正。针对目前我国高能耗、高投入、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资源利用现状，现代企业文化应高瞻远瞩，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创建绿色生态型企业文化，使企业在谋划全局，制定发展战略、确定新产品开发方向时，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参与意识，树立企业的绿色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而且防治污染、回收资源、节约能源的绿色技术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果企业文化不能与之保持一致，最终只会走下坡路，被时代抛弃，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欧美许多大企业都带头生产绿色产品，中国也越来越重视绿色科技，绿色科技要求绿色管理，绿色管理要求绿色文化，但我国的绿色文化远没有上升到企业价值观的高度，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内化为企业的约束力，更没有成为企业职工的自发约束力。
再次、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全面、协调发展”
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另一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整体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任何社会的进步，经济是基础，但是仅仅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社会的真正进步，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协调发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经济和政治、人与自然、国际和国内、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结构比较合理、速度和效益比较契合的良性运行状态。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体现全面协调发展，不能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惟一的目的，社会效益也是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砝码，体现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成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和精神动力。这就要求企业文化重视利润目标又超越利润目标，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建设，把企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企业的终极价值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效益的注重并不是相矛盾的，如诚信经营，反对欺诈、恶意重伤、诽谤等恶性竞争手段既是现代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又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在全社会倡导诚实、信用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的资助不但体现了企业的爱心和情操，更凸现出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这样的企业文化熏陶的员工自然会团结一心，努力向上，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总之，现代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力，这是取得共识，毋庸置疑的。所以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企业文化的建设方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就是方向性的错误。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理念，它应该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石。企业文化虽然是“舶来品”，但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创建世界一流的企业是我们的责任。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理论成果，而且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理论源流和思想脉络，各有重点和逐步深入地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毛泽东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初衷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开端是良好的。即使他的失误，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经验，留下了深刻启示。邓小平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伟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出现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发展主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应时代变迁和人民诉求，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经过30年的伟大实践，逐渐显现出存在价值和发展优势，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应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相继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发展，取得了相互联系、步步深入的三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组成和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整体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生产力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程度，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它用改革思维取代革命思维，用发展方式取代斗争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那么，改革和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基本观点与最核心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四
摘要：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关键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
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
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五
结业论文。
学院：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
姓名：李建。
班级：电气化14-1学号：8031210123。
浅谈民生问题对大学生的影响。
自2011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就民生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说。说到民生问题，亦即改善人民生活将被始终放在一个极为显著的重要地位。《报告》中说，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稳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宁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有几个新的提法，一是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三者关系的“结合点”，二是强调三者都要适度而且要统一起来，三是“改革”是着力点和突破口，要以“改革”来“促进”和“确保”其他几个方面。
2011年两会除了对医疗、教育、就业等老难题保持关注外，今年的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城市治堵、搬迁补偿、社会管理、反腐倡廉等热点表达更多关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国的民生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日益突出。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久治安。而近阶段，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热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一）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是强国富民的基础，要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就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发展面临着如同公平与效率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的困境。可是，教育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同的阶段中，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征和重心是不同的：在教育发展初期，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在教育初步普及后，要注重对教育品质的追求。
对于教育不公平现象--------从宏观上看，一是教育投入在城乡之间，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巨大。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之间和普通薄弱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巨大。三是师资队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之间和普通薄弱学校之间差距巨大。从微观上看，一是相当一部分学生难以承受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费。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上学比较困难。三是重点学校之间和普通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相差悬殊，择校压力巨大。四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国家必须：
（1）推动公共教育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2）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3）规范管理，从严治教。（4）建设和谐校园。
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对保障社会公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促进就业。
近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结构不合理；大学生就业市场不完善；用人单位的盲目人才高消费；高校就业指导滞后。
大学生就业当前存在三种矛盾即：一般性就业矛盾----由于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引起的就业矛盾；选择性就业矛盾----扩招前已存在的选择性就业矛盾，扩招后随毕业生的数量增加；结构性就业矛盾----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不适应。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还隐含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此问题需要政府、学校以及整个社会的努力。政府应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就业市场，采用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疏通就业渠道，不断完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各高校也要强化内部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与就业层次的高低是一所高校办学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学校要主动适应市场，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的调整专业设置等等；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大学生应提高自身素质，更新就业观念。
（三）就业腐败。
近阶段在就业问题上经常出现就业腐败现象。所以要消除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员编制”，增加机会公平；消除“党组成员一致通过”的旧规，严格遵守《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以立法方式确认“财政供养人员”的编制员额；加强制度建设，细化管理规章；事业单位招聘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改善民生刻不容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下面就主要谈谈关于民生问题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民生问题对大学生的影响。
就两会所关注的民生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对大学生所带来的影响主要就是就业难。2011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约为750万人，已经达到近年增长峰值，未来几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将保持相对稳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有些代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近年大学扩招数量超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二是部分大学生就业观念比较陈旧，艰苦岗位、基层岗位不愿意去；三是受大学扩招影响，高校在培养社会需要的实践人才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学生就业难危害巨大，它既阻碍了大学生通过劳动取得报酬的途径，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了国家核心竞争力，也给社会安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近几年的公务员报考率和大学生的就业严峻形势相当严峻，去年是30：1，今年大约是50：1，其中一部分还是给在职的，到大学生这里怕是60：
1、70：1；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贫富差距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基尼系数是0.4%，但现在已经突破这个警戒线了；医疗费用高、药价居高不下；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征收问题，“三农”问题仍然是一个民生焦点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安全生产一直是近几年来屡禁不止的事情；建设和谐社会问题。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增劳动力、复转军人及大学生等的就业问题。就业直接关系着收入问题，是解决其它大部分问题的最重要一环，就业问题不解决，收入没有来源，其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不可能。因此，就业问题无疑是所有问题当中的焦点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在民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财政也大量的往这一方向倾斜，但毕业后未能及时就业的大学生并不在其保障的范围之内，从而更是增添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2、杜绝提前退休现象，鼓励延长退休年龄，这一政策对于大学生就业是不利的，尽管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运用，但对于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这一政策规定就减少了工作的岗位。
3、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及退休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赶着往事业单位挤，严重影响大学毕业生正确就业观的树立。
4、当前国家把大量的资金往民生建设中倾斜，但其中对大学毕业生的关注尚少，如大学毕业生创业贷款难。
三、在整个的社会体系中，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1、大学生自身问题。
首先，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与其自身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其次又有社会的众多因素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生活难所存在的问题”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许多的大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实际经验，动手能力极差。在具体的工作中胜任不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且怨天尤；其次大学生存在错误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始终以“天之骄子”身份自居，姿态过高，对自身和现实缺乏准确的评估，缺乏正确的就业心态。
这些都要求加强大学生自身素质修炼与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职业发展理念，要认清自身的现状，不能太急功近利，合理地降低就业期望值，要注重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要加强社会实践锻炼；树立“不等、不靠”的思想，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主动寻找就业之路；要有勇于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挖掘、开拓创业市场，转变“靠父母”、“靠国家”、“走公务员之路”的传统就业思想；要积极的打破思想束缚，给自己一腔激情。
2、岗位紧缺，竞争压力大。
数据统计仅八年来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就在3500万以上，而统计就业率在35%左右，加之以往未就业大学生、高校上报的虚假就业数据，可见就业率是何等的低下。要解决好这些毕业生，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这就要求无论是那个行业、那个部门都要形成一定的就业比例。政府应一方面规范、提高企业（国有、私有）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吸取一部分人群；另一方面政府诸多职能部门也要有计划、有需要地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加强优化人事结构、年龄、文化、综合等问题，多给年轻人提供机会，留余足够的空间。
3、学历继续教育问题。
在与全日制大学教育的同时，学历继续教育应得到承认，以便形成良好的互补。现在在国家、地方招考中有很大一部分职位限制学历，学历继续教育所颁发的毕业证不予于承认，但在进入工作单后却可以凭着学历继续教育的毕业证加工资、晋升。这样的矛盾无疑是对应考者的不公平、增加就业难度、提高就业门槛。国家、政府应建立完善的、一致的政策法规。要么统一不认可，要么统一认可。
此次的《报告》已明确指出，要在工作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我想，除了政府在其中的政策引导外，更主要的是从我们大学生自身着手。对我们大学生来讲，我们应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习和业务能力，并同时为周边的群众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实际应聘中，应符合自身实际，不怕苦，不嫌弃基层工作机会。譬如我们车辆工程专业，虽然近几年就业形势还可以，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平时技能的储备，同时，不能轻视基层工作岗位的锻炼机会，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应对就业。
4、大学生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机制不够完善。
现在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到国家干部、公务员等不同群体都制定落实了相关保障措施：像公务员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待遇、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也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实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给生活困难户发有低保补贴。而未就业大学生那？什么都没有，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对此国家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也应当制定未就业大学生相关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推进社会注意建设。
四、大学生应该如何应对民生问题带来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深受民生问题的影响，要真正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问题，必须将其置于民生建设中进行考虑，并根据国家民生政策，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案，从而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中成功就业。
大学生应正确应对当前民生建设中遇到的机遇和问题首先，面对机遇，我们大学生要努力把握。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1、职业定位（1）依据客观现实，考虑个人与社会、单位的关系，从当前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2）比较鉴别，比较职业的条件、要求、性质与自身条件的匹配情况，最重要的还是考虑国家政策及社会实际的需要，如敢于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就业；（3）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择业目标；（4）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要把握好职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改变自己的就业心态。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大学生择业时，不能将自己定位过高，只选择大城市，选择高薪职业，而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基层、西部去，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又拓宽自己的就业渠道，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更加宽广的发挥才能的舞台。践行先就业，再择业的理念。
2、自身素质的提升（1）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职业技能；（2）充分利用校园环境及条件优势，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培养学习、工作、生活能力，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3）要富于创业精神，不仅要做就业准备，更要做创业准备，从而在国家政策创造的良好条件下发挥才干。其次，应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采取积极地态度。当前由于我国社会实际情况较为特殊，国家政策多是往社会保障方面倾斜，力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大时代背景下不可逃避的现实，我们大学生那个唯有从自身做出改变，才不至于处于被动的状态。第一，大学生要树立良好的心态，顺应国家发展的趋势，跟着国家政策走；第二，要高瞻远瞩，随时关注国家的政策变动和走向，关注时事；第三，不断加强自身素质和增长自身本领，提高自身竞争力；第四，把握好自身的就业观念，不能一味的认准机关事业单位，要把眼界放宽。总之，大学生就业这一难点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抛开当前的社会实际而单独解决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性，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民生建设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把大学生就业这一问题放到民生建设当中去考虑，并结合民生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采取相应的方案方法，才能最终很好的解决。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时刻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的方针政策，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社会时事政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择业观，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培养学习、工作、生活能力，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我们应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习和业务能力，并同时为周边的群众提供必要的帮助。真正的做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国家社会及其个人有用的大学生。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六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七
摘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群众路线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利益协调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理好现阶段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后表现为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宪法赋予人民参与选举、决策、社会管理、监督的权利。政治参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保证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而言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呼唤，是我们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在新的形势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上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又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因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并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要我们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千难万难，落实可谓天下第一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的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日益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在解决关乎群众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声音和身影――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进医院，和人民“零距离”接触；淮河洪灾，温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同吃一锅饭。人民不会忘记，岁末年关，为民妇追讨工钱；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为农民增收而发。我们不会忘记，春节临近，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抗雪灾，国家主席寒冬下矿井，国务院冒险“闯”灾区；汶川地震、世界性金融危机、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危机，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新的严峻考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让民族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更让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一次次告诉中国，也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心手相连，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爱民的感人往事，无不彰显出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不印证着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精神品格。90年的风雨砥砺，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伟大，党的机体更加生机勃发；90年的风险考验，我们党更加成熟自信，党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90年艰辛探索，90载风雨辉煌，不管是“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之一”，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这90年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屈辱落后的历史，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走向现代化的90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马克思说：“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公众就会支持我们党；我们党“执政为民”，人民就会拥护我们党执政。党――人民，人民――党，这种鱼水相依、血肉相随、声气相通的关系，将产生一种伟力，把中华民族推向到伟大复兴的辉煌峰顶。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八
“三下乡”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践行志愿者精神。
——大学生志愿者协会赴河北承德社会实践团。
学院。
理学院。
班级。
数学与应用数学1101。
任课教师。
任鹏。
姓名施家胜。
学号20111376。
2013年10月3日。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践行志愿者精神。
——“三下乡”
作者施家胜。
1.社会实践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1.1社会实践选题的目的。
1、深入贫困农村，在支教过程中身体力行，为当地孩子带去外面世界的精彩，激发他们求知和走出农村的愿望，促进学生德、智、体、劳等全面发展，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
2、真正的去接触实践，理解实践，充分领悟社会实践的“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创造一个了解社会、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性格、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平台。
3、充分利用志愿者的社会宣传作用，呼吁社会，将贫困地区学生生活、学习情况反映给社会，争取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支教活动，并带动更多大学生的加盟和联合，将此活动传承下去。
4、弘扬东北大学教学之风尚，通过支教，使更多人了解东北大学学生的优良品质，将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精神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
5、充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精神。1.2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
1、全面实行义务教育，是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实行义务教育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
2、河北省近年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的会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发展因子，例如，经济上区域发展不平衡，政治上区域民主不普及，文化上区域水平不达标等等诸多问题。只就最基本的教育问题来说，城乡的差别就非常的大，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在河北农村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而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教育基础设施落后，许多适龄儿童不能接受义务教育。
3、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家庭的期待、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自身素质，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培养服务意识，树立奉献观念，增强团队精神，建设新型农村，构建和谐社会。
4、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的现状，我们决定从最底层最根本的教育入手看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向当地教育机构提出自己对教育改革的可行性建议，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为切实需要帮扶的地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当地学生切实感受到受教育长知识的幸福感，在感染教育中，为学生找到理想信念的支撑点，从根本上落实教育真谛的内涵，以点带面，以求普及全国。
1.3应用价值:。
1、通过此次下乡教育帮扶，深度了解了教育水平低下的县乡级地区的教育困难，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问题以展示的形式公开化，让局部封闭信息透明化，达到使广大青年学生对义务教育普及化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此次实践可为东北大学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提供一定借鉴，即可与教育水平低下的县乡级地区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定期的考察，使我们始终能够了解现今部分地区教育水平发展状况。
2、此次义务支教这种实践方式将使团队成员亲身体会到农村地区的教育困难，进而对当地教育机构提出一些自己的可行性建议，并以亲身经历感染周边同学。搜集的可靠性数据可以用作日后教育体制改革参考的小部分依据，为教育上存在的隐晦性尖刻性问题的解决提供第一手资料。
3、深入农村地区的支教必将实现对大学生的自我完善，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自我奉献精神，锻炼自己的身心，让实践队员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培养团队意识﹑协作意识﹑责任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扩大中心的社会影响力，树立当代大学生的形象。
4、深入农村基层，了解和支援农村教育，丰富小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探索积极有效的学习方法，拓宽知识面；对他们进行理想教育﹑感恩教育﹑健康教育﹑生命教育，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升孩子们的知识能力和确立孩子们的价值观及人生观；促进学生德、智、体、劳等全面发展，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关注小学生的身心健康，让他们在关爱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5、本次考察会涉及对外宣传方面工作，因此会达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一方面，把素质教育的理念带到农村地区，希望学校在软件上与外界联系。将教育水平低下县乡级地区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问题上，同时引起当地教育机构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东北大学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辅助了招生宣传工作。
1.4开展实践的重点:。
1、不拘泥于形式的教育，着重抓好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连接点，将现代教育理念融入教育帮扶的活动过程中。
2、任何实践所产生效果的最佳状态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本次实践要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就要做好宣传工作。此次实践活动要对当地教育现状资料进行采集，进行整理后开展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现状。这一点是为解决部分地区教育顽固性弊端而服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可以为其解决比较本质的问题。
1.5开展实践的难点:。
1、当地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施教的内容较难把握，在施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进度不一难以深入的状况，以致于实践效果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水平。
2、对接团委对我团各项实践安排的辅助不确定度较大，由于实践地距离沈阳较远，难免会出现由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传达不准确而出现行程延误现象，在实践配合上有可能会稍微有点欠缺。
3、暑期组织学生集中进行学习难度较大。由于成员经验不足，实践的时间有限，所以很难深度挖掘信息，难以对政策进行深度分析。
4、实践地是相对陌生的环境，并且是团队的集体的外出考察，成员的安全保障工作成为实践活动开展的另一难点。
1.6主要创新之处:。
1、采用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此次教育帮扶旨在打破传统教育的桎梏，将现代教育的新鲜血液——素质教育引入，让当地学生切身感受到时代发展带来的不一样的教育模式，可以为实践效果增添色彩。
2、采用综合性的施教模式。教育帮扶的形式多样，包括书本教育、素质拓展活动、座谈会等等，降低了活动的枯燥乏味性，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且让当地学生能力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
3、采用适时反馈的帮扶机制。在活动进行到一段时间，团队会针对帮扶情况适时开展座谈会交流会，旨在进一步加强了解教育形式对学生各方面的影响，从而可以比较针对性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团队是暑期社会实践校级重点团队，团队的名称是大学生志愿者协会赴河北承德社会实践团，我们团队所选择的的立项主题是“三下乡”，团队成员一共有六人，我是队长，其他的成员有：信息学院栾宏斌，宋思文；文法学院聂琦，张红伟；外国语学院李晓月。
我们8.14号从沈阳出发，8.15号早上到达河北承德兴隆县，进行我们的特色支教。在去兴隆县之前我们就对兴隆县做了一定的了解，整个兴隆县到处都是山，这一因素决定了他们闲的交通并不发达。俗话说的好“要想富，先修路”，虽然兴隆县目前在大力的建设之中，但是在农村教育资源还是先当的匮乏。在与当地的教育部门交流之后更加印证了我们之前了解的情况，从而感觉我们这次算是来对地方了。由于当地的小学在进行翻修，我们这一次的素质教育的支教就安排在当地的一户村民家中，因为他家有相对宽敞的地方。我们首先向孩子们播放了我们带去的介绍东北大学的视频，并在视频播完之后说了一些关于我们的大学生活，以及激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努力走出大山。每天的上午我们跟小朋友们进行一些素质拓展类的游戏，下午就对他们的课业进行辅导，在辅导中我们发现有好多小朋友的基础特别差，应该是他这个年级会的东西，他都不会做。但是我们在对他们的暑假作业进行辅导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超纲的题目，我问过小朋友们，他们说有这门课但是从来没上过，因为学校没有老师会，那些题目中最难的要数生物题，高中生都不见得会。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跟小朋友们一起看一些励志的电影，我们一共播放了三部，分别是《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肖申克的救赎》，小朋友们在看完之后都很有感触，跟我们聊了许多。我觉得我们实践初期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我很遗憾我们的暑期社会实践只有短短的一周，交给小朋友的也有限。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东北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去帮助那边需要帮助的学生。
3.实践感悟。
经历了将近一周的社会实践,我感慨颇多,我们见到了社会的真实一面，实践生活中每一天遇到的情况还在我脑海里回旋，它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社会实践活动给生活在都市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短暂而又充实的实习，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向他人虚心求教，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习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和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4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知识、道理。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实践自我的最好途径。亲身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增强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需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用知识武装自己，用书本充实自己，为以后服务社会打下更坚固的基础！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
通过这次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这在无形中使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了自身努力学习知识并将之与社会相结合的信心和毅力。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的大学生们，更应该提早走进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磨练品格、增长才干、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舞台。在这里我们真正的锻炼了自己，为以后踏入社会做了更好的铺垫，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更加积极的参加这样的活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本次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还同诸多群众谈心交流，思想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理解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同国家的命运的发展联系起来，才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
这次实践活动，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践更加了解社会，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作为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我们要抓住培养锻炼5才干的好机会；提升我们的修身，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部分照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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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大学生论文篇九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二、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路线，如何更好的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党的建设建立内在联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解放思想”作为大会的主题，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好。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包含的党的建设思想。
一、从党的思想路线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首先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后来邓小平同志深刻的认识到““””的错误，认为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可以实现党的路线的拨乱反正，而这一切的开始便是实事求是。同时，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认为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解放思想就是在此前提下要求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与实践相结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也就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另外，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针对这样一项长期的任务，就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的建设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从党的发展观点来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如何永葆青春的问题，为党的建设创新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结束时纠正了党在发展上的错误，他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先驱，带领人们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把人们解放出来，为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会停止前进的步伐，它就没有生机，那么比如亡党亡国。因此，我党历史上经历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都充分的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上，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就会大有希望，党的事业就会大有希望！实事求是，说到底是指要认清客观规律，目的是为了客观规律办事情，任何事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发展变化的理论同发展变化的实践有机结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推陈出新、富有创造性！
三、从党的思想建设同其它各项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
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深刻的揭示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与党的其它各项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使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有了可靠保证。马克思指出，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一切建设的中心环节！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都不可能离开党的思想建设，它们都要以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基本出发点和核心。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因此，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在党的全部建设过程中所有体现，另一方面做好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党的思想建设。因此，这就要求要充分发挥全党思想建设对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以极其丰富的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经验，正确处理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一些在当今时代都十分重要的新思想。
但是，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搞好党的各方面的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规律性问题，就必须明确一些非常重要的新观点、新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党的建设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搞好新时期党的建设是，我们主要是要依靠的力量来自党的自身。为此，党各方面的建设要结合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结合实际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素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科技基本知识教育，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防止市场经济的复杂性给党员干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在新时期党群干部建设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还要有制度上作保障。邓小平通知曾说，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是民主，““””的原因主要是很多决策都是一两人说了算，民主集中遭到破坏，有很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需要有民主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而要发展党内民主，就要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所以，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解决制度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比较好的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执政能力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的党政建设可以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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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英(1976.08-)，山西忻州人，神池县委党校教研室，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一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它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的形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它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理论特色。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取得中华民族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的历史飞跃所进行的重要准备。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理论基础则相同的，即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和某个孤立的原理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运用内化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中，并取得中华民族化、中国特色化的形式。
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一）继承、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哲学方法——唯物史观。3.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俄、中及其他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4.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5.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且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继承、坚持和创新、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三）创新性。
1、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束缚，使思想符号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才能求实创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再次，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邓小平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创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在总结““””以及“洋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总结三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第一，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统一的经验，并从解决台湾问题转移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来。第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总结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坐而论道不行，主观主义想当然不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邓小平从我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两种社会的比较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概括起来，主要创新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作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思想中又一创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方面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独特的理论特色使之成为我党高举的一面旗帜，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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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二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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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三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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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四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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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五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六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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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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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七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八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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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大学生论文篇十九
摘要：对于《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教学情况的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只是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课堂比较枯燥，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的。巧妙地运用课堂情景化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学生的思维特征以灵活的安排课堂内容，能增强《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关键词：情景毛概互动素质。
1前言。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课程的必修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学生的思想，将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纲领以及经验教育相互联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国情，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对科学理论的认识深切的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目标不断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降低。现在，怎么样提高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成为了目前各大高校的重要问题，要让学生逐渐的接受这门课，从而对其产生兴趣，才能够让学生获得宝贵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打下坚实的基础。深入开展情景化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对《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的学习兴趣的重要举措。
2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2.1教材较枯燥，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门教材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全面把握这门课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不仅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还要全面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近年来党所取得的创新理论，这样丰富的课程内容，从古到今，从理论到现实，从政治文化到经济发展，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在这一课程有所涉及。一般而言，具有自己专业特长的教师都很难全面且深入的掌握这门课的全部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难度，对书本的内容很容易产生枯燥感，很难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进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了解到的社会问题都很难与课本理论知识相吻合，例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及就业问题等等，这些与教材上所讲述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开始学习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学生就对这门课程的理论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电视、报纸或网络上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这样不断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学习这门课产生了厌烦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2.2学生缺乏对政治的认识与兴趣。
一方面，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学生在对待学习上过于急功近利，对于那些专业课或是对自身未来事业前途有用处的课程，他们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学习，而认为对自己没有用的课程就不去学。在很多学生的意识里，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是有很大差距的，专业课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事业的基础，对他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学习的科目;相对而言，《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政治课只是一门政治的说教课，学生对其学习缺乏动力，因为很多知识都是显而易见或是重复的，对其提不起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都对这门课程内容存在认识偏差及情感障碍，他们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政治方针等都是当官者的义务与责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基本的认识。
2.3教师对学生的不负责。
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课堂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很多学生都一致认为对于他们学习兴趣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教师，对教师的喜爱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上，确实是有些老师的上课方式比较能够吸引学习的注意力，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枯燥。每个教师的上课方式是不相同的，从而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相同的。有的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整体结构缺乏专业的认识，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很难抓住教材的内在逻辑以及精神实质，讲课内容不连贯，使得学生对知识更加模糊，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领会，这也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些政治老师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因此对这门课程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只一味的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心情去教学，面面俱到，没有重点，不能很好的联系实际，只管自己在讲台上讲解，却不管学生是否理解，甚至有的老师还会传达一些错误的观念给学生，造成学生的理解出现错误，这都是教师对学生不负责任的结果。
3实施课堂情景化教学的重要性。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最核心的课程，综合着历史、哲学、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对这门课有着很大的偏见，觉得其实用性弱，跟就业没有关系，因此缺乏学习兴趣，大多数都只是持着考试合格的心态在学习而已。为此，教育部与中宣部对各大高校提出了要求，全面改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将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教师应该怎么讲好这门课，为学生构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是大多数教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的实施课堂情境化教学，不仅将这门枯燥的课程理论知识变得容易让学生接受，同时增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保证。
4实施情景化教学的具体措施。
4.1将图、文、音三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创新水平，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对其发展有着很大的空间，不仅可以将纵贯古今与横跨中外的知识相联系，还可以将动态的大量知识运用超文本技术进行联系，不断刺激学生的视野。例如讲授某一历史事件，教师在上课之前可以将相关的资料做成课件，从而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总结，从而亲身体验与领悟这些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但符合大学生独立学习的个性，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表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培养他们的政治识别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此外，现代教育技术还改变了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不仅仅局限在知识线性输出，还发展了开放性空间输出模式，教师可以根据设计情景与悬念，让学生有所意外收获，同时在获得知识的时候，陶冶自身的情操，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4.3鼓励学生利用情景参与学习活动。
这门课的另一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对政治理论的感知与记忆意识，培养其发散性思维。有关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从听觉能够记忆20%，从视觉能够记忆30%，而从视听二者结合能够记忆75%。现代化教学技术注重对感官的激发，在课堂上多多开展学习活动，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训练学生的思维，情景化教学对于增加学生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多媒体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情景化教学，让学生亲身体会知识的魅力，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学习活动的最大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记忆能力，文字、图片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散学生的意识，激发他们的逻辑能力。
5结语。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教学的方式方法也会得到不断提高，但是这门课始终坚持的理念就是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奉献自己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探索和总结中，提升这门课的实效性。教师应该热爱学生，为学生的学习而负责任，热爱教育事业，根据教学规律来开展课程活动，努力增强教学气氛，提高课堂的氛围，使《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这门课具有最大的特性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这种理论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性，对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在以后的发展中，努力发展这门课的情景化教学，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方式，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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