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亲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斯坦福大学：亲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中国文化传统中又一个收获的季节，我有幸受公司派遣，参加了赴斯坦福大学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考察。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吸引着全世界各类优秀的人才负笈美国，一俟学有所成。而在美国培养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中，根据美国《福布斯》2010年盘点，斯坦福大学名列第二，亿万富翁数量达到28位，仅次于哈佛大学。毋庸置疑，斯坦福大学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已经由昔日的“乡村大学”一跃成为今日美国西部之“哈佛”,位居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甚至于，闻名于世、精英云集的硅谷之崛起也归功于斯坦福大学。并且，很多当今世界上IT领域的领头公司，也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此外，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Jim Allchin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
瞳孔里的斯坦福大学
在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曾经读过白岩松在美国耶鲁大学那篇著名的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有段文字印象很深：“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
白岩松的“望眼镜论”，耐人寻味。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和美国仍然有诸多的大不同，譬如：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黑夜；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美国人名在前姓在后；去中国人家拜访敲门是礼貌，去美国人家拜访敲门，他们会非常生气；中国人请客鸡鸭鱼肉是盛宴，美国人看见满桌的鸡鸭鱼肉不敢吃，怕胆固醇高、蛋白质高，怕得心脏病；中国家长打小孩的常事，美国家长打小孩犯法，家长会被监管起来，小孩会被送到监护家庭；中国人发展旅游事业讲开发旅游景点，美国人发展旅游事业讲保护自然风景区，不许人任何改革；中国学校有班级，直到毕业，美国学校没有班级，实行选课制„„
但是，全球一体化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习以为常。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远赴重洋，踏上异国他乡的道路。而大洋彼端的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揣好奇来到中国这片古老陌生的土地。文化的交织和碰撞，在之后数十载岁月中，深深影响着两个原本并非相互了解的国度。中国人对于美国，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人在纽约》那个时代：“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今天，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已经有能力站在和美国平等的平台上对话。
为此，从启程美国斯坦福大学伊始，我就希望能够用自己真实和生动的瞳孔去聚焦斯坦福、观察美国，让这趟学习和考察具有文化的视野，当然也更趋于文化的本质。
或许居于这个原因，当我一脚踏入“美国三个最美校园”之一的斯坦福（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我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中美文化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差距。超级大国、灯红酒绿、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我去美国前的“美国印象”和我所见到的从美国高等学府弥漫开来的文化景象、包括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风格和生态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放眼望去，斯坦福大学一律是十七世纪西班牙的传道堂式——没有哈佛、耶鲁大学那些年代不同、风格各异的楼房，更少了美国东北部大学墙壁上爬满的常春藤，但斯坦福大学校园具有一种粗犷、开阔之美，大片的树林和山地，红瓦黄墙、古朴的砂岩建筑、优雅的胡佛塔，典雅庄严、饰满壁画的纪念教堂，罗丹深沉的雕塑群，处处显示出世界名牌学府厚重、深邃的学术氛围。
斯坦福大学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进入大学，首先看到的就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映中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中心广场是斯坦福的主要部分，在它的四周，商学院、地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星罗棋布。往外，就是斯坦福科学园区、植物园、高尔夫球场和若干个科学试验场。设计斯坦福校园的，正是著名设计家弗莱德里克•欧姆斯泰德，据说，著名的艾姆赫斯特学院也是他设计的，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传世之作，是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他的特色是自然森林式设计，加上自由曲线的道路。可是斯坦福却与众不同，显示活力与激情、潇洒与浪漫的是延伸好几公里的椰子树大道。
这种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或许也因为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市，临近旧金山，乘坐汽车只需要1个小时便可到达旧金山。其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宜人，人种差异大，定居于此的亚裔人士也很多。该州开放的民风，对于新观念的接受程度显然也较其他的美国各州来得强。曾经有人这么比喻：加州仿佛位于东西两股文化势力冲突的版块上，而也就是因为异文化的冲击，造成加州有别于其他美国城市的都会美感。
说起斯坦福大学的建立，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其创办者利兰•老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Sr.)是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当过加州的州长，也曾连任两届美国参议员。1884年斯坦福夫妇带着爱子在欧洲旅行时，能讲三国语言的小斯坦福被伤寒夺去了生命，不满16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让60岁的老斯坦福悲痛万分，想起儿子希望在美国最著名高校读书的愿望，老斯坦福计划捐出自己的财产，以儿子的名字在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建一所图书馆，但遭到了名校的拒绝。之后，斯坦福夫妇决定用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在加州以儿子的名义建立一所大学。至今，全加州乃至全美国的人们都记得他们夫妇的一句名言：“The children of California shall be our children(加里福尼亚的孩子都将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10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斯坦福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强调：“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这所年纪100多岁的大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第5名明星级大学，比起美国东部那些建校300多年的大学来，真像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情绪高昂的少年。它没有沉重的过去，没有岁月在它脸上刻下的沧桑，也少了一点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感。有趣的是，老利兰·斯坦福把自己8180英亩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拿出来作为学校的校园，这一决定为以后的加州及美国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尽管当时这里在美国人眼中还是荒凉闭塞的边远西部，直到现在，人们还称斯坦福为“农场”。因此，在斯坦福大学，自行车是学生们必备的交通工具。
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除了教学楼、艺术博物馆、剧院、音乐中心、大型医院、钟塔、天文生物保留设备、海洋研究中心、食品研究中心等，还设有图书馆30座，图书650万册，另有数上万份手稿，图书拥有量占全美各高等学府第4位，而且全电脑化管理。校内设有7000多部电脑供学生使用，亦设有多个电脑室及电脑中心为学生提供服务。
当我们也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魅力四射的“农场”时，我们忽然发现和相信，斯坦福有的是机会和可能性，有的是年轻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朝气，有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而让我最难忘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自由之风永远劲吹”！含义就是鼓励和保证学生和教员能自由无阻地从事教学和相关的学科研究。遥想100多年前斯坦福大学刚建成时，身处美国向西开拓的前沿，面对着广阔而充满神秘感与可能性的太平洋，它成为探险者的一个象征，而今，它不再尾随过去，而是面朝将来，把目光投向它在办学理念上的高瞻远瞩、在“学术—技术—生产力”转化上的杰出作为、以及在学校管理上的独树一帜，这也形成了它独具魅力的校园文化。
从精神层面而言，如果说哈佛与耶鲁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它的建校年代正是美国西部开发、工业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期，因而当时人们关注的不是灵魂的拯救而是人类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授，所以创立之初确定了如下的办学宗旨：大学的目标是使所学到的东西都对学生的生活直接有用，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为此，它的目的是以整个人类的文明为最终利益，积极发挥大学的作用，促进社会福祉，教导学生遵纪守法，尽享自由给人的快乐。教育学生尊重和热爱民主政体中蕴含的崇高哲学——因为这些崇高原则源于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这种宗旨，斯坦福大学率先提出人文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重的口号，认为大学应该培养“既有文化知识又掌握实际本领的公民”。斯坦福大学还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早在1939年就在美国率先开设了“西方文明”课程；在1987启动了社会伦理学教学项目。斯坦福的校园文化遵循着这样一条简单的道德准则：斯坦福大学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占学校或其他任何人的便宜。这条准则给学生带来了高度的自由和责任——考试无人监视，试卷常常有学生拿回宿舍里做。许多学生有万能钥匙，一天24小时都可以出入多数教学大楼。
不仅是学生，斯坦福的教师也创造着属于自己学校的校园文化环境。创办斯坦福大学时斯坦福先生的意愿是，斯坦福的执教人员必须是具有教学和科研能力的人，而不是徒有虚名，摆花架子的人。包括斯坦福的名教授在内都深知时不我待，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人人都争分夺秒的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经费，才能壮大学校势力。一般说来，越是有名的教授，其工作越比一般人努力，而助手们如果在某一方面没有突出表现是站不住脚的。该校培养出16位诺贝尔奖得主，1100位学术委员会成员中有14个国家科学奖得者，62个国家科学院成员，95个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24个国家工程科学院成员，7个国家教育科学院成员。其中也不乏中国人，我们所熟知的代表中国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就出自这所学校。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已经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科技界的精英。比如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斐鉴博士，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张孝骞，国际知名数学家、世界华人数学家最高奖——晨兴数学金奖得主李骏。
斯坦福大学是一所注重理、工、医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拥有工学院、企业管理学院、医学院、地球科学学院、法学院、人文与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其中的医学、电子、电机工程、环境工程、计算机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都排名全美前10名。斯坦福的学生们必须在相关领域完成必修课，其中包括文化与思想、自然科学、科技与实用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思想。除此之外，学生们的写作和
外语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斯坦福大学最近把非西方社会作家的作品加入到它全年的“西方文化核心教纲”中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震动。
与其他一流大学一样，斯坦福大学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十分丰富。从舞蹈到戏剧，从创造性写作到电影制片，从音乐到画展，从摄影到演唱会，整个校园每周都安排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斯坦福大学在开明的校风和有传承性的西岸乐观主义主导之下，融合了西部文化和高科技的精髓，在科研和学术领域双双取得骄人的成绩。
沐浴着斯坦福大学劲吹的学术自由之风，我真切感受到了一种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用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海纳百川。须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大部分美国人都是从世界各地到美国的移民的后裔，因此，美国向以“民族熔炉”而著称于世。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们纷纷涌向这片土地的同时，也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种子播撒到了这里。各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形成了美国文化较为宽容的特点。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更凸现了这种多元特征。在这里，各种肤色的人群，形态多异的装束，各种不同的语言交汇在一起，与众不同的教育形式、多元的师生构成、国际性的文化背景、色彩各异的教学组织方式，形成了一道多彩的风景线。
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包括一些金发碧眼的教授案头，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的四书五经，尤其是《论语》。这种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也激起了我关于中美文化差异的连篇浮想。尽管，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的综合，从自然环境、哲学观点、思维模式、民族传统、处世态度、社会结构与管理形式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等方面来看，都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但毕竟，随着全球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中美文化在差异中开始了有意思的交流、交融与碰撞。
这让我想起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年访华前夕，一些美中之间文化交流的消息首先释出。比如迪斯尼正式确定落户上海浦东。而此前不久，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第784号决议，引起了华人世界的普遍好评。众议院的尊孔议案，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除了偶有华人惊呼“孔子红到了美国”之外，支持该决议的发言者，谈的多是孔子对中国文明、亚洲文明乃至全世界的贡献，也有人说到这是尊重美国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文化借助着经济的全球化，以一种不折不扣的“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体进行着单边输出。文化产业也随之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占据美国GDP的五分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活力与霸气。
显然，中国不能自外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面对强势文化的来袭，就必须直面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不能拒绝这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的对话和交流。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应该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用魏源的思想，还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斯坦福大学“自由之风永远劲吹”的这段日子里，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拓展了我的胸襟，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找到了学习他人的意义，也唤醒了对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感。我们远渡重洋去斯坦福大学，无异于一次“西行取经”，而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文化与文明里，也看见了中华文化不仅自成体系、独树一帜，而且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无须惧怕冲突与碰撞。虽然因为经济的短暂落后，在这种对话中难免会遭遇一时的尴尬，但面对无法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与强势外来文化的长驱直入，中华文化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即或有一时一地失守之虞，但也必有其固守传承的自存自保之道。
何况，在我看来，文化的纯洁性总是相对的，缺乏与其他文化体交流的文化最终只能僵死和衰亡。无论是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还是盛唐时代的海纳百川，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无处不具开放和交流的痕迹。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冲突
与交融。美国移民文化的发达，不同文化传统交融构筑的多元化力量，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我也忽然明白，当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的决议案给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启示：中美两国文化传统迥异，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从文化上完全能够找到最基本的和共同的价值观。孔子倡导的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他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公正与道义，为西方提供了解决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困境的一个思路，成为了普世价值的重要部分。
在斯坦福大学，我更加豁然开朗，全球化提供的应该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化图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人类文明最辉煌的篇章里，必然有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有中国古老哲学和思想映射出的具备普世价值的光辉。因此，如同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一样，中国在美中的文化碰撞中，应能找回自信，重塑辉煌。
提倡创业精神和职业使命
作为中国国企的一名管理人员，对于斯坦福大学，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研究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区是由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被誉为“研究园区之父”。斯坦福也成为美国和全世界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
由于建立工业园区，斯担福使自己置身于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菁英云集、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35%以上的“硅谷”。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所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切的联系。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呼啸而起，各个电脑公司，包括“世纪宠儿”微软公司纷纷在这一线安营扎寨，斯坦福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而随着美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太平洋沿岸地区倾斜，美国社会、文化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的西海岸，这个充斥着亚洲和中南美洲移民的地区，越来越成为美国21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在斯坦福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鼓励每一个有设想的人去创业、去突破。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我甚至觉得，创业精神、职业使命，就是斯坦福大学崛起乃至美国腾飞的一对翅膀。这次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我学习了17个专题并进行了4次专题调研，讲授老师结合理论和实践的讲解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虽然有些理论在美国适用在中国不一定适用，但他们的遇到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一些工具是可以直接用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的，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表达，让我感觉“醍醐灌顶”。比如汤母·考斯尼克教授讲授的战略领导和管理艺术中的五层领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培养和使用人才时如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和潜质，更有效的放到不同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红海和蓝海战略理论”能启发我们，在进行战略部署时，特别是像云锡这样的行业领头羊，就应该更多的思考怎样打造我们的蓝色海洋，从激烈的竞争红海中脱出来，成为真正的行业领导者，从而建立竞争相对较少的蓝色海洋，以立于不败之地。我在认真思考，如果利用“四种行为框架”模型，认真从“消除”、“降低”、“提升”和“创造”四个方面分析工作中进行有效的转化，我们势必可以以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又如谢德荪教授讲授的《创新战略》理论中的“两面市场”分析工具，能帮助我们有效的分析研究，在资源整合、产品开发等方面如何实现“源创新”和“流创新”，他教导我们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面宽了，思路也更多了。我们就能在资源整合和产品开发工作中多考虑如何满足上游客户和下游客户的需要，怎样通过对两面市场的分析建立一个好的平台，拓宽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链条，进而扩展公司的业务，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我想，只要我们时时注意思考运用所学的先进理论和自己所在单位和部门的实际有效的结合，就能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为控股公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而贯彻这些理论的，还是创业精神、职业使命，否则任何先进的理论最后都只是纸上谈兵。这种警醒，也让我有一种隐隐的触痛。
不可否认，中国是建立在思想上的内陆文化，主张简约、和谐、中庸、对称与平衡。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朱熹称：“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准则，也成了后人的一个道德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鲁迅曾举过一个例子，若一个人嫌房子太暗，要开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对的，但他若要把屋顶掀掉，其他人便会劝他开个天窗了，这便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际关系中要适当地调节与折衷，务求在不损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别人都过得去，不至于造成群体内部的激烈对抗以致破裂，而无论是进取还是退缩，要有节度。合乎中庸，不走极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庸与平和又在一定程度养成了一种惰性，过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具有经验综合性特点，强调个人与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传统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和分析思维为特征，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美国人不太接受中间调和，是则是，非则非，喜欢标新立异。美国传统中则贯穿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永远愿意进行创新，渴望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也愿意迁移，接受新的工作，进行冒险，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而美国则经历一个又一个飞跃。
在斯坦福大学，美国人诧异中国人对于职场的狂热与职业的冷淡形成的反差也让我不得不进行一次次理性的思考。美国一本杂志发出惊叹：“最近几年，职场小说一直在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杜拉拉升职记》就已经卖了将近五百万本。”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的职场小说不是在讲公司之间的残酷竞争法则，就是在讲官场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内幕，告诉读者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工作中，通过种种手段迅速脱颖而出。数量庞大的职场小说读者群，则希望从中学会职场成功术，进而快速发财。
“他们只关注如何去生存，而不是如何去工作。”文章的最后，作者对于中国职场小说热的原因，做出了如上的总结。
美国人问，热衷于职场小说的中国人，真爱自己的职业吗? 而最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推出的《中国职业发展现状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工作的满意度调查中，表示满意的只有605人，所占比重仅为8％；表示不满意的却有1331人，占到17％，高于满意者的两倍多；而持一般态度，即说不上满意和不满意的，有2860人，占到36％，成为最高比例人群。这表明了大家对于职业的平淡和中庸态度，不满意情绪远大于满意。其中选择“不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有3014人，占到24％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员工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职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和企业问题。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让中国的企业在员工职业规划方面应付出的努力更加艰巨。”
无独有偶，我找到一份《2011年度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0％的大学生，坚持选择与自己专业对口的职业，大部分学生把薪水和晋升空间等其他因素，放在兴趣之前。调查认为：“步入一个浮躁年代的中国，被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标准、愈来愈狭隘的成功价值观裹挟着，使得职业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单纯的谋生、获利工具，而不是体现个人兴趣、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正是这种功利心理，让中国人的职业生涯缺乏激情和成就感。”
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经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
作为有着百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要实现产业报国的理想，我们就是要经营好、发展好企业，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经营，要用先进的理念去发展、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做强做大，绝不能固步自封。
所以，从斯坦福大学归来，我就更加清楚一点：开展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创新和创业教育，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记得2011年，美国苹果公司前 CEO乔布斯的去世，催生了《史蒂夫·乔布斯传》简体中文版首周销量67.8万册的热潮。一时间国内社会反思：“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出不了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但为数者众的“果粉”们除了看到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尚，看到乔布斯叛逆的性格、传奇的人生，却难以看到字里行间显而易见的职业使命和创业哲学。乔布斯在亲笔自述中所说：“我们试图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这股洪流加上一点儿什么。”从这种人生观出发，他不愿做那种只想赚钱的商人，而要成为创造传世、持续对世界有所贡献的创业者——不断推动创新，因为：“正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去忙着求生，你就在忙着求死。”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其实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美国创造了将企业家珍视为国民财富的观念，美国民众比任何国家都更尊重企业家，美国国民创业的能力无与伦比。
我想，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推动创业的基金会——考夫曼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尔·施拉姆，他的一番话可以作为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短暂的学习生涯的结束语，他说：“美国不仅是个地方，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但这位“创业精神的福音传教士”到上海出席全球创业周峰会、接受《创业家》采访时称：“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非常有创造力的”，“5至10年内，全世界都在琢磨中国。如果中国在哪方面出现一点问题，都会让全世界为之震撼，所以我认为中国有必要创立更多更新有创造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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