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学，我认为就是那种渗透着海洋精神的文学作品。如果说凡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都可称为海洋文学，将有“忽闻海上有仙山”之类诗句的《长恨歌》也归为海洋文学，那么，我想绝大部分西方文学作品都可称为海洋文学。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海或海的精神为描写或歌咏对象的文学作品，题材可能是海本身，如普希金的《致大海》（1824），也可能是其生活与海联系在一起并赋有海洋精神的人或物，如拜伦的《海盗》（1901）和高尔基的《海燕》（1901），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1952）、中国作家邓刚的《迷人的海》；第二个层次的作品是其主人公以海为生，其活动在海上或海岸，但作者没有海洋意识，作品所蕴含的海洋精神不明确，如日本作家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第三个层次的作品，其文本提到海，但海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一个模糊的意象，或仅仅作为一个可置换为内陆的背景，如前文提到的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806），苏联柯涅楚克的《舰队的毁灭》（1933），日本作家水上勉的侦探小说《海的牙齿》（1960）。如果要把海洋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来研究，上述第一层次的作品才有真的研究价值，只有它们具有海洋文学的特质；而第三层次的作品最不具备海洋文学的特质，它们可以归入任何别的类型，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学；第二个层次介乎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层次之间。
西方主要国家大多为海洋民族，它们的民族兴衰，时代更替，都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锻造着海洋民族的精神品格，海洋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往今来一大批作家与诗人有着挥之不去的海洋情结，他们留下的海洋文学作品，成为我们研究人类海洋文化、研究海洋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海，在西方文学史上，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人类对它怀有不同的情感，给它注入了不同的理念，对它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也显示出不同的人文精神。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里，海是令人敬畏的，它蕴含着极大的破坏力，神话中的海神就是个暴躁易怒，心胸狭小，爱报复的家伙。这种形象反映了古代海洋民族生之艰难，以及对海的怨怼。在稍后的古希腊文学中，大海仍是有着变幻无常的风暴和巨大的破坏力的形象，如诗人阿尔凯奥斯（？-570）在《海上风暴》中所写的那样。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那些迷惑人心的、变人为猪的、吃人的妖魔，实际上就是诡谲多变、凶险四伏的大海的形象化。它们使俄底修斯失去了所有的战士，饱受磨难。对大海的这种认知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进现代文明。然而，也正是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就试图认识大海，驾驭大海，并对此充满信心。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阿尔凯奥斯写道：
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
我们必须拼命地挣扎。
快把船墙堵严，
驶进一个安全港。
我们千万不要张皇失措，
前面还有一场大的斗争在等着。
前面吃过的苦头不要忘，
这回咱们一定要把好汉当。①
俄底修斯凭着过人的智慧和意志力量挣脱羁绊，冲破险阻，回到了故乡。这表现了人类在大海面前的某种自信。
海的险恶、暴躁、神秘、变幻无常，使它对人类有着巨大的挑战性，海洋成了展开想象的翅膀、考验和显示人类意志力量的理想场所。人类经过历史上几个世纪对海的探索，到了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719），海的形象一如既往，但人类接受挑战，顽强生存的自信心与日俱增。鲁滨逊有冒险家的胆略，更有实干家的生存技能，凭着他的坚韧意志，凭着他的海洋知识，凭着他勤劳的双手，在沉船落水后，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顽强地生活了二十八年，并建立起自己的家园。《鲁滨逊飘流记》是第一部写实风格的海洋文学作品。稍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中，海洋以其神秘莫测成为作者驰骋想象的理想空间，斯威夫特借虚构的几个海中王国来讽喻现实。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1798）中的海仍是诗人以优美的诗句营造想象王国的场所，诗人籍此演绎了一个善恶有报的寓言故事。人在大自然中（大海之上）是如此渺小无助，唯有神佑才可使他逢凶化吉。
十九世纪，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纪，这个自由思想撞击新时代大门的世纪，这个母腹阵痛，新世界呼之欲出的世纪，海洋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海洋已经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进入文学，海洋精神得到空前绝后的张扬，海洋文学达到了繁荣的峰巅。英国诗人拜伦，被日本传记作家鹤见佑辅称为自由思想的化身，说十九世纪中叶的民族民主运动，“几乎可以说是从他所鼓吹所刺激的热情里喷涌出来的”（2）。普希金在他的《致大海》中也有这样的诗句赞美拜伦：
……
喧腾吧，为险恶的天时而汹涌，
啊，大海！他曾经为你歌唱。
他是由你的精气塑成的，
海啊，他是你的形象的反映；
他象你似的深沉、有力、阴郁，
他也倔强得和你一样。③
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90-1917）第四章中写道：“我一直爱你，大海！在少年时期，/我爱好的游戏就是投进你的怀抱……”在他的笔下，大海威严、有力、粗犷，那是“波浪滔天的地方”，有着“剧烈的风暴”。这样的大海，部分是“拜伦式的英雄”的精神投射，他们的孤傲、勇敢、他们对专制暴政的愤怒、反叛，都与海洋精神溶为一体。《海盗》（1814）中的康拉德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典型。在拜伦笔下，大海的纯净、优美、自由，也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相对立，成为“拜伦式的英雄”的精神家园：
在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地泼溅，
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不受限，
……
我们过着粗犷的生涯，在风暴动荡里，
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④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稍后写下的咏海名作《致大海》（1824）中，进一步塑造了大海的自由品格，他称大海为“自由的原素”，用“反复无常的激情”、“任性”、“汹涌起来无法控制”、“倔强”等词句来描绘它；在诗中，大海也是壮美、有力、深沉的：它“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它发出“悲哀的喧响”，诗人爱听它“阴沉的音调，悠远无尽的声响，”，“黄金时分的轰响”⑤。
与后来的康拉德、麦尔维尔、杰克伦敦等人相比，拜伦、普希金对大海所作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把握，人格化的描写。这种审美态度在十九世纪的另一个海洋文明大类-海洋童话中持续下去。海的神秘、奇妙、瑰丽，是童话作家钟情海洋的原因。远在北欧的丹麦作家安徒生（1805-1875）以其童话名作《海的女儿》丰富了大海另一个侧面的美。海之魂幻化成了一位美丽、善良、热情而沉静的少女，她为爱情而毁了自己的自然形体，终日忍受痛苦，而交流的障碍却注定了她悲剧的结局。这是一种哀婉的美。英国作家查理金斯莱（1819-1875）的童话名著《水孩子》中的大海，与冷漠的陆上世界相对，是个温暖的理想世界，小主人公汤姆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人性塑造。意大利作家卡洛科罗狄（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也是一篇有关儿童品格培养的童话，它通过仁爱和亲情感化、以及惩罚与启悟，使皮诺曹在随心所欲、易受诱惑中学会自律。大海在《木偶奇遇记》中仅仅是冒险的场所。到本世纪初英国作家詹姆斯巴利的《彼得潘》（1904），海洋才超越仅仅作为背景的地位，或不再仅仅用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作品的人物、主旨与海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彼得潘就是海的孩子，他禀有海的精神，任性、活泼、聪明、敢做敢为。作者的创作宗旨与《水孩子》相反，它并非劝诫之作，只是为了逗乐，或者不如说它有与众不同的劝诫意义：让儿童保有他们的天性，尽可能多地享受童年的快乐。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海洋文学作品中，海洋的审美特性与前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童话迥然不同。无论世俗小说，还是严肃小说，都是如此。
海的神奇与险恶、海上生活的惊险，也使海洋成为通俗文学作品的理想背景。海洋通俗文学一般有历险、寻找（包括寻宝、寻人）、漂泊等模式，它们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传奇（罗曼司）与流浪汉小说的海洋版。《鲁滨逊漂流记》开历险文学的风气之先，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神秘岛》（1874）使鲁滨逊式的故事又多了一份神秘、若干悬念，历险者由个体变成了群体；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8）寻父，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宝岛》（1883）寻宝；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是海洋通俗小说的科幻门类，书中的尼摩船长是个海上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为了民族的仇恨而漂泊海底，这部作品的情节结构与流浪汉小说一脉相承。海洋通俗小说进一步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
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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