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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
本人赵树花，女，1927年出生于正村乡韩家营村一家世代为农的家庭。小时候家里生活很清贫，靠父亲给地主家种地为生。家里有4个哥哥，1个妹妹。我没有读过一天书，文盲。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还不到16岁，就和全家人毅然投入了革命。当时的我受到家庭熏陶，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是农民的队伍，为的是打击洋鬼子的侵略。我二哥赵培元是当地的八路军，驻西山；四哥赵克明为当地的公安员，实际是共产党，为八路军搞地下工作，征公粮、盐油等，同时为八路军送情报。
我家建立有党的地下交通站，地下党开会都是晚上秘密行动，研究怎样打游击战，打击敌占区的敌人。来我家进行联络的人很多，我也记不太清都是谁了，只知道有小刘，大名叫刘云清，迪城人；梁庆林，北马营人；张进忠，漕河马庄村人，他家长子叫张勇，八四机械厂工人；童克明，也叫童九高，任张家口煤炭机械厂总书记，我看望过他，见面之后没有别的，只有眼泪和握手，他现在卧病在床，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他的腰打断了。小孟（方梁人）、小曹（刘官营人）、老何（大村人）现在云南。
为方便隐蔽和转移安全，我家南房炕坑里有地道口，通往屋外的水井，直至大公村。我当时为他们洗衣做饭，主要任务是给他们站岗放哨。记得有一年秋后，我在村西口站岗，突然发现洋鬼子的大队人马在汉奸的带领下直奔我们村而来，我急忙拼命的跑回家，通知所有人员立即转
入地道，幸免了洋鬼子的又一次搜查，使情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最让我刻苦铭心的是，有一次由于前营村张树林叛徒的出卖，把我家的情况报告给洋鬼人。洋鬼子和特务们带着翻译官和洋狗，突然闯入我家查抄。我和四哥、父亲、母亲全被洋鬼子五花大绑，查问有关地下党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查问我二哥的下落。洋鬼子见我父母不说，就用皮鞭和棍子对他们一顿毒打，母亲的头当时鲜血直流，昏死过去（母亲头部的伤疤至死也没有长平）。洋鬼子和特务们仍不甘心，把我们全家人隔离起来，见我年龄小，便打起了我的主意来，软硬兼施，先是金钱财物引诱，见我不动声色，便气急败坏，先是放开洋狗，把我扑到在地就是一通乱咬，衣服被咬的七零八碎，洋鬼子见我仍是守口如瓶，又是一顿棍棒相加，直到打断了两根根子，疼痛的我在地上翻滚，无法站立，半年后才能下床活动（至今腰部有伤）。后来翻译官对洋鬼子不知道嘟囔了几句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又把家中的衣物、粮食等洗劫一空，家中唯一的一头毛驴也被抢走了。还把四哥（赵克明）带到了遂城，关押在据点里继续审问，由于四哥的口供与其他家人的说法完全一致，才幸免放回。
后来听说，当时隐蔽在地道里的武工队员和八路军战士，急的要冲出来营救我们全家人，所幸被当时的董克明劝阻，才又一次幸免了一次大的流血事件，从而保护了我党的有生力量。
当时二哥赵培元在部队任排长，带领全排经常活动于徐水、满城一带，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盗电线、军火，扒铁路，极大的破坏了敌人的通信、交通等。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二哥在刘各庄一带盗电线时，不幸被捕，先是关押在大王店，后来押解到东北，被迫在煤矿当劳工，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东北安家。
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我17岁的时候，梁庆林找我谈话，他说你想不想成为共产党，我当时高兴的不得了，我连连点头说：“我也要做共产党，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梁庆林说：“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但时过不久，洋鬼子加紧了清剿，梁庆林等地下党人需要被迫转移了，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跟我们走吧，一起去打鬼子，干革命”。我当时犹豫了，我舍不下父亲母亲，从小到大还没有离开过家，所以没有跟他们走。每当我想起这一刻，都使我非常后悔。
我曾去天津找过当时在警备区任师长的张进忠，见面后，他直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吃住在军队招待所，回来时给我开过一封信，主要意思是有什么困难找他，并嘱咐我有事可以找当地政府。
如今我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二哥、四哥已在几年前先后去世。把我的历史说出来，望有关领导明察，不然不明不了的烂在肚子里，我是死不瞑目啊，以此来警示和教育后人。希望国家安排有关优抚政策,给予照顾和抚恤（包括精神上）。
（赵树花口述，孙子魏学军整理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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