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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力反“蝗虫说”
周保松
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广东茂名化州县，上世纪80年代中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英国约克大学硕士，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著有《政治哲学对话录》、《相遇》、《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走进生命的学问》等。
和周保松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师餐厅共进午餐，路上遇见高锟先生夫妇。高锟先生留着大胡子，红光满面地走进餐厅，笑着向大家打招呼。周保松感慨“高校长”因为身体的缘故，可能已不认得他，但还是专门送上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其中有文《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
周保松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85年，他在茂名化州乡下过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妈妈告诉他：“过几天我们要去香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哭。一般人到香港很开心，他却对香港没有任何向往。此前，他关于香港的印象，仅限于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以及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1985年6月30日，周保松跨过罗湖桥。在香港，十多平方米的木板隔间房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他住上层，不能站直，得弯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周保松在日记上写道：“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作为新移民，周保松经历了两个世界的急速转换与断裂：“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 实际上，周保松移民到香港后，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新移民背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香港的生活，至今仍在对抗香港所谓的主流价值―“中环价值”。
最近“蝗虫说”引起众说纷纭，周保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自由行的朋友不是蝗虫，新移民也不是蝗虫。结果好像捅了一个马蜂窝，最少有20家海内外媒体想采访他。而香港在争论“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时，周保松的答案是：“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我没有觉得香港人跟中国人是对立的。”他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香港这个移民城市：“我发现内地很多朋友总喜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想象香港：香港以前是殖民地，现在回归祖国，祖国是你的母亲，而且祖国给了很多恩惠给香港：不用交税、自由行……你不感恩戴德，还要反来反去‘反蝗虫’，太过分了。但从香港人的角度，很多年轻一代看到的不是这些，他们觉得香港人受压迫，‘双非’孕妇来香港产子，本地人的福利越来越少，楼价被内地人炒得天那么高。”
周保松觉得香港是个纯粹的经济城市，甚至将教育也理解为产业，将之变成一门生意，因此带来很多坏的后果。当年他考大学，身边成绩最好的朋友都进了商学院。1991年，周保松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但在大学的头两年，他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了困惑，终于在大三时转读哲学。转系之前，周保松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第一次接触哲学问题，大受震撼。陈特是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的学生，晚年得了癌症，临终前与周保松、陈日东对谈，后收入周保松的新书。
在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读书以外的主要时间是办学生报。当时的中文大学正是高锟当校长的年代，充满了自由开放的风气。在哲学系，梁文道是比周保松高一级的师兄，两人都喜欢逃课，偶尔才会见面―同期的许多同学后来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责接待。那天清早，周保松陪余先生从新亚会友楼走去开会的祖尧堂。在新亚路上，余先生问周保松对什么哲学家有兴趣。周保松说：“罗尔斯。”余先生说：“罗尔斯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对早期观点作了不少修正，值得好好读读。”这本书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一年后，周保松在英国约克大学便以这本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他在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
2002年，周保松学成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老同学陈日东说他是新亚精神硕果仅存的继承人。周保松说：“在中文大学的传统里，最有身份认同和最有书院意识的肯定是新亚书院。讲起来也是一种缘分，钱穆和余英时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读书人的人文关怀。”
罗尔斯：以一人之力，复活政治哲学传统
时代周报：你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罗尔斯的学说，在20世纪而言，罗尔斯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周保松：是的。其实并不限于自由主义，他其实影响了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第一，在《正义论》出版之前，政治哲学的境况相当惨淡，甚至有个剑桥的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时说过“政治哲学已死”的话。但《正义论》在1971年出版后，整个局面一下子就改变了，因为罗尔斯清楚向大家示范，政治哲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回应时代的挑战，并以严谨明晰的方式去处理道德和政治问题。受《正义论》影响，许多重要著作相继出炉，并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大辩论，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中的显学。所以，有人说罗尔斯是以一人之力，复活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
第二，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奠基哲学，数百年来，出过许多重要思想家。但容我大胆点说句，从洛克、卢梭、康德到现在，为自由主义作出最系统、最严谨哲学辩护的，很可能就是《正义论》。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在1974年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那是放任自由主义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认为，这两本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书的主要批评对象就是罗尔斯。但诺齐克对罗尔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自穆勒（J.S.Mill）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并说自此之后，政治哲学家要么接受他的理论，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也就是说，罗尔斯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参照系，谁都不能绕过他。那句话是1974年讲的，到现在2012年，这个说法仍然成立，因为后来各种各样政治理论的发展，几乎都在回应罗尔斯，包括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共和主义、女性主义、国际正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等。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最近写的《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以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柯亨（G.A.Cohen）过世前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都是近年甚为瞩目的著作。我们可以见到，这两本书仍然以社会正义为主题，也仍然以罗尔斯为主要批评对象。
第三，罗尔斯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政治哲学。在法律、经济、社会政策、国际关系等领域，他的理论也很受重视。这在今天学科分工日益细致，隔行如隔山的学术界，是不多见的。至于罗尔斯的理论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倒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认为罗尔斯最基本的学术观点是什么？
周保松：罗尔斯的格局很大。他说他要承继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契约论传统，论证一套规范社会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则。只要实现这套原则，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更具体点说，罗尔斯持一种自由主义立场，既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也重视社会福利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因此有人说，他是在为欧洲民主国家的福利社会模式提供道德辩护。他的理论主要有两条原则。第一条要求政府保障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等。第二条要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必须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不会有人因为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的不同而享有特权或受到歧视。与此同时，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可从经济发展中受惠，包括现时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而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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