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毛建平 段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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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政治文明建设历史性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任务，不只是提法和用语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创新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标志着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政治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政治结构的调整和相关制度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本文里，笔者试对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究，以期对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有所裨益。
一、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的法治化
政治文明这一提法，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使用了。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马克思不仅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国家、政党、政治制度、宪法、人民主权、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立法权、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选举权等问题，而且直接使用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著作如《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具体说，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包括在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过程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是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实现自身进化的程度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清明、政治稳定、和谐有序是分不开的。”
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的理性化、有序化和和谐化。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基本标志和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 法治反映了人类管理自身的深刻进步。美国法学家庞德从文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法律超越其他社会规范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同等发挥作用。近代以降，法律逐步与道德、宗教分离，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所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权力。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道德、政策、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能替代的。法治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因而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为理想、最为优越的政治。人类政治史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首先，法治是理性的政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因为，法律全是没有感情的，而人类的本性（灵魂）难免有感情，因此，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其次，法治是驯服的政治。法治是对政治的驯化，它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而在非法治状态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再次，法治是有序的政治。法治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人都须遵从的非人格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套逻辑清晰、首尾一贯、普遍有效的抽象规则。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普通民众抑或领袖、官员，都须忠实于法律，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法治是和谐的政治。根据统治方式是以暴力为主还是以和平为主，政治可分为“战争式政治”和“和平的政治”。在“战争式政治”中，强权左右着说服，力量决定着权利，解决冲突是靠打败敌人，视“外人”为仇敌。而在“和平的政治”中，强权只是作为最后的和不好的手段而被保留，解决冲突靠协商、法庭和“合法”的程序。法治是和平的政治。法治的基础是多样性，它坚持这一理念：培育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法治把政治纳入法律程序，把残酷的杀戮原则变成“法律原则”，主张以合法性论成败。“法治所提供的保障尤其使人们能够接近权力和更换权力。” 法治为对立阶级的和平对话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渠道，统治者不用担心失去权力会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被统治者参加政治也不用冒着生命的风险。在法治体制下，治者和被治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处于一种和谐、友好的状态。
“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和秩序形态，不仅是政治文明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而且是承载政治文明成果的显著标志。” 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直接体现了该国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合理化程度、人与人
背道而驰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体现。为了防止立法者利用立法权力进行恣意、任性的统治，必须对其进行限制：一是健全立法体制，明确各立法主体相应的立法权限；二是干预立法方式，使之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三是干预立法范围，使之受到更高法律的限制，从而难以染指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十六大报告要求，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备法律体系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要环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立法重在“治民”而不是在“治官”。大量的法律法规都是在规范“民”的行为，而规范“官”的行为的极少。许多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如《政党法》、《监督法》、《政务公开法》、《财产申报法》等尚未制定出来。其次，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再次，法律的立、改、废都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有些质量低劣、严重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在长时间内得不到修改或废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在立法方面，“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良好的法律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就在于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在的法治状况与建设法治国家、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除了加快立法进程外，当前突出的任务是“要严格执法，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则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党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党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能够极大地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反之，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终不能实现。在现实中，党在依法执政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全国人大启动修宪程序之前就超越宪法自行其是的问题；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甚至违反宪法和相关法律的问题；妨碍审判、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党政不分带来的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下级组织不守法行为失之放任的问题等等。这些作法，与依法治国原则严重悖逆，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主旋律也是不协调的。为此，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文明执政。
其次，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从西方国家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一开始是作为政府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法治“首先是指和专断权力的影响相反的正规法律的绝对的无上的或超越一切的权力，它防止政府方面的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依法行政要求，（1）行政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来从事行政行为，“无法律即无行政”，严禁超越法律行使职权。（2）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定职权，从事行政活动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里的“依法”，既包括依实体法，也包括依程序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鉴于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强调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定程序在今天乃至今后显得尤为重要。（3）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依法行政还包括遵守公认的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国，重在治官、治权，即提高官员的从政道德。早在1788年，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曾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
。由于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领导者的个人专权，从而破坏民主和法治。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权力结构，建立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孟德斯鸠在总结权力运行的规律时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按照孟氏的理解，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部分，三者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制约，从而保证了法律的至上性、同时又使权力之间不至于结集为危害人民利益的力量。总的说来，西方国家的法治就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立法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理论上说，“议行合一”不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权力的专横。如孟斯鸠所说，“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在实践中，“议行合一”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和落实，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权力并未到位，在行使立法权及其他重大权力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在权力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与制约太大，因而导致相当一部分法律具有部门利益色彩，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及权威性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司法权的独立性太低，抗干扰能力太差，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这种“行政主导”的格局，对法治和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当重新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权力，使之相互独立，互相制约。
第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
对于政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争议，是通过暴力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这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争议最终能在法院获得和平解决，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丝毫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与*事件，确实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体制的成熟。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独立并且司法拥有足够的权威，谁不服从它的裁决，谁就会因藐视司法而受到制裁，即是贵为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势力的操纵，因而能够秉承法律作出令当事人双方都较为信服的裁决。
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体制独立。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2）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议会统一拨付，不受制于行政机关；（3）法官独立。法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也不随政府的更迭而进退；法官在法院内地位平等，不得互相干涉办案。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干预司法的情况履见不鲜，主要表现在：（1）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2）在“加强人大监督”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插手司法活动。（3）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依靠行政的供给；人事任免权也掌握在其他部门手中，因此，司法工作常常受到掣肘和牵制。由此可见，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司法独立，已成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二00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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