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人生境界_闲论陶渊明不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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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人生境界

崔向荣

［摘要］贫是陶渊明毕生面对也是毕生致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对贫的体验直接关涉他对此在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因此，深入地了解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躬耕方式，有利于我们弄清他的角色定位和入世态度，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和把捉他对贫道关系的体悟以从对生死之义的感受。［关键词］陶渊明贫道躬耕生死

一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之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以躬耕陇亩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1）

自来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本质性情或者干进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身处的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遗训”的关系却往往习焉不察，少有究及。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和角色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尚未真正经历劳动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顿，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已是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一类的角色当中。如果进一步联系陶渊明在此前-些行役诗中表现出来的对长沮、桀溺“耦耕”生活的依依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断定，陶渊明此时对自己未来角色的定位和估计，并非一时之念。而是经由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在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君子所忧之“道”的涵义是什么，自来儒生的解释非-，但几无异议的是，其根本着眼点是在治平理想和邦国之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事实上。在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渴望。这种渴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的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九)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和幻想中。从情感的属性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里的东西。实际上，陶渊明一生在用世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心态。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欲在事功上有所建树，这是万难做到的事。虽然，陶渊明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不过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陶渊明一生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的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功立业的强烈热情，为宦五年仅居掾属佐吏之类卑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计，（2）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竟了无用世之意反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

二

晋义熙六年(公元4l0年)，经历了家居遇火之难的陶渊明写下了言志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诗开篇即写人生的感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从求自安? 在此，陶渊明更进一步把勤于陇亩的意义与人生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一思考在认识上显然又是对“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一人生信条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触发这一思考的现实原因是陶渊明每况愈下的家境。其实，陶渊明家境的窘迫早在他39岁时所作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已透出消息：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由于此诗是直接写给自己的从弟敬远，因而，诗中纵然文辞或有夸张，亦当与实际情状不致相距太远。两年之后，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从此绝意宦途。官俸既断，居贫之困可以说已成定局。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旧宅遇火，生活顿入穷窭之境。贫，终于迫使陶渊明不得不正视谋食营生的实际问题。此时，出仕的所有努力和机会已被他主动放弃，躬耕便成为维持家计的唯一现实的选择。这一选择，对陶渊明来说，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是理智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固穷守志的决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执着，就此与躬耕自资的平凡生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而儒家“忧道不忧贫”中的“道”，其外用的冲动在此亦表现为内守的品格。这样，在陶渊明的躬耕实践中，贫道之间的关系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孔子原是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但由于士阶层此时正处于形成的历史关头，急切的用世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孔子对士这一自己所属的阶层抱以极大的期待，“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要求正是适应了这一期待而作为一种理想精神被提出。当然，就忧道者自持的心态而言，他们又是将自己摆放在社会精英的位置上。孔子就曾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3）因此，所谓“忧道”、“志于道”便成为了时代赋于“君子”的神圣使命，正是从士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角度，孔子才把问稼的樊迟斥为“小人”。（4）但孔子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贫的逼迫问题，实际上，“忧道不忧贫”一语中将贫道并举，恰恰表明孔子充分注意到了贫对士人追求和实现“道”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他着意推崇颜回“一箪食，-瓢饮”之乐，正是希望士人以对道的担当和拥有去消释居贫的烦恼和痛苦。

相比之下，陶渊明持道的背景与孔子颇不相同。陶渊明是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在元兴二年前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应当说与此风尚不无关系。但是，陶渊明心目中选择的理想人格是长沮、桀溺，这一点又使陶渊明与魏晋时期的一般隐士彻底区别开来。

在前述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就明确的剖白过自己对此一选择的认识：“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前句意谓自己不愿像时下所谓的“通识”之士一样与世浮沉，所以称“愧”；后句“所保”意指什么，通行的陶集注本大多语焉不详。古直《陶靖节诗笺》引用《后汉书·逸民传》中庞公应答刘表的一番话来说明陶诗“所保”的内容系指被视为“人之巢穴”的“趣舍行止”，（5）对这一解释，笔者以为甚为允当。但就庞公的故事来看，其所以特别看重白己之所“栖”、自己之所“宿”，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全一身”，所以，他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个人的。而陶渊明一意持守自己“所保”的行止大节却有着贫道冲突的实际背景，因而，他的行为影响超出了个人，并直接关涉到对人的基本价值--道义的维护。陶渊明在《咏贫士》组诗中有意识地将孔子、原宪与黔娄、荣子期等人一并视作能“慰吾怀”的贤士，就很能让人窥测到陶渊明隐逸背后的精神向度。以陶渊明的本质性情论，他的确具有“爱丘山”、崇尚自然的天然禀赋，但细读陶集，并揆之以渊明一生立身行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陶渊明持据的一贯操守与儒家的仁义之道确有符合冥会之处。尤其是陶渊明在其一生贫富生死攸关的两次重大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晚年坚拒檀道济征召和粱肉赐予--中的表现，最能揭示陶渊明固守的“精神底线”是什么!“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为”、“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额”（6）虽不是直接勾画自己，但此中隐然投射出的感情是每一位阅读这些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刘熙载的《艺概》在评价屈原和庄子时有过这样的比较：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

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于是也。

屈、庄二人不同的归宿根本上就是缘于两种不同的持道态度和方式。就陶渊明而言，其持道之坚，有类屈原，但能于精神困境中拓开生路又与庄周相似。他性刚行洁，但不因与世多忤而蹈死轻生；他愤世嫉俗，但又不像庄子一生死、泯善恶，遂性逍遥。

陶渊明坦言忧贫。为摆脱贫的困扰，他毫不犹豫的操持起为孔儒所鄙弃的稼穑之事。他将自食其力的躬耕劳动看作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并且把它放置在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加以强调。(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渊明忧贫的意义在于，他把高悬于空中的“道”具体落实到了现实的人生，而且，通过自己的躬耕实践努力探寻和营求摆脱穷蹙的人生路径。“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7）在此，躬耕自资作为对“道”的一种承担已超出-了普通劳动的单纯意义而成为了陶渊明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

三

一个士大夫，在缺乏家庭产业和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选择躬耕之道，这就决定了他所面临的生活是异常枯槁和艰苦的；当然，枯槁和艰苦的生活反过来要求躬耕者必须具有巨大的坚韧和毅力。陶渊明的躬耕思想定形已早，而且，他对自己选择躬耕生活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心里上并非毫无准备。他4l岁掷冠弃禄之后一直致力于脱贫的劳动，开始，他坚信：“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我欺”，（8）他对自己付出劳动的结果抱有期待，但临到末了，艰苦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能使他免于贫困之境。陶渊明“力耕”带来的这种结果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他当初的选择产生新的思考。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在《与魏居士书》中就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迹遇：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云：“扣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坐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忍终身惭耶?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口其后之累也。（9）

如果撇开王维在此所持的立场和心理背景，应当承认，王维的这番话确实触及到了相当尖锐和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惭之不忍”与“屡乞多惭”孰重孰轻，孰得孰失?一见督邮，是忍“一惭”，此“折腰”是“违己”，陶渊明之所以“一惭之不忍”，是因为“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10）但在精神上满足-了“济意”、“肆志”的要求，结果带来的却是肉体上的饥馁之苦和心理上的“屡乞之惭”。如果说一见督邮之惭悠关出处大节，不容含糊的话，那么，由此带来的“屡乞之惭”就完全破坏了陶渊明居贫一直渴望保持的“屡空常晏如”（11）的精神境界。

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是从勤劳得来”。（12）问题是，当躬耕已不再是隐逸的点缀而是解决生计的唯一而切实的手段时，“勤劳”的涵义就不可能是丝毫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劳动付出。陶渊明所持抱的“居常待其尽”（13）的从容心理原本就是建基于躬耕自资的坚定信念，所以，一旦躬耕已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时，在心态上，从容便常常被忧生之嗟和焦虑所代替。陶渊明归隐之后先后有过两次出仕的机会，而这两次机会均为陶渊明所拒绝，由拒绝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在他的诗作中有极细致的表现：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饮酒》其九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凤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第一首是记述陶渊明拒绝晋末征著作佐郎一事。（14）诗中所设置的问对，其焦点是义利的冲突，但这一冲突显然是在“贫富常交战”的心理背景中展开。作者与田父的一番对话其实所展示的正是在贫的逼迫下灵魂中两个自我的搏斗。第二首则是在更为不堪的饥馁情状下展现陶渊明内心的复杂矛盾。笔者特别注意到陶渊明在此对黔敖、蒙袂人的态度，因为，这一态度与“嗟来之食”故事原来的抑扬基调完全不同，而亦与陶渊明自己一向持有的出处价值观相异。我想，王瑶、逯钦立二先生的陶集注本视“常善粥者心”以下四句为“反语愤辞”的根据大概也在此。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观全诗，进而再将陶渊明彼时的心境和此前在《与子俨等疏》等文中对妻儿受贫的愧疚感情一块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此诗对黔敖的施粥“义举”所流露出来的感念就未尝不是陶渊明内心真实的心理。虽然，现实中的“黔敖”--檀道济的造访还可以从东晋希企隐逸的风尚去加以理解，但对于身心孤寂但又冀望知音的陶渊明来说，（15）一位当朝大员的卑辞厚礼不可能在其心中不产生任何感触。尽管，这种感受在诗中很快就被固穷守道的坚定决心所掩盖，但它的短瞬浮现毕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濒临生存绝境的人对生的执着和眷恋。

通常，陶渊明的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以陶渊明对人生的通达态度去理解和说明他对生死表现出来的“不喜不惧”的性格和悠然洒落的境界。其实，综观陶集的全部诗文，陶渊明在居贫背景下对生死的体验结人更为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悲悯苦涩远远多于自适愉悦。

事实上，陶渊明毕其一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无法挣脱生死的苦痛和贫的困扰。他的《自祭文》这篇临终的绝笔通篇看似通达：“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最当执著的荣辱之念既已不存乎心，生死之悬附本当解开，但末了一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才是全篇穴眼。它十分清楚的表明，在陶渊明的心中，生的艰辛和痛苦，纵然是死亦不能了结。人生之“难”，究竟含括了什么?陶渊明在此未加说明，但联系陶渊明的一生实践，人世间能让他纵死不能释怀的东西惟有人生本应承担的道义和责任。杜甫曾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16）如若“达道”的基本旨趣只是忘怀得失，达必默识的胸襟的话，那么，社甫对陶渊明的评价是对的。也正是从这一标准看，晚年的陶渊明实际上并未臻至生命的悠然境界。

（1）本文所引陶渊蝗的诗文及其写作时间均据王瑶的《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2）参见《归去来兮辞》序篇。

（3）《论语·里仁》，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4）《论语·子路》，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5）见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页。

（6）《咏贫士》其四，其五。

（7）《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8）《移居》其二。

（9）见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10）《感士不遇赋》

（11）《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12）见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