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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十七—十九世纪初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摘要】中俄两国的正式外交始于明末清初。自两国有了正式交往，外交礼仪的冲突就随之产生并不断扩大，虽然外交礼仪并不代表外交的实质内容，但其看似表面化形式化的冲突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自清朝初期至1805年戈洛夫金使团外交失败为止，俄方多次遣使来华，清廷也三次遣使赴俄，期间发生了多次不同方面的外交礼仪之争。十七—十九世纪初，中俄两国的外交基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外交礼仪之争的核心基本上是如何保持各自的外交礼仪惯例，维护各自皇帝的尊严和国家地位。明清时期的中俄外交礼仪之争一方面影响了两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外交礼仪的现代化。
【关键词】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中俄关系；礼仪之争；历史文化传统
十七世纪初，在东西方形成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中国的清王朝和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然而这是两个有着迥异历史文化的帝国。持着各自不同的外交文化概念和外交目的，中俄两国开始了交往，外交礼仪之争也随之拉开了帷幕。纵观这两个世纪的中俄外交史，礼仪冲突主要集中在俄使觐见礼仪，国书的书写及递交程式，礼品的递交程式及俄皇代表接受清帝赠物的方式等问题上。
一、礼仪之争初见端倪
在俄国与中国中央政府发生直接交往以前，两国就有了接触。十七世纪初，俄国政府多次遣使来蒙，由于蒙古人民对来使目的尚不清楚，出于民族热情好客的习惯，他们向俄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及运输工具。随着交往的加深，蒙古人民渐渐认识到了俄使的目的—侵略，于是双方的交往开始出现摩擦，甚至在礼仪上出现了冲突。
1618年伊瓦什科·佩德林和昂德鲁什卡·蒙多夫使团来京。关于此次俄使来华有史料记载，在万历帝谕旨中写道：“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① “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相待。”②由于该使团没有携带礼物和国书，因而未得到明帝的接见。
二、礼仪之争的加剧
俄国派往我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是在1654年的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使团。出使前，俄国外务衙门给巴伊科夫下达了非常详尽的与清廷礼仪相悖的的训令，训令中规定：国书、礼品须亲呈博格德汗皇帝本人，而非衙门的官员、皇帝的近臣；了解清帝至沙皇国书的内容，如若君主名称（俄国沙皇的名称多达240余字，作者统计）书写有误，需要求重写；不得向清帝任何一道门槛或宫殿鞠躬，可以向皇帝本人鞠躬致敬，不得吻皇帝的脚，可以吻手；博格德汗应先站起来问候俄君主以表示友好和善意；先递交用俄文书写的国书，如果没有可以翻译的人员则把另一份用鞑靼文书写的国书递交给博格达汗以示尊敬；告别时必须清帝本人授予国书，不可他人转交等。③这道训令就注定此次俄使来华的失败，而事实也是如此。当 ①②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79页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236（891）页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第71号文件 北京 商务图书馆 巴伊科夫使团来到北京，双方就在国书、礼品递交程式上，在觐见礼仪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冲突。按照训令中的规定，巴伊科夫拒绝向庙门下跪行礼，拒绝到衙门来拜见清帝的官员，拒绝将礼品和国书交给清帝的官员，甚至借口是斋期而拒绝喝用奶油和牛奶煮的茶，所有这一切导致费奥多尔无功而返。为了完成此次出使使命，巴伊科夫对这些礼仪做出了妥协，说可以按照清廷的规定行礼办事，但是此时巴伊科夫已经出关，清帝及其官员认为他的举动是不明智的，一点也不懂得维护自己君主的尊严。①最终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使团带着没有完成的使命又回到了俄国。
在巴伊科夫尚未回国时，俄国听信了巴伊科夫被扣留传言，为说服清政府释放巴伊科夫，1657年伊凡·佩尔菲德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使团来华。使团来华之前伊凡·佩尔菲德耶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接到了与巴伊科夫类似的训令，但并不那么详实，并允许他们在礼仪上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使团来京后“贡物查收”，由于“表文矜夸不逊，不令见陛”。②有关此次俄国使团来华的记录并不是很多，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由于礼仪的冲突，此次来访也并不成功。十年后，在1668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第二次使华，这次来华的目的是经商，在礼仪上并未产生什么冲突，俄使经商圆满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伊科夫使团来京之前，他的先头部队亚雷日金却成功来访。再将巴伊科夫使团与阿勃林使团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外交礼仪冲突的产生除了与历史文化的冲突有关以外，与外交目的，外交人员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之后，1670年总督阿尔申斯基派伊洛那什卡·米洛瓦诺夫等使华，其中呈递给中国政府的国书中竟要求中国归属俄国，但由于译文与原文不符而未造成冲突。在这里对此不多加以论述，我们将论述重点放在尼·加·斯帕法里使团来华。此次俄使来华是中俄外交史上礼仪冲突最严重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也主要是集中在国书、礼品的递交程式，觐见礼仪和国书的书写等方面，冲突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1675年尼古拉·斯帕法里使团来华的主要动因是，在此之前，清康熙帝两次致俄沙皇国书，欲以外交手段解决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争端和根忒木尔逃人等问题。此次使团来华礼仪冲突主要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使团进入我国国境以后到进京之前，第二个时期是使团在北京阶段。在外务衙门给斯帕法里的训令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外交礼仪方面的要求：觐见博格德汗时不得有其他国家的使臣、使者、信使在场；向清帝本人递交国书和礼品，致颂词及行使团之礼；不能向汗的近臣鞠躬，行使团之礼；要求在回执国书中写明俄大君主的全称；在递交完俄文国书后，呈交拉丁文和鞑靼文的国书等。③但是事实上的冲突要比俄国政府在训令中要求的要“丰富”的多。
进入中国境内至到嫩江之前，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清朝官员询问尼古拉有没有携带沙皇致康熙帝的国书，又是否携带了礼品，斯帕法里傲慢的拒绝了，只说是为了和平，为了保持睦邻友好而来；在嫩江时，受命前来迎接使团的清朝官员问及国书内容以确定国书中是否有不恰当的词语，还要求对沙皇献给清帝的礼物加以过目，也遭到了拒绝；在从嫩江出发至京城的路上，又因到了京城如何递交国书发生了多次争论。进京后的礼仪之争更为复杂：双方在国书、礼品的递交程式上，跪拜礼上，回复礼品问题上，回复国书的格式及接受国书的礼仪问题上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以说斯帕法里使团来华的生活都是在争论中度过的。经过多次争论与协商，在呈交国书和礼品的那天，斯帕法里在清朝首席阁老及其他重臣在场的情况下，将礼品和国书（三种文本）置于小桌上，先后呈递了上去。而此前尼古拉一直坚持的呈递方式是向清帝本人递交国书和礼品。在接下来正式觐见清帝时，在清朝官员为来使做过觐见礼示范后，尼古拉仍我行我素，按照自己方式行跪拜礼，“使者叩的很快，头也没有到地”，“唱礼的司仪看到使者叩头很快，也就赶快唱礼。”马上要见到清帝时，清朝官员要 ①②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第二册 第74号文件 北京 商务图书馆
史松，林铁军编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编年》第一卷 顺治朝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第二册 第182号文件 北京 商务图书馆 求斯帕法里走快些（此为趋礼），使者却说“不习惯跑路，只得慢慢地走去见汗”。在回复礼品问题上，斯帕法里拒绝在接受给沙皇的礼品时行跪拜礼，并表示“博格德汗赠送给使者本人的礼品，他很乐意按照他们的吩咐的办法去接受，可以行叩头礼，因为自己接受礼物是一回事，而以沙皇的名义接受礼物则是另一回事”。最后，清廷官员只好将礼物草草地交给了斯帕法里。由于此行斯帕法里对清廷礼仪的种种“冒犯”，清帝打算拒绝书面回复沙皇国书，斯帕法里知晓后为了完成出使任务，承诺遵从中国礼仪，故而清帝答应回复国书，虽然国书的内容会和以前的国书一样——根忒木尔逃人问题。但是后来又在回信款式上出现了分歧。在一系列的礼仪冲突后，清廷失去了耐心，便催促斯帕法里使团离开京城。这次俄使与清廷的礼仪之争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在1712年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部时，康熙帝还下令命他对俄国人言明：“从前尔国尼果赖到中国时，行止悖戾，我等断不若此。”①
这次中俄外交礼仪冲突，可以说是两国外交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究其原因，除了其他使团与清廷发生的礼仪之争的共同原因以外，此次礼仪之争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在接受国书的礼仪冲突上，“博格德汗命近臣查阅古书，看从前那些汗是否曾从使臣手里接受过国书。博格德汗很愿意那样做，只是他的近臣顽固坚持，不让他违反这项有害的惯例，因为周围各国
②的君主会说，这是由于害怕大君主才这样做的。”由此不难看出，清朝官吏的因循守旧，胆小怕事，从中阻挠也是礼仪冲突的原因之一。此外，这次的冲突之所以尤为激烈，与俄国来使尼古拉·斯帕法里的身份地位，工作经验也有很大的关系。俄国来使一般分为三个等级：信使，专使和特命全权大使。而斯帕法里为专使，较之以前的使团来说身份地位是较高的。在接受来华使命之前，斯帕法里在外务部门多年任职，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熟知欧洲国家的外交礼仪，而他却忽视了此次去访的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东方国家。俄国在致清廷的信件中也承认斯帕法里“因不谙贵大帝国之仪制，举止殊为粗鄙无礼，请勿见怪。”③在他的意识里认为自己理应受到最高的待遇，不行跪拜之礼，理应亲自将国书呈交与清帝。在这样的情况下，礼仪之争自然不可避免。
三、礼仪之争的缓和
斯帕法里使团来华是中俄外交史上礼仪冲突最严重的一次，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对彼此认识的加深，在双方的努力下，礼仪之争开始呈现出缓和的趋势。
1686年，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使团来华。在呈交国书方面，经过几番交涉，此届使团因循了上届使团的方法，清帝的近臣在斯帕法里递交国书的地方接受了俄国使臣的国书。在叩头礼方面未发生什么冲突。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中俄谈判过程当中，双方在礼品的递交程式、叩头礼、国书的书写等方面发生了冲突。俄方代表费奥多尔·戈洛文根据俄国政府的训令提出了以下要求：在国书中应写明皇帝的全衔，清帝在致沙皇的国书中不可用“天下主宰”“上对下”的口气；国书的递交程式按西方的外交惯例进行，由皇帝亲受等。然而对于这些要求，清廷谈判官员以“未奉谕旨”而拒绝载入条约。最终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1693年伊兹勃兰特·义杰斯使华，此次使团来华目的是通商贸易，这也是俄国使团一直以来的主要目的。俄使到达北京后就关于递交国书和礼品的程式问题以及叩头礼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争论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最后，义杰斯为了完成通商目的，在礼仪方面做出了让步，服从了清廷的安排，在觐见清帝时也行了三跪九叩之礼。鉴于以往中俄之间的种种礼仪冲突，清廷规定：“俄罗斯奏文，先令黑龙江将军开看，若有不合式之处，及自边地驳回； ①② 图理琛 《异域录》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第三册 第183号文件 574页 北京 商务图书馆 ③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1600页 验明合式，方令入奏。到京之日，令来使于午门前，跪奉置黄案上，行三跪九叩礼。”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边界问题暂时解决，双方的关系也相对缓和了一些。中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俄国商队频繁来华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然而同时也造成了俄国产品过剩甚至滞销的现象。由于清政府还需为来华俄使及商队的交通等提供支持，清廷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负担。两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的摩擦，也给当时清政府的京城制造了不稳定因素。为此，清理藩院要求俄国政府限制其商人来华或“于边界地方贸易”。综合上述种种原因，到了18世纪20年代末中俄两国出现了贸易危机，为此俄国政府于1719年派伊兹马洛夫使华。为了出使顺利，俄方在国书书写上做出了调整：称沙皇时只写了他洗礼时的②教名，称清帝为“陛下”而不作“殿下”，而且写了清帝的各种头衔称号。俄国政府还给列昂·伊兹马洛夫颁布了不同于以往的训令：不要为觐见的礼仪问题与中国人争执不休，如果清廷大臣提出要求，可将国书的副本交给他们，同时应要求中方复书中所写的称号不得有损③于沙皇的荣誉。在此次使团来华期间在外交礼仪方面，中方也做出了让步“康熙对迫使伊兹马洛夫在正式仪式中遵照中国礼仪一事表示歉意，在私人会见中，他完全免除了这套礼④仪”。伊兹马洛夫使团访华应算是清代中俄外交史上气氛“最融洽”的一次。使团在华期间，康熙帝接见伊兹马洛夫多达十二次之多，最后还赠与他一枚夜明珠，允许他按照欧洲的习惯亲吻清帝的手，清帝还和伊兹马洛夫行了欧洲的握手礼。这样的礼遇让伊兹马洛夫本人也承
⑤认：“在中国，只有和皇帝同级的人才能享受这种荣誉”。即使伊兹马洛夫使团带着类似于“在北京及各省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不合时宜”的要求来到清廷，但是双方在外交礼仪上并未发生大的冲突。
由于列昂·伊兹马洛夫没有完成通商使命，俄国政府以通告叶卡捷玲娜女皇登基为名又于1725年派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使团来华。在级别上，萨瓦使团是最高级的—特命全权大使，因此在礼仪上俄国政府给萨瓦的训令中要求在觐见清帝时，礼仪规格不得有任何低于伊兹马洛夫的地方，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应力求提高规格以增加自己的荣誉。国书方面仍和上届的一样，对女皇的称呼要无损于女皇的荣誉。在礼节问题上要“尽可能力争，但也要适可⑥而止”。此时清朝适值雍正皇帝执政，对萨瓦使团给予了“优待”。雍正帝亲自接受了国书，萨瓦也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礼品由清廷高官接收。但是在回复国书问题上双方仍然产生了冲突,清廷拒绝回复国书原因是“自古以来对任何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外国统治者的国书，都不予以答复”，如若回复则会出现“上谕”等字眼，望俄方再三考虑。经过多次磋商后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以后中俄双方的一切问题都由清廷的理藩院和俄国的枢密院互通信函来解决，国书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1712年至1715年图理琛使团借道俄国出使土尔扈特部，1729年和1733年清廷又先后派出了两个使团赴俄，使团遵循俄国方面的礼仪要求，因而并未产生什么礼仪冲突。相对于俄使来华而言，可以说清朝的使者更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
自1715年，俄国获准在北京建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开始，无论是以外交还是贸易为目的的使团都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传教团，两国的外交礼仪之争也至此告一段落。这一时期的礼仪冲突应以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俄国特命全权大使戈洛夫金来华为止。刚到库伦中俄双方就清帝赐宴问题就发生了冲突，清朝官员要求戈洛夫金叩谢皇帝赐宴，对着空香案行三跪九叩之礼，戈洛夫金断然拒绝，认为只有觐见皇帝本人时才可行此大礼。后来戈洛夫金为此做出了解释又要求派遣使臣至北京理藩院商讨此事，仍遭到了拒绝。①②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史》第二卷 741至742 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 第85页 ③ 班蒂什·卡面斯基：《中俄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107页 ④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第169页 ⑤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第169页 ⑥ 班蒂什·卡面斯基：《中俄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141页 在使团人数、文书格式及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清廷要求戈洛夫金在觐见清帝前必须预先演练跪拜礼，戈洛夫金并不同意，认为只可在见到皇帝本人时才可行跪拜礼。由于礼仪之争，戈洛夫金使团还没有到达北京就被逐出了国境。
这样，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中俄外交礼仪之争至此结束。礼仪之争作为中俄外交史上的特殊现象，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文化角度都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
四、礼仪之争原因探究
十七—十九世纪初，中俄两国的外交基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外交礼仪之争的核心基本上是保持各自的外交礼仪惯例，维护各自皇帝的尊严和国家地位。然而礼仪之争产生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如上文所述，其中有使节自身的原因，有清朝官员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冲突。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封建时期更是讲“礼”。“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①，最初的礼是由祭祀中产生的。在科学知识并不发达的古代，对于种种未知现象，人们的恐惧就化为了盲目崇拜，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对祖先，对自然事物的祭拜。这样的礼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封建制度初期就形成了超越祭拜界限的礼仪规定，礼的范围扩大了，在家庭里有长幼之礼，在社会中有尊卑之礼，在朝堂上有君臣之礼，总之“礼”充斥着整个封建社会。暂且不去关注封建时期“礼”的好与坏，“礼”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深扎根于封建社会中，这势必会对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但因循了以往的礼仪规定，而且同时编纂成书，使之有“章”可循，例如《大明集礼》，《大清会典》等。与此相比，俄国虽不是典型的欧洲国家，但礼仪文化是非常接近欧洲的。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外交礼仪之争并不单纯是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碰撞，更是整个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碰撞。礼仪之争之所以在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交往过程中体现的并不突出，是与其来华使者的身份，目的和使命是分不开的。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对中国礼仪文化的妥协也助长了中国执政者的天朝大国的心理。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朝结束，中国无论在国土大小，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水平都比周边国家要发达的多。这样，就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周边的国家不但向中国学习文化知识，在政治上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藩属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人心里国家之间就是有区别的“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上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②在没有和欧洲国家发生交往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几乎都是藩属关系。各朝各代的皇帝都把周边国家看做朝贡国。对于朝贡也有相关的礼仪规定，在《大清会典》中即有《朝贡·贡物》、《朝贡·赐予》、《朝贡·朝仪》、《朝贡·迎送》等③。然而，这只是封建国家帝王臣子的一己之见，在长期封闭的状态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和他自己一样，甚至在很多方面都超过自己的国家存在。中俄交往之初，清廷依然抱着这样的认识进行着两国的外交事宜。即使在后来认识到了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无法抛弃古已有之的藩属之礼。在此方面，清朝帝王臣子的顽固不化，不知变通也是礼仪之争不可忽略的因素。
在中俄外交礼仪的冲突中，俄国的政府和使者的外交方法有失恰当也是原因之一。古语有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④俄罗斯谚语中有“不要把自己的规矩带 ①② 许慎：《说解文字》第7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③ 王开玺：《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总第206期）④ 礼记正义：卷四十九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到别人家中”，欧洲也有谚语说：“在罗马行，如罗马人”，①这些都体现了一句老话—入乡随俗。在外交礼仪上，俄国政府和使者是在几乎完全无视了中国文化和礼仪的情况下开始的两国的交往的，因此在礼仪之争上俄国也是有责任的。
在此我们还要加以补充说明，我们并不认为根忒木尔逃人问题以及俄国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是引发两国礼仪之争的原因。这是两国交往中交涉的主要问题，两国也曾因这些问题有过争议，阻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但并不是引发礼仪之争的原因。
五、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中俄外交礼仪之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俄两国在长时间封闭后，忽然有了广泛而深入交往情况下历史文化的冲突。中俄外交礼仪之争产生的原因是双方面的，将其归咎于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正确的。明清时期的中俄外交礼仪之争一方面影响了两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外交礼仪的现代化。
虽然今日不同往昔，往日的隔绝状态已被当今的密切联系所取代，但是国家间的交往还是需要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取向，这既有助于文化交流，丰富本民族的文化，更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纵览古今，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民乐于冲突，乐于战争，他们需要的只是安宁和富足，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回望今日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必是以史为鉴，为了增进两国间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相互了解，创造更和谐的交往环境，为了两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而做出的努力。对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中俄两国的外交礼仪冲突的论述已有很多，但是作者还是乐于再一次尝试探索埋于历史深处的那些故事和耐人寻味的启示，希望对今天的生活有所裨益。
① 王开玺：《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总第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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