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繁荣与文化小革命_思想文化繁荣的体现

其他范文 时间:2020-02-27 06:47:49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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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革命与官方思维

白霖

公元前213年,始帝曾有过一次“焚书坑儒”举动。这对于思想以及文学界来说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始帝为何不惜祸乱以堵住悠悠众口呢?始帝在统一六国之后,自以为“功过三皇,德高五帝”,于是以皇帝自居,开辟新法,独断天下,但是先秦时期是中国“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繁荣时期,始帝能以武力统一疆土,却很难以武力防止儒生议政。然而焚书坑儒的导火索就在于文人广言朝政,始帝与宰相定下的新法,淳于越一把火点燃导火线,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之下,始帝才开启了这一场浩劫。

始帝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李斯的建议才决定焚书坑儒的,自然要带有始帝本身的狭隘气量。始帝自以为前无古人,所以厚今薄古,才对《尚书》、《诗经》当中对古王的歌颂产生反感,恰巧群儒皆以诗书为必读之典册,广议朝政,难免要威胁到始帝的统治,所以始帝才不惜以武力平定思想繁荣的局面。

始帝是否有必要焚书坑儒?在旁观者看来,始帝的这一场维护自身统治的做法得不偿失,但是始帝的举动是带有政治立场的,文学家与思想家的不顺从会使始帝帝王之路坎坷难行,所以在始帝所推行的法制之外,尽皆被废。这与后来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场想似,只不过汉朝没有通过武力去镇压,而是以权力来推举儒生使得人民放弃其他的思想,纵观中国类似的镇压事件,除了分数坑儒之外,类似汉代的尊儒之策、明末清初的立宪之说,但凡是与政权所不共存的文艺思想最终都难免屠戮。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秦汉时期的两次文化动荡,类似于一场“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小革命”,两次动荡所带来的结果类似,但是危害却大有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灾难了,但是十年*是突如其来的吗?这也要从政权与文艺的关系上来思考。

“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权代表性并不明显,有时人们并不能明智地选择某一个政权进行服从,难免带有立场。于是在文艺界的人也都有面临抉择的时候,文学本是以传承爱于善良为最终目的而存在的,但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抗战时期的文学都毫不吝惜的钻进了政权因素,大胆勇敢地选择立场。

先以1942年为例,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及共产党统治区域在文艺界也是明争暗斗,把视角放到共产统治区域的延安来看,“延安整风”无异于一场文化小革命,众所周知因文获罪的王实味被康生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47年被暗杀,这期间丁玲、艾青等相关作家也难遭罪责。但是在建国之后,文学还是难免于政权的绑架,首当其冲的人也大多是来自曾经与共产党作对的文学家,诸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以至于在1949年7月的首次文代会也没有邀请他们。

按照中国建国之后的时间轴来看类似的文艺思想批斗,又是一场奇怪的镇压,50年代初期的时候,以胡适与俞平伯为活靶子,对五四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进行打压批判,50年代中期展开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围剿,围剿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1956年“双百方针”正式提出,倡导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者要有地理思考的自由,有自由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这并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双百方针的提出一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对“反右运动”又开始了。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主席的一个美好理想,文艺思想的繁荣对社会的发展是好的,然而毛主席对于文艺思想的预期并非是偏离时代主题的。这就与始帝的焚书坑儒有相似点了。首先,百家争鸣本无恶意,但是百家争鸣的最终局面被政权所束缚。其次,两次百家争鸣的对象都在当代政权上,非是政权所代表的立场均受到打压。于是“反右运动”的开始无异于是一场大清扫,扫除反革命分子的嚣张言论,但是大清扫的范围画错之后,扣帽子现象层出不穷,这又是既“胡风反革命集团”围剿之后的又一次文艺思想界的“反右围剿”。如果说对沈从文、傅雷等左翼文坛中的作家被禁言算不上是围剿,那么“延安整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围剿”以及“反右运动”就可以算的上是“文化小革命”了,相对于后来绵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言,类似的小革命还相形见绌。

是否有人探讨过如此之多的文化革命出现的原因在哪里?

无论是那一个政权所代表的区域,都有一个官方思维。国民党为什么屠杀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以及思想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不容,所以国统区有武力镇压。官方思维的存在是必须的,但不是所有的规范都要按照官方思维来进行,并不是所有的思维都要政权来进行统一。

焚书坑儒的一大原因就是,始帝只承认法家思想,秉其为官方思维,所以在与法家思想有冲突的地方,始帝带有政治立场的进行大清扫。官方思维牵涉的区域扩大到社会科学以及文艺思想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有人曾经这么阐述过:“中国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是空前绝后的。”这句话很有道理。确实,在封建制到当代中国,再也没出现过思想大繁荣时期,即使在宋朝有过,也只是如家单脉的思想扩散,比起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无异于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说是绝后的,未来是否会出现呢?

百家争鸣是如何出现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于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在政治、经济、文化、个人等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是重要的。首先在政治上,先秦时期谁代表了政权?周天子已经是傀儡,各国鼎力,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思维,这也使得思想家能够自由扩散,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无名状态。其次在经济上,经济基础的繁荣是一切之根基,这也是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不可缺失的一个要素。其三在文化上,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为国家权力意识所束缚,可以自由发展,呈现一种“用则我留,不用则我去。”其四在个人因素上,学术思想的研究者能够独立思考,没有官方思维的拘束,并且学术思想者受到各统区的重视,即使不受待见,也是“不用则我去”。

从根本上来看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细究起来,无外乎一个官方思维。无论从哪一段思想动荡史来看,最终导致围剿局面的都是官方思维。

官方思维并不是不能存在的,他是政权的抽象概念,如果说政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利的代表者,那么官方思维就是这个国家统治者的统治思维。在政权意识上,官方思维是维持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官方思维不是操控软件,不能代替所有人民思考所有问题。

在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研究上,官方思维的强力参与利弊各半,如果想控制弊端的扩散,就需要官方思维的引导参与,而不是操控参与。换句话说,政治权威的地位,不适合架构在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研究上。官方思维的立足点越是准确,那么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之下的各个领域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单从文艺思想界来看,共名时代里的政权官方思维显而易见,且带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有时甚至越俎代庖。无名状态下的官方思维若隐若现,就好像是一座牢房,文艺思想在牢房内部跳舞。所以说想要达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繁荣,在官方思维存在的时代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官方思维不可能不参与,一旦参与,难免厚此薄彼。

回过头来看文化小革命,他的危害是不小的,但是相对于“焚书坑儒”以及“文化大革命”而言,文化小革命对于官方思维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官方思维参与过度之后最终的缓解局面,必定要是文化小革命,至于革命“小”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冲突的等级以及革命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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