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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析张思远
摘要：王蒙是中国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蝴蝶》更是其的代表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理论基础的人格结构理论，在《蝴蝶》主人公张思远的身上便有所体现。本文即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入手，深入解剖张思远的内心世界。展现其从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中，逐渐走向自我的过程。关键词：人格结构
本我自我超我矛盾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促进了文学艺术中意识流方法的形成和发展。而王蒙，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他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技巧，加入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运用了复线条的，甚至是放射性的结构原则，采用了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手法，全方位地表现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这其中，《蝴蝶》便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品。
《蝴蝶》从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开始写起，通过路途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展示了张思远的大半生，一个从张指导—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张思远内心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王蒙曾经说过：“探索人的精神奥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意识流，有多少个是靠钻研弗洛伊德，伯格森著作研究出来的”，可见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物心理的刻画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从《蝴蝶》中的张思远的心理变化中就可以探得一二。
在早期，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在晚期，他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人格学说，提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指的是原始的欲望，包括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超我指人格结构中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部分，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而自我则是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调和者，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因为超我与本我永远处在一个对立面，就需要通过自我的调节，促进个性的自我完善。从《蝴蝶》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张思远早前一直处在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当中。张思远的超我是信仰的超我，由于信仰，个体的自我被寄宿在信仰对象那里，个体放弃他的自我，或者说个体的自我相信那个托管者比他把个体管得更好，他直接地请求托管并且甘愿服从信仰对象的安排。小说中张思远把他的自我寄宿给了各种“主义”，没有了自我的调和，再加之当时“主义”出现的种种错误，致使张思远本我和超我的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就体现在了张思远和海云的关系上。
在张思远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死掉时，作为本我的张思远首先是检讨自己，“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然而很快“超我”的张思远站了出来，“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父性的光辉被张思远的超我压制了，他甚至还认为失去孩子的海云是“没有得到足够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海云被揪出来后，张思远并没有被保护配偶的本能欲望支配，而是站在了“超我”的角度上对海云进行了批判，终于使海云离开了张思远。
离婚时的张思云本我与超我再一次出现了矛盾，他对自己说“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然而“爱欲”作为本我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就此湮灭。王蒙随后用了一大段的象征手法展现了张思远内心的真实感受。海云，一片春天鲜嫩的绿叶，就这样飘落下来，没有一声叹息。纵然来年春天还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然而张思远永远也找不回那片绿叶，永远也找不回海云了。
尽管与海云离婚，但张思远内心的本我和超我并没有停止争执。在“物欲”本能下他害怕失去现在优越的物质条件，而理想的超我却在强调他是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为了进一步激化张思远的人格矛盾，冬冬便出现了。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超我是父亲形象与文化规范的符号内化，倾向于站在本我的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超我的形成发生在恋母情结的崩解时期，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内化认同，由于小男孩无法成功地维持母亲成为其恋爱的客体，对父亲可能对其的阉割报复或惩罚产生去势焦虑，进而转为认同父亲。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思远的儿子冬冬可以惩罚张思远的原因，冬冬与张思远的对立，不接受张思远的说教以及在心里对母亲海云的维护，不仅意味着他与父亲的心里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意味着冬冬永远无法认同张思远超我，在他的心灵深处永远不会承认张思远父权的存在。
在那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张思远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在与冬冬的相处过程中继续胶着着。他拥有超我的人格，“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同时他又戴着本我的枷锁，“冬冬是我的吗？”、“将来等他长大了，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他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冬冬打了他几个耳光，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了父亲，被打的张思远想到的却是要把“右派翻天”的儿子的问题和看管自己的革命群众谈一谈，提醒他们对于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冬冬），绝对不能手软！张思远人格中本我与超我的矛盾终于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此时，海云自杀了。
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而三者吵架的时候，人有时候会怀疑“这一个是不是我？”或者内心因为欲望和道德的冲突而痛苦不堪。在“山村”这一章节的开头，王蒙就用了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展示了张思远矛盾的内心，无法正确的认识自己，老张头和张书记是没有办法正常对话的。于是在这个山村，张思远也就是老张头开始了发现“自我”的征程。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它主要包括三个过程。首先是个体对自身生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的体重、身高、身材、容貌体像和性别方面的认识。下放的“赤条条”的张思远在登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背背篓子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看着飞驰而过的小汽车时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第二个过程是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包括对自己的能力、知识、情绪、气质、性格、理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张思远从与农民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他的受人尊敬是对他自己的，而不是对“市委书记”。他发现他自己“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但是他的“自我”还没有完全被发掘，他就复职并且高升了。老张头和张副部长还是没有办法友好的对话，所以他必须要再次回到乡村，完成寻找“自我”的最后一步——对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包括对自己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他人关系的认识和评价。
他暂时放下了“张副部长”的包袱，真真正正地开始了他的“下基层”。通过一路的所见所闻，与乡亲们的友好相处，尤其是与秋文的一番对话，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他就是打枣者，就是寻枣人，他要让幸福的枣落到老百姓的碗中。“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张思远离开了，现在的他与当初的老张头对话，没有什么不心安的。找到了“自我”的张思远也在发挥着“自我”的功能，自我激励功能和自我控制功能使他能够持之以恒的把自己的能量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中去，而自我的内省调节功能也能使他更好地处理与冬冬的关系，即使与冬冬发生了分歧，也不再是强行对冬冬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冲突——协调的矛盾运动当中。本我在于寻求自身的生存，是必要的原动力；超我在监督、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而自我既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又要接受超我的监督，以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与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因此想要单纯地以“存天理，灭人欲”式的“超我”生存发展是不可能，就好像那首《爱的寂寞》一样，“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参考文献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意识流”叙述——论王蒙的早期意识流创作》 李海霞 《南方文坛》2012年1月刊
《王蒙“意识流”观之重新记忆》 吴锡民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3期
《异域之花在中国盛开——论王蒙意识流小说创作》 李宝华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3卷第3期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与现代意识流文学》 赵元龄 袁魁昌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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