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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苏轼农村词的革新意义
内容摘要：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巨大贡献，无疑取决于苏词的开拓性和革新精神。农村词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扩大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等。对词的发展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苏轼
农村词
革新意义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散文兼美的文学大家，他作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的豪迈气象，是欧阳修等所倡导的诗*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表现了北宋文学最高成就。他是继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领袖。单就词这一方面而言，他的贡献尤其杰出。清人陈廷悼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其平生第一绝诣。”【①】这一评论为中肯之论，他的诗文创作虽然不挫于人，而他的词作更是冠绝一世。此所谓“绝诣”就是指苏轼的创作在词史上自成一家，他以自己独到的创作，一方面为词作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走出了一条“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创作坦途，另一方面也在词史上起到了开派的意义。
词之有东坡，犹诗之有李白。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伸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带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交际生活靠近。苏轼更是不断冲破“词为艳科”、“词必香软”的风格，对词作了空前开拓，写景咏物，咏史怀古，抒情言志，乃至谈禅说理，都标新立异。农村词就是苏轼在词的花圃里开垦出来的一片新土。他是宋代第一个有意识把词笔伸向农村的人。苏轼农村词大致有二十余首，这在风格多样，题材广泛的苏词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比例，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扩大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等。对词的发展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农村词是苏轼对词的题材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②】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轼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然。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一个分支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的种种束缚。把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他是第一个有意识把词笔伸向农村，创作了大量的农村词。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徐州填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是其最为人称道的农村词。
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刚任徐州太守的苏轼就因黄河决堤，水汇徐州城下，而“履屦策杖，亲督禁卒，筑堤捍之。” 【③】领导徐州军民抗洪抢险，可是刚战胜了洪灾，徐州又遭受了旱灾的袭击。这五首“浣溪沙”词，就是苏轼亲自到石潭为民祈雨，雨后谢神，丰收在望，民心欢悦，诗人即兴而作。
第一首描绘了一幅农村美丽宁静的画面：水中的鱼，天上的鸟，怡然自乐的采桑姑、黄童、白叟，不惊自去的麋鹿，不呼自来的猿猱，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第二首描写了农村妇女争睹使君风采和麦收后农村赛神宴饮的欢快场面。第三首写农民忙于煮茧及询问老农农作物生长的情况。第四首最为有名：枣花簌簌飘落，纺车机声轰隆，在赖洋洋的太阳下，困酣 1
乏力口渴难耐的太守，轻轻地叩门讨水喝。这是一幅多么和谐古朴的农村风情画啊！第五首叙述雨后日出的农村美景并以躬耕愿望作结。“使君元是此中人”，作者惊喜地发现自己本来就属于庄稼人。
这五首词概括了从近午到黄昏前往石潭道中的风土人情，勾勒了一幅绚烂多姿的长长画卷，点出了黄童、白叟、村姑、采桑女、卖瓜者等多种人物形象，可看出苏轼笔下的农村是带有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色彩的。苏轼农村词还描绘了江南水乡渔父的形象（《渔父》）。还在词中写到了其他水乡人物。“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瑞鹧鸪》）弄潮儿在惊涛骇浪里恣情嘻戏玩耍的形象呼之欲出。“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画堂春·寄子由》）柳絮飘飞，麦浪滚滚，水手摇舟快如梭，采菱姑娘歌声脆，这是多么美丽迷人的画面啊！“一叶舟轻，双浆惊鸿。”（《行香子·过七里濑》）水师船工划桨飞舟、劈波斩浪的身影清晰可见。
黄童、白叟、村姑、渔父、船工水手等他们是农村的主人，在苏轼以前，他们很少出现。在以描写宫廷教坊歌儿舞女为主要内容的词中的，把如此众多的农村人物及其生活写进词中，这无疑是苏轼农村词的独特贡献和价值之所在。
二、农村词是苏轼对词的思想内容革新的重要体现
在古人创作观念中，“诗言志”，诗歌可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词言情”，词只能用来抒写狭窄的男女感情。
词起源于燕乐，最初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燕乐”的“燕”字通“宴”，“燕乐”就是举行宴席时演奏或演唱的音乐。换句话说，大量的西域音乐传入中原，最终形成“燕乐”体系，其间是经过中原音乐家、文人特意选择的。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发生浓厚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娱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慢声细唱，莺娇燕柔。那么，在这些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让歌妓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样内容的歌曲呢？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谐调的，是大煞风景的。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妓们装出娇媚慵懒的情态，那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
宋人牢固树立起了“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二者泾渭分明，各司其职。如柳永写诗，就会去反映海滨盐民生活的艰辛劳苦，其诗作《盐民叹》的作风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新乐府诗相似。可是柳永的词则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的艳冶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别离苦思。李清照《乌江》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李清照的词则几乎是清一色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一类缠绵悱恻的吟唱。委婉言情已经成为宋词的固定文体特征。在文人词中，有时也偶有农村题材的作品，但那里的渔夫、浣女、莲娃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或浸透文人情趣的民间仕女。
宋词发展到苏轼时代，上述创作局面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苏轼变革歌词创作，“以诗为词”。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④】。在苏轼现存的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等题材，无所不包。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也都一一纳入笔下。农村词作为苏轼词作的重组成部分体现了他对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以及归隐田园的思想。
苏轼在徐州时期的词作《浣溪沙》，是他作为一州之长照例去石潭求雨，不久竟然得雨，他又照例去谢雨。在归途中，目睹农村中得雨后的欢乐景象后写下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当天雪还不大，旱象还没有解除，所以“醉中还须揽桓须”。到了“半夜银山上积苏”，第二天一早看到“涛江烟渚一时无”之后，沉重的心情才随着旱象的解除 2
而轻松起来，作者带着“瑞雪兆丰年”的喜悦心情，续写了后二首。当我们看到“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在忧虑着老百姓的生计。
通观全篇，以“麦未苏”始，以“麦千车”终，苏轼关注的是麦子能否丰收，人民能否吃饱。麦子不丰收，人民吃不饱，纵然舞腰轻若风柳，歌唇烂若樱珠，他也是看不入眼听不进耳了。而一旦他看到丰收在望，心情顿时就开朗起来。这对于深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影响的封建士大夫来说，特别是对于此时贬居黄州的苏轼来说，这种“但令人饱我愁无”的精神是何等伟大，何等感人至深！这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的精神是何其相似！
苏轼其他农村词中也经常表现出关心农民，企盼农民丰收的情怀。他有时还“尽日行桑野”（《南歌子》日出西山雨），“惭愧今年二麦丰”（《浣溪沙·徐州藏青阁园中》），亲到田间了解农民疾苦，关心农民收成。苏轼离徐州后，还回忆过“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在《好事近·黄州送君猷》里，苏轼写道“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对农民苦难生活表示了深切同情和关怀，这同历史上那些以劝农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苏轼自年轻还朝起用，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几经沉浮后，苏轼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他力求精神解脱，所以在他的词作中也有归隐田园的思想。
熙宁年间，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农村词《望江南》（春已老，春服几时成），词的上片“春服”、“舞雩”化用《论语》典故，已无意之中预示了苏轼以后生活的坎坷和不幸，泄露了他晚年遭贬而想归隐田园的天机。词的下片，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农村春耕生产的景象和生机勃勃的暮春景色，使人仿佛闻到了农村春天的泥土芳香。此时苏轼正当盛年，官运亨通，但他就如此痴迷于生机勃勃的农村美景了。但这时的他还并无归去之心。有《菩萨蛮》词为证“且漫歌归去，要须风雨时。”但农村的美景实在是太迷人了。元丰五年（1082年）贬居黄州的苏轼写了一首《西江月》，词前小序中说“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无限清新幽美的农村春景，竟使作者有“疑非尘世”之感，这里表明了苏轼对山光水色、田园美景的流连，已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农村的人民是如此淳朴真诚，农村的景物是如此清新幽美，这自然会引发贬居江湖的词人产生了了之心，萌生归去之意。《浣溪沙》（倾盖相看胜白头）中也说“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这都明确地表达了归隐田园的思想。
苏是对农村词的创作打破了 “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丰富了词的思想内容。
三、农村词是苏轼词风多样化的重要方面。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有 “诗庄词媚”的说法。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
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这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 3
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变歌者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即不能以“豪放”一词囊括，也不能用“婉约”一语标称。
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苟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蓠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物，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有“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蓠门，相排踏破倩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以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词中描写一群村姑出门观看官家谢神队伍 的心理神态。她们出门看热闹，总是要先打扮一下，但又害怕误了时间，词人用 “旋抹红妆”的词句描绘了她们此时的心理状态。村姑们还不好意思一个人挤在人 群中看热闹，只能“三三五五”地远远地站在家中的“棘篱门”前观看，即使如此，她们仍是感到很害羞，总是把同伴推到前面，自己站在后面，在相互推让之间，以 至于“踏破蓓罗裙”了。简洁的三句把村姑们的心理与神态勾画的淋漓尽致。苏轼词就是这样的，虽缠绵但少有哀怨，清新淡雅。又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之四上片：“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词人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农村质朴的风光，通过“落枣花’’、“响缫车”、“卖黄瓜”的特定景象，逼真地勾画出了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真实地传达出了久旱逢甘雨之后农村出现的欢快情景。
综上所述，苏轼农村词无论从题材拓展、思想内容、词风方面都体现了重要革新特点，并为后来词人如辛弃疾创作农村词开了先河。苏轼在词史上具有转变风气之功。南宋胡寅曾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适在其《词选》中也说“词至苏轼而一大变，他以前是《花间集》的权威时代，他以后，另成一个新时代。”毫无疑问，对促进宋词革新和风气转变，苏轼农村词功不可没。但在二十世纪苏词研究的近600篇文章中，研究其农村词的却寥寥无几，故写此文谈谈本人对苏轼农村词的看法。注释： ① 陈廷悼《白雨斋词话》 清代 ②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清代 ③施宿《苏轼年谱》宋代 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清代 ⑤王士祯《花草蒙拾》清代 参考文献：
[①]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②]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③] 唐圭璋
《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文所引苏轼词都以之为本。[④] 王水照
《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曾枣庄
《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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